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能技术创新有助于降低能源消费吗?——“杰文斯悖论”的再检验

节能技术创新被视为提高能源效率和降低能源消费的重要途径.本文以电力要素为研究对象,在手工收集和整理2007年～2016年我国城市节电专利的基础上,采用空间杜宾模型研究了节电技术创新对我国城市电力消费的影响及传导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在全国和分地区层面,节电技术创新不仅促进了城市的总电力消费,也刺激了工业和生活电力消费;在全国和东部城市层面,节电技术创新均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在经过替换空间权重矩阵、改变节电技术衡量方法以及剔除省会或直辖市之后,估计结果依然稳健,说明在我国节能技术创新与能源消费之间存在着“杰文斯悖论”.进一步的机制检验认为,节能技术创新能通过影响产业结构和能源价格,有效降低地区的能源消费.因此,中国在应用和推广节能技术的过程中,可通过配套产业结构升级和能源价格市场化,破解“杰文斯悖论”.     

绿色增长下的导向性技术创新选择研究北大核心CSCDCSSCI

针对如何正确引导GHG排放的气候反馈经济损失下导向性技术创新,以实现长期的绿色增长这一问题,基于DICE模型,重构导向性技术创新不同的动力要素及其与气候变化之间的内生关系,建立了可体现绿色增长"均衡性"、"包容性"和"可持续性"的非线性最优控制模型.数值仿真结果显示:气候反馈经济损失不容小觑;偏于生产的绿色技术创新导向下社会生产力强劲但存在气候环境恶化风险,偏于减排的绿色技术创新导向下气候反馈经济损失小但存在增长动力匮乏风险,二者虽均可实现长期的绿色增长,但中性的绿色技术创新导向会更稳妥;偏于生产的绿色技术创新导向下人均消费变化率在短期内会显著提升.     

能源消费比例与人均产出增长率的关系——基于中国30省市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本文在Solow模型的基础上,将能源作为新的变量引入CD生产函数,研究能源消费比例对人均产出增长率的单向作用,然后在此基础上利用2000年到2009年十年间30个省市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最后针对如何处理好两者的关系给出政策建议。     

环境分权、地方政府竞争对绿色技术创新影响的“本地—邻地”效应

随着绿色发展成为五大发展理念之一,各地政府推进绿色技术创新成为降低环境污染和提高增长质量的主要途径。为了考察地方政府环境分权和竞争对绿色技术创新影响的“本地—邻地”效应,本文利用非期望产出EBM模型测度绿色技术创新程度,并将绿色技术创新指数引入动态空间杜宾模型。最后,结合2003-2017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路径依赖、空间集聚以及邻近地区的策略竞争效应;(2)环境分权对本地和邻地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呈“U型”变动特征,且现阶段并未跨越分权驱动创新的临界点;(3)环境分权与地方政府竞争的交互效应整体为负,环境行政分权、环境监察分权和环境监测分权等不同类型环境分权采取的策略并不相同;(4)区域环境分权产生的绿色技术创新激励效应存在异质性,中西部地区环境分权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激励效果更强。     

山东省金融效率、溢出效应与外商直接投资——基于空间动态面板Durbin模型的研究北大核心CSSCI

本文在测算山东省17地市金融效率的基础上,采用空间动态面板杜宾模型(spatial dynamical penal Durbin model),探讨金融效率对吸收FDI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山东省各市2001-2016年间FDI的分布存在空间相关性和路径依赖性;短期内金融效率对FDI的流入在区域内具有抑制作用,但是在区域间产生空间促进效应,且这种效应在长期内得到了加强。FDI流入的表现方式为"主动型"而非"牵拉型"。无论短期和长期,人均工资对FDI流入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且长期内人均工资对FDI流入存在区域间竞争效应,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中国的"人口红利"在某些省份还依然存在。第二产业占比对FDI的流入在长、短期内都产生促进作用,发展第二产业在一定时期内依然是吸引FDI的有效手段。     

卖空机制是否降低了股价高估?——基于投资者异质信念的视角北大核心CSCDCSSCI

从异质信念的视角出发,以我国融券标的股票为研究样本,实证研究了股票卖空机制对股价高估的影响.研究发现:首先,卖空机制可以通过反映投资者的悲观情绪或负面信息降低股价高估;其次,卖空机制对股价高估的影响随着卖空机制的逐步深入逐步加深;最后,卖空者不仅会对市场上的公开信息进行加工处理,而且会通过挖掘公司的私有信息进行交易,这都有利于信息更好的融入股价.进一步研究表明卖空量越大,投资者越能够通过卖空反映其悲观情绪或负面信息降低股价高估;卖空者能够识别出高估的股票且具有私有信息.本文的研究为国内外关于卖空机制是否提高股票市场定价效率的争论提供了新的直接证据.同时,本文关于卖空者信息来源的结论也统一了前人在这两个问题上的争论.     

技术进步能提高能源效率吗?——基于中国工业部门的实证检验

由于技术进步对能源消费存在的回报效应,使得衡量技术进步对能源效率的影响变得复杂。本文以35个工业行业为样本,用非参数的DEA-Malmquist生产率方法分解广义技术进步为科技进步、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3个部分,然后采用面板技术估算了这3个部分对能源效率的作用。结果表明,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与规模效率的乘积)是工业部门能源效率提高的主要原因,科技进步的贡献相对低些,但随着时间推移,科技进步的作用逐渐增强,技术效率的作用慢慢减弱。     

预防性监管能够抑制股价崩盘风险吗?——基于交易所年报问询函的研究北大核心CSCDCSSCI

中国共产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健全金融监管体系.现有关于金融市场监管的实证研究几乎都关注于事发后的处罚.然而,从防范风险的视角来看,预防性监管应扮演重要角色.近年来,沪深交易所针对上市企业年报中可能存在的风险苗头,向上市公司及时发送问询函,这是预防性监管的体现.为此,以交易所年报问询函作为实验环境,分析预防性监管是否能有效降低金融市场风险.研究发现,交易所年报问询函的确能够降低公司股价崩盘风险,而且,这种影响在信息透明度较低公司中更为明显.研究为完善投资者利益保护机制、维护金融市场稳定提供了新的监管思路.     

沪港通交易制度能提升中国股票市场稳定性吗?——基于复杂网络的视角北大核心CSCDCSSCI

沪港通交易制度的顺利开通,拓宽了两地投资者的投资渠道,推动了我国境内资本市场与国际资本市场接轨,对中国A股市场稳定性有重要影响.本文以复杂网络理论为基础,基于最小生成树算法构建了沪股通市场、港股通市场和沪港通市场关联网络,仿真模拟研究不同市场网络在沪港通试点和正式开通前后四个阶段的抗攻击情况,进而探究我国股票市场的稳定性.研究表明:随着政策的不断发展,沪股通和港股通市场网络在保持局部聚集性的同时不断融合;沪股通市场网络具有较强的聚集性,而港股通市场网络相对分散;面对随意攻击不同市场均可保持较好的鲁棒性,而面对恶意攻击则呈现一定的脆弱性;沪港通政策正式开通后,两市网络的不断融合提高了股票市场的稳定性.研究结论为我国股票市场稳定性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同时也为监管者制定监管政策和上市公司维护股价稳定,提供了新的启示.     

互惠性偏好、隐性知识转化与技术创新能力的相关性研究——基于研发型团队的数据检验北大核心CSSCI

知识转化是知识管理的重要形式,隐性知识是知识的主体内容,因此,隐性知识转化是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形成的重要源泉。随着行为经济学的兴起,互惠性偏好对"经济人"假设提出了有力的挑战,极大地促进了互惠性企业文化建设的发展。互惠性的管理策略有效地促进了隐性知识转化的实现,从而大幅度提高了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经验性的研究揭示了互惠性管理策略的微观传导机理,从而为我国企业加强互惠性企业文化建设、促进隐性知识转移、进而提高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提供了现实性的理论借鉴。     

中国证券市场“效率悖论”求解——兼论MM定理和中国股市总市值的修正

基于一个国企改制模型 ,本文探讨了“同股不同权”的改制思路影响一、二级市场流通股价的内在机理;采用全新的不可能四边形研究了这一核心的制度安排在效率兼顾上的两难处境 ,同时也就很好地回答了“效率悖论”。在揭示了“同股不同权”的三层含义以及彼此之间的联系之后 ,本文对“投资者悖论”作了阐释 ,并对“管理层悖论”和政府主导的制度变迁路径作了合理的分析。本文还重新表述了适合我国实际的MM定理;最后指出了我国股市总市值方法论上的缺陷和修正办法 ,并根据修正后的结果客观地评价了我国股市发展规模情况。     

技术创新能力与“一带一路”出口贸易:市场拓展能力和企业年龄的影响北大核心CSSCI

技术创新能力和市场拓展能力作为企业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我国企业“一带一路”出口贸易具有重要影响。为扩大国际市场,现有研究主要关注于技术创新能力对企业出口贸易的正向影响,但是面临“一带一路”国际市场环境的不确定性,除了技术创新能力之外,市场拓展能力也具有重要作用。在此基础上,本研究不仅分析了技术创新能力对我国企业“一带一路”出口贸易的影响,而且分析了市场拓展能力对两者关系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技术创新能力的增加有利于提高企业“一带一路”出口贸易,但是过强的技术创新能力反而会降低企业的“一带一路”出口贸易,同时市场拓展能力会导致两者间倒U型关系更平缓。最后,企业年龄会提高企业“一带一路”出口贸易水平。     

汇率政策、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从“三元悖论”看中国宏观经济政策间的冲突与协调

随着世界范围内的金融危机不断发生,国际资本流动性的日益增强和世界资本市场愈加趋于不稳定,一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将经受极大的挑战。我国现行汇率制度被称为"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其中有汇率浮动的机制,因此不存在稳定的汇率预期。因此,中国政府在经济决策方面必须就内部经济均衡和外部经济均衡何者优先的问题做出选择,对货币当局而言,必须对人民币对内币值稳定和对外币值的稳定何者优先予以明确规定。     

“共生”关系下的控制权防御机制设计——以“万科与宝能系之争”为例北大核心CSCDCSSCI

搭建了公司控制权防御机制设计的理论框架,并以万科抵御宝能敌意收购事件为例对理论框架进行了验证.研究结果表明:1)在"共生"关系下,公司特质和收购路径特征分别决定了事前(预防型)和事中(主动型)控制权防御机制的设计; 2)为了缓解控制权防御机制过度保护管理层的现象,设计维系"共生"关系的制衡机制必不可少; 3)控制权防御机制设计受制度环境的制约,并随着制度环境、公司特质和收购路径的变化动态演进.突破了既有的公司控制权防御机制研究的分析框架,能为我国上市公司设计控制权防御机制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     

中国高技术产业“高产出、低效益”的症结与对策研究——基于技术创新效率角度的探索

应用强化的Russell效率测度模型与单因素效率测度模型,对依赖密集技术创新投资为发展基础的中国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活动的过程绩效进行了测度,从技术创新效率角度探究其"高产出、低效益"不良发展态势的症结及对策。测度结果显示,中国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活动的整体相对效率水平不佳,且逐年降低;整体规模收益不理想,处于相对最优生产规模状态的产业不到1/3;多数生产状态相对无效的高技术产业在技术引进经费上投入冗余相对严重,而在新产品销售和专利产出上又存在较大的相对潜在产出不足。针对此症结,完善科技资源的配置方式、加强引进技术的吸收和消化力度、增强自主创新的能力,以提高或保持增加值率,是中国高技术产业从本质上摆脱"高产出、低效益"不良态势值得选择的发展路径。     

中国制造业国家价值链存在“微笑曲线”吗?——基于供给与需求双重视角北大核心CSSCI

本文利用2002年、2007年和2012年中国投入产出表从产出供给和投入需求的双重视角度量了中国制造业国家价值链上所处的位置,考察了中国制造业国家价值链是否存在位置与增值能力之间的"微笑曲线"关系。研究发现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知识技术密集型三类行业的产出"上游化"和投入"下游化"趋势明显。中国制造业行业层面在产出供给链和投入需求链都存在位置与增值能力之间的"微笑曲线"关系。产出供给视角的"微笑曲线"在2002-2012年间有平坦化趋势,投入需求视角的"微笑曲线"则呈现右移和下移特征。"微笑曲线"演进特征表明单纯依靠改变价值链上所处的位置不足以实现中国制造业的升级与增值能力的提高。     

“抢人大战”会推高城市房价吗?——基于“人才新政”的政策效应检验

当前众多城市将人才列入影响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性议题,纷纷制定并出台“人才新政”,而土地财政依赖下地方政府对房地产行业的扶持,普遍被视为此次政策扩散的重要动因。文章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方法估计政策效应,实证考察“人才新政”对城市住房价格的影响。研究发现,“人才新政”对全国城市住房价格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不同层级城市住房价格的政策响应具有异质性。     

服务创新靠“领导”,还是靠“制度”?服务型领导和服务导向人力资源管理制度对员工服务创新的影响北大核心CSSCI

随着服务业快速发展并在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服务创新逐渐成为一个热点课题。不同于以往在产业、行业等宏、中观层面的分析,本研究基于微观视角,旨在考察一线员工服务创新的影响因素和作用机理。基于AMO理论,本文指出"领导"(服务型领导)和"制度"(服务导向人力资源管理制度)因素均会通过提升员工的服务创新能力、动机和机会进而提升其服务创新水平。以某商业银行的378名客户经理为研究对象,结果发现:服务导向人力资源管理制度会通过提升员工服务创新能力、动机和机会这三条路径而影响服务创新;服务型领导只会通过提升服务创新动机和机会而影响服务创新。进一步地,服务导向人力资源管理与服务型领导会协同影响员工的服务创新能力、动机和机会,进而提升其服务创新水平。本研究从微观角度揭示了有助于提升一线员工服务创新的"领导"因素和"制度"因素及其作用路径,对企业的服务创新管理有一定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