中国人口政策重点转移:从人口数量控制到养老风险化解研究

当今中国人口政策的重点由控制人口数量转向化解养老风险、促进人口结构优化,是中国几十年人口数量控制目标实现之后人口发展战略的重大转移.它表现为四大重要特征:第一,中国人口政策具有现代性,适应新时代人口新常态;第二,中国化解人口养老风险政策的福利性、公正性;第三,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化解养老风险政策的多元性;第四,基于中国政府的公信力及实施社会支持政策的差异性,奖励对社会贡献较大的老年人口,激发公众对社会的奉献精神.然而实现积极老龄化政策、化解养老风险,有两个问题需要特别关注:一是基于老年人生理性素质退化的问题,实施适老居建设政策,方便老年人的社会参与,提高其积极性;二是克服老年人口自组织性较差的弱点,实施服务于老年人社会参与的组织建设政策,使老年人活动有组织保障、经济保障.总之,在新时代人口新常态的背景下,中国政府正将人口战略重心由人口数量控制转向养老风险的化解.这既是中国人口政策的与时俱进,又是有效人口政策的延续和发展,充分彰显了中国政府的公信力.     

我国的人口政策与社会保障 ——基于"三孩"政策背景下的探讨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老年人口数呈持续上升趋势,人口老龄化问题亟待解决.新中国的人口政策经历多次演变,从新中国成立初的"放任生"到"逐步限制生",再到渐进放开"二孩""三孩".计划生育政策虽然控制了人口的快速增长,但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人口老龄化进程."三孩"政策实施时面临着多重阻力,而社会保障从完善生育医疗保障政策,促进公平就业,差异化住房优惠,发展普惠托育服务,降低教育成本等方面能够提高政策的执行效果.应当承认,"三孩"政策的实施效果绝非仅通过社会保障制度就能保证,还需其他政策的配套支持,人口结构的改善也需要长期坚持.     

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战略重点

“三孩政策”标志着生育政策的进一步优化,它为中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提供了政策保障,在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两次生育政策转型和优化分析的基础上,从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战略、人口问题的再认识、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改变的视角分析中国生育政策优化的基础和内在动力。研究认为,优化生育政策不仅提升了人口出生率,缓解人口老龄化,减轻社会保障制度压力,而且将生育权回归家庭,是对家庭福利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体现; 为此,在充分发挥“三孩”新人口政策作用的同时,还要有相应的配套措施,将构建共享型社会保障制度、保障女性的生育权和劳动就业权、增加人力资本投资等一体考虑,有助于新的优化生育政策的有效实施。     

中国三孩政策下的低生育形势、人口政策困境与出路

以马克思主义“两种生产”理论为基础,借鉴相关理论,文章阐释了生育支持政策的理论内涵与基本特征,论证了生育支持政策的理论基础和内在逻辑;并结合当代中国人口、经济、社会及资源环境现实,分析了构建生育支持政策的实践基础。研究发现：（1）持续低生育率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经济社会现代化进程中存在的共同规律;（2）生育的本质是劳动,是社会总劳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对生育的直接和间接支持是由生育的本质所决定的;（3）制定生育支持政策要以马克思主义“两种生产”原理作为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4）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的构建和完善必须与中国的客观实际有机结合。最后,对构建生育支持政策体系进行了相关政策思考：一是从实际出发,逐步健全和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二是做好顶层设计,为生育支持政策提供制度和机制保障;三是高度重视生育支持政策与其他社会经济政策的合力;四是着力减轻个人和家庭的生育负担,降低生育的经济成本和非经济成本。

     

决策的困惑和人口均衡政策——中国未来人口发展问题的探讨

中国未来人口的发展表明，从一孩向二孩人口政策的过渡不仅仅是时间的问题，也是风险和利润怎样均衡的问题。根据中国的人口国情，运用人口经济学理论，本文提出了人口均衡政策的新观点。这一观点可以服务于中国现行的生育政策，同时它也为未来中国生育政策可能的变化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论基础     

人口老龄化、家庭消费结构与中国养老模式改革——基于微观数据对人口红利的探讨

对人口老龄化对中国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家庭消费结构的影响进行细致研究。根据修正后的AIDS模型对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对各类消费支出的影响加以量化分析,在利用CHALS数据对目前中国老年群体消费结构相关指标进行描述性统计的基础上,得出研究结论：中国目前的养老模式仍然以家庭养老为主,父母在子女成年后仍然对其有经济上的支助,财富在代际之间的转移不能形成有效的社会投资。如果不能建立更多的社会养老机构,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在我国进入严重老龄化阶段后,社会养老问题将成为我国抑制消费、阻挡投融资体系健康发展的巨大障碍。     

城市化进程中的汉口城市人口结构研究——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为中心的计量考察

以城市化与现代性为社会视角,运用大量原始数据,对民国汉口人口结构中的基础性内容如人口籍贯、年龄构成、性别比例、职业构成、教育水平五个方面,进行了详实的量化考察与实证性研究,得出结论:民国汉口人口结构不太合理甚至有些畸形。之所以如此,其主要原因是人口增长速度超过了经济发展速度,从而引发了大量的社会问题。民国汉口人口城市化与拉美过度型城市化有着较多的共同之处,值得进一步探讨。     

笔谈“和谐”：城市化进程中的和谐社会建设——和谐社会视野下的流动穆斯林城市管理研究

和谐社会建设是当代中国发展的一件大事,科技创新、人口流动以及现代化进程引发民族文化传统的更替都是和谐社会建设过程中需要注意的三个焦点。因此,我们特设置一组笔谈以引起学术界的关注。     

城市化进程中的社区人口计生工作研究——以苏州相城区为例

基于对苏州相城区的实地调研,探讨了城市化进程中新建社区的人口计生工作,认为：新时期城市社区人口计生工作应该包括宣传教育、技术服务、信息采集、群众活动组织和建立协会等方面,但面临着人手不够、流动人口工作难、政策执行难、封闭小区管理难等挑战,为此应建立与此相适应的政策、财政、人力和组织保障机制,重点改革流动人口、封闭式住宅小区等方面的管理和服务。     

你的生育权、生殖健康权由谁来保护——解读《人口与计划生育法》

2001年12月29日,国家主席江泽民签署63号主席令,公布了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25次会议上通过的我国首部《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于2002年9月1日施行。《人口与计划生     

外国人口生育激励政策及其经验借鉴——基于三类国家(地区)的比较分析CSSCI

为了规避低生育率陷阱,欧美发达国家主要实施了以改善家庭福利、劳动力就业等为主导的间接性激励政策,亚洲发达国家实行的是间接干预和直接干预并重的鼓励性生育政策,欠发达国家则是推行以直接干预为主导的生育激励政策。中国应根据国情认真吸纳和借鉴三类国家(地区)的激励生育政策的成功经验,完善以生育补贴和税收减免为核心的经济激励政策;优化妇幼保健医疗、幼托教育公共产品和服务;创新休假、女性就业等非物质的福利制度安排,打造生育友好型社会环境;准确把握生育激励干预时期、方式及其政策要点。     

城市化进程中的人口流动对兰州市民族关系的影响——以兰州市七里河区为例

以甘肃省兰州市为例,采取民族学实地调查法与参与观察法,总结归纳城市化进程中的兰州市民族关系现状及存在的问题;采取量化统计的方法,分析西北地区城市化进程中的人口流动情况,并进行了问卷调查及深度访谈。研究结果显示,兰州市流动人口的主体是农村青壮年人口;人口的流入以本区、邻近省份为主;流动人口在城市的活动主要以务工经商为主,多从事第二、第三产业。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进入城市,不仅对城市经济文化的发展产生影响,同时也使城市民族关系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建议政府根据流动人口的特点,有针对性地开展服务与管理,促进西部民族地区城市民族关系的和谐发展,维护城市社会稳定。     

城市化进程中的民族和谐新探——以湖南城市民族工作为例

中国在进入城市化高速发展阶段的进程中,随之而来各种社会问题不断出现。伴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城市中各民族和谐相处,共同进步,不管是在当地城市整体工作中,还是在民族工作中,对其社会稳定和可持续发展,都发挥了特殊的作用。然而在新的形势下,要进一步明确城市中民族工作的指导思想,大力推进城市民族工作的法制化进程;改进城市民族工作的工作方式,转变城市管理理念,强化城市民族工作中的服务意识;转变政府部门职能,充分发挥民族社区和民族社团在城市民族工作中的作用;建立完善的民族服务体系,切实解决城市少数民族的实际问题;建立和疏通少数民族权益诉求渠道,及时反映城市少数民族的意愿,才能把城市建设成为各民族共同发展的和谐家园。     

计划生育政策降低了中国居民消费率吗？ ——人口年龄结构、婚配竞争与居民消费的实证分析

基于2003—2013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对人口年龄结构、婚配竞争和居民消费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少儿抚养比与居民消费率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少儿抚养比每下降1%,居民消费率将降低0.419%;但老年抚养比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却不显著;由性别失衡引致的婚配竞争对居民消费率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这表明,计划生育政策的确对中国居民消费率产生了重要影响。另外,据估算,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后,未来五年内能够累计增加居民消费19 785.99亿元至27 363.57亿元,提升居民消费率0.63至1.04个百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