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情感财富动机对家族企业连锁董事网络结构的影响研究

聚焦家族企业在连锁董事网络中的嵌入结构特征及成因,对2008～2019年我国上市公司间连锁董事网络的分析发现：在以社会情感财富保存为主要决策参照点的“家族逻辑”影响下,家族企业出于维护家族控制等考量,倾向于建立更封闭的连锁董事网络结构,尤其对于股权制衡度高或两权背离率低的家族企业而言,其网络封闭程度更为明显。同时,与家族逻辑相对的“企业逻辑”则具有削弱家族企业网络封闭程度的影响;家族企业CEO早期教育和职业经历中的企业逻辑印记(MBA教育和金融从业背景),会显著削弱其企业所处网络结构的封闭程度。     

公司治理与企业社会责任披露——基于创业板的中小企业研究北大核心CSSCI

以创业板153家中小企业为研究样本,通过对企业年报、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和公司网站的内容分析构建了企业社会责任披露指数,探索我国中小企业公司治理与企业社会责任披露之间的关系,并且结合我国的中小企业的特点,在研究框架中引入了政治关联。实证结果显示:管理层持股对企业社会责任披露有负面影响;外资持股、董事长具有政治关联对企业社会责任披露有正面影响,并且董事长兼任总经理会加强董事长的政治关联对企业社会责任披露的影响;然而,公共持股、董事会独立性和董事会的政治关联强度对企业社会责任披露没有显著影响。最后,结合相关结论,提出促进中小企业加强社会责任披露的建议。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社会责任北大核心CSSCI

本文以2010—2017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如何影响企业社会责任。实证结果显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越高,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程度越高。经过内生性处理和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这一关系在内部控制水平较低和盈余波动性较大的企业更加显著,在国有企业、有政治关联和政府干预程度较高地区的非国有企业更加显著。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通过影响企业面临的系统性风险进而影响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程度。研究结论表明,面对外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时,一方面,企业可能会根据自身经营管理的风险,将社会责任履行作为应对风险的一种工具;另一方面,政府有动机引导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以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时更好实现政府目标。     

连锁董事与社会责任报告披露：基于组织间模仿视角

基于连锁董事的信息传递作用,从组织间模仿视角研究企业间的连锁董事关系对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自愿披露决策的影响,并进一步研究连锁董事在目标公司的董事类型以及目标公司与连锁公司之间的地域特征对连锁董事与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自愿披露关系的调节作用.利用2009年至2013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存在连锁董事关系的企业7 522对年度样本数据,通过Probit回归方法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自愿披露决策存在组织问模仿行为,即连锁公司之前的社会责任报告披露行为对目标公司之后的社会责任报告披露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当连锁董事在目标公司任职执行董事时或当目标公司和连锁公司属于同一地域时,这种正向影响更为显著,连锁董事对于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自愿披露决策有重要影响.     

连锁董事、区域企业间连锁董事网与区域经济发展——对上海和广东两地2001年上市公司的实证考察

本文描述了上海与广东企业 ,因连锁董事的企业间联系而构成的区域企业网络的形态。研究发现 ,上海企业镶嵌于一个具有整体的、广泛的企业连锁网络之中 ,而广东企业镶嵌于一个离散的、小型的企业连锁格局之中。结合西方关于企业间连锁董事网络形成的理论和本研究的实证结果 ,本文得出以下可能的推论:(1)从网络形成的角度讲 ,地区企业网络形态的形成和发展具有路径依赖的特征。具体的讲 ,上海企业连锁董事网的形成很大程度上镶嵌于广泛而紧密的社会、经济关系之中。而广东企业间离散的、小型的连锁格局很大程度上与其依据于市场的经济运作模式相关。由于广东的企业更多地依赖市场实现企业的相关战略 ,企业间的非经济关系诸如企业间的连锁董事网相对简单和缺省。 (2)从企业间的连锁董事网对企业行为及地区经济可能造成的影响讲 ,上海企业的经济行为和经济发展多多少少地受其特有的企业间连锁董事网形态的影响———其有可能促进企业成功应对环境的不确定性、有利于政府对企业以及企业间的协调与控制、以及有利于企业对资源的获取。但同时 ,广泛而紧密的企业间连锁也可能促进企业层面或管理者阶层的共谋 ,破环经济秩序与效率。虽然广东企业主要依赖发达的市场来获得快捷而足够的信息 ,其并不能完全替代企业?     

基于制度抗拒视角的新生代董事与企业社会责任绩效的研究北大核心CSSCI

基于新生代“自我”特质的两种不同表现,为了探求新生代董事对企业社会责任(CSR)产生的影响,从制度抗拒视角出发,提出新生代董事与公司CSR绩效之间关系的竞争性假设,据此探讨舆论压力和政治压力的调节作用。以我国2009~2017年全部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实证结果显示:公司的CSR绩效受到董事会成员代际结构差异的影响,即新生代董事(相比较非新生代)导致了公司较低的CSR绩效;同时,新生代董事对公司CSR绩效的抑制作用在舆论压力下更加显著。     

民营企业的社会责任、政治关联与债务融资——来自中国资本市场的经验证据

本文从民营企业社会责任战略性运用的角度,研究我国民营企业的政治关联、社会责任与债务融资之间的关系。对2008-2010年沪深两市A股民营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发现:我国民营企业中政治关联的确广泛存在,政治关联能给企业带来贷款、特别是长期贷款的融资便利,地方性政治关联与长期贷款的正向显著性比中央性政治关联更强;社会责任履行度越高越有助于民营企业获得贷款,并且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能够帮助企业建立政治联系。本研究为我国转轨经济时期民营企业寻求替代性机制来解决融资约束问题提供了实证证据。     

网络位置、独立董事治理与公司并购——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基于社会网络视角研究公司财务行为是公司财务研究发展的最新领域。本文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实证研究了我国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在董事网络中的网络位置对公司并购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的网络中心度越高,公司越容易发生并购行为,表明独立董事的网络联结有助于独立董事更好地为并购决策提供咨询建议服务;进一步研究发现,在正式制度环境越差的地区,独立董事的网络中心度与并购行为的正向关联越明显。本文还补充检验了独立董事网络位置对并购绩效的影响,发现独立董事的网络中心度与并购绩效显著正相关。本文的研究发现丰富了独立董事治理、公司并购和社会网络研究成果。     

连锁董事网络对企业代理成本的影响分析

从社会网络视角研究公司治理行为是近来的一个研究方向和趋势,而公司委托代理问题下的委托代理成本又是资本市场始终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本文将社会网络嵌入公司治理模型,从资源获取、网络寻租和社会监督三个方面分析了连锁董事网络对企业代理成本的影响,得出一个基本框架,为未来实证检验提供了方向和理论基础。     

连锁董事、财务绩效和公司价值

从企业和投资者两个视角分析连锁董事与财务绩效、公司价值之间的关系,采用最小二乘法进行实证检验。以1999年至2008年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构建纵列截面数据,分年度建立联通连锁董事网络,借鉴社会网络分析和图论理论,采用居中中心度和中介中心度测度连锁关系的数量,采用向量中心度测度连锁关系的质量。研究结果表明,连锁关系质量和数量的相关性低,涵盖的信息不同;连锁关系越多、越重要,上市公司后续3年的资产收益率越高,并且连锁关系的变动和资产收益率的变化呈动态一致性。用营业利润率代替资产收益率,实证结果也是稳健的。进一步研究还发现,连锁关系对上市公司的Tobin's Q值有正向影响,说明公司价值能有效地捕捉连锁关系带来的长期增长效应及其作为无形资产和实物期权的经济价值。     

风险资本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北大核心CSSCI

风险资本在支持创新创业和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但风险资本利益与企业长期发展目标并不完全一致。风险资本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会积极参与公司治理,监督和影响企业管理层行为决策。已有研究较多关注风险资本对并购决策、员工管理和代理成本等方面的影响,但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仍缺乏系统性的研究。基于逐名假说,从利益冲突的视角分析风险资本对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状况的影响,并从资本来源和声誉异质性的角度,深入分析不同特征风险资本的调节作用。为了验证影响机制,进一步分析公司治理的中介作用以及风险资本退出的经济后果。选取2010年至2016年中国创业板上市企业作为研究样本,结合和讯网公布的企业社会责任评分,使用OLS回归、调节效应检验和中介效应检验等方法,实证研究风险资本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在联系。研究结果表明,风险资本降低企业社会责任承担水平,而外资风险资本促进企业社会责任承担水平,高声誉的风险资本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负面影响更大。进一步的,风险资本主要抑制企业的股东责任和社会责任,并通过参与公司治理的方式影响企业社会责任;风险资本退出后,企业社会责任承担水平显著增加,除股东责任外,还提升企业在其他维度上的企业社会责任承担水平;良好的内部治理和外部治理环境能够降低风险资本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负面影响。通过处理效应模型、倾向匹配得分法以及重新测量研究变量等方法,在克服潜在内生性问题后,研究结果依然稳健。从社会责任角度考察风险资本对企业经营决策的影响,深入分析影响的动机和机制,支持风险资本逐名假说和利益冲突假说。从金融中介层面拓展了企业社会责任影响因素,补充了新兴市场国家企业社会责任研究的经验证据。实践意义上,研究结果有助于增强大众对风险资本作用的认知,为企业选择风险资本以及国家完善风险资本经营管理办法提供经验证据。     

政治关联、财务绩效与企业社会责任——来自中国化工行业上市公司的证据

以2007-2011年中国化工行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考察了政治关联、财务绩效和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将政治关联划分为代表委员类和政府官员类两种类型。研究发现,不同类别的政治关联方式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路径存在显著差异。具体表现为,高管的代表委员类政治关联正向作用于企业财务绩效,而财务绩效的提升会促使其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而且,在控制了财务绩效的影响后,代表委员类政治关联对企业社会责任仍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政治关联的级别越高,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越好。这说明财务绩效在两者之间起着部分中介作用;然而,政府官员类政治关联会降低企业的财务绩效。在控制了财务绩效的影响后,其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并不显著,表明了财务绩效在政府官员类政治关联和企业社会责任之间起着完全的中介作用。     

董事网络联结与公司对外捐赠

对外捐赠是公司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形式之一,其行为背后的动机与后果一直都是学术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热点话题。本文以2009—2016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立足于董事网络联结的视角,探究了公司对外捐赠行为背后的战略性考量。研究发现：(1)董事网络中心度与对外捐赠呈现替代关系而非互补关系,公司董事的网络中心度越高,公司对外捐赠越少;(2)董事网络中心度与对外捐赠的关系受到公司财务风险的影响,上述关系在财务风险较高的公司中表现更明显;(3)区分董事网络的类型,董事网络中心度对捐赠行为的抑制作用主要来源于公司的非独立董事。本文的发现拓展了董事网络联结所引发的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后果的研究,同时也为监管层和投资者理解和监督公司的对外捐赠行为提供了一定参考。     

连锁董事和股价同步性波动:基于网络视角的考察

在中国上市公司中普遍存在连锁董事的背景下,从公司透明度和趋同性两方面分析连锁董事对公司股价与市场波动之间的关系,采用实证方法进行检验,并进一步分析连锁董事对股价同步性波动的作用机制。以2003年至2010年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构建纵列截面数据,借鉴网络分析方法,采用居中中心度、中介中心度和向量中心度度量公司的连锁董事。实证结果表明,拥有连锁董事公司的股价同步性波动更高;在网络中镶嵌越紧密的公司,其股价波动和市场波动更一致。进一步研究还发现,在大公司和国有控制公司中,连锁董事通过降低公司透明度增加股价同步性波动;在小公司和非国有控制公司中,连锁董事通过增加公司间的趋同性增加股价同步性波动。研究结论对提高资本市场的效率有重要的政策意义。     

民营企业应承担的社会责任

本文认为，在着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背景下，特别是在当前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行动中，民营企业担负起作为“企业公民”应尽的社会责任尤其具有现实的必要性；民营企业应当履行自己的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伦理责任与慈善责任。     

基于连锁董事视角的税收规避行为传染效应研究

 已有企业避税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鲜有涉及对企业社会网络属性的探讨。作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任何企业都不能独立于其他企业单独存在。连锁董事的出现,在企业间建立了紧密的关系网络,还为企业私有信息传递构建了一条非公开渠道,从而促进相似行为在企业间传染。随着中国企业现代董事会制度的建立,特别是独立董事制度的引入,连锁董事在中国上市公司中成为普遍现象。因此,从连锁董事关系这一社会属性视角研究企业避税行为的传染效应具有重要意义。        在构建连锁董事关系的基础上,以2007年至2014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8 732条公司年度观测值为样本,将公司有效税率、账税差异和固定效应残差法计算的账税差异作为避税程度的测量指标,采用OLS回归模型对避税行为的传染效应进行实证检验。        研究结果表明,通过连锁董事传递的成熟避税经验可以降低目标公司的避税成本和管理者对避税决策不利后果的担忧,导致避税行为在企业网络间传染。在控制内生性问题和替代性解释后,结论依然稳健。进一步研究发现,避税行为在同一地区的连锁公司间更容易传染,即传染服从先内后外律。最后,与CFO相比,当连锁董事为目标公司CEO时更能促进避税行为传染。        以连锁董事为视角的研究可以将企业的社会属性纳入到避税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中,丰富避税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视角。构建了企业针对连锁董事信息传递的成本收益决策框架,完善了连锁董事传染效应的理论研究,对投资者和监管机构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董事网络、信息传递与债务融资成本

如何有效缓解借贷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对降低公司债务融资成本至关重要.在构建公司董事联结网络的基础上,从社会关系网络信息传递功能角度出发,分析董事网络影响债务融资成本的作用机理,进一步探讨在面临融资约束、代理成本以及两者交互作用下董事网络对债务融资成本影响的差异,采用社会网络分析、多元回归分析和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等方法,以2006年至201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总体上看,中国上市公司董事网络位置对债务融资成本的降低作用不显著;相比于非融资约束公司,存在融资约束时处于董事网络中心位置的公司债务融资成本降幅显著更大,说明信息不对称程度越高的公司更能从董事网络中获益;在融资约束和代理成本的相互制衡下,越处于董事网络中心位置的公司,其债务融资成本越低.董事网络的信息传递功能和治理效应在信息不对称公司的融资能力中扮演重要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