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宜业与生态宜居耦合协调的动态演进分析

建设宜业宜居乡村是乡村振兴的重要目标.为此,构建乡村宜业与生态宜居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空间马尔科夫模型探究了中国乡村宜业与生态宜居的耦合协调动态演进规律.结果 发现:中国乡村宜业水平呈上升趋势,生态宜居下降幅度较小,二者协调度呈"东部高,西南低"的分布特征,且大部分省(市、区)的耦合协调度尚处于失调衰退阶段;从空间动态演进来看,乡村宜业与宜居耦合协调度存在空间关联性,维持自身和邻域乡村宜业与宜居耦合协调度稳定的地区数量占大多数,协调提升区和失调衰退区存在"俱乐部趋同"现象.     

没有“宜业”,何来“宜居”?——成都建设宜居生活城市探析

一个"宜居"的城市应该先"宜业",一个"宜业"的城市,一定是一个繁荣、充满活力的城市,是一个能够让更多人生活得更好的城市,这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宜居城市"。论文基于"宜居"、"宜业"的关系,从"业"字入手,以"产业""就业""创业"为切入点,分析成都市"宜业"水平现状和未来关注点,并针对性地提出提升成都"宜业"水平的对策建议。     

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乡村振兴水平测度及影响因素分析

[提要]乡村振兴战略是西部大开发地区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途径,准确测度乡村振兴水平,对于西部地区实现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因此从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5个维度构建西部地区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对西部地区12省（区）市2011-2018年乡村振兴各子系统水平及综合水平进行测度,并借助灰色关联度模型对影响乡村振兴水平的外部驱动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1）乡村振兴各子系统水平在12省（区）市间的差异较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水平最低的省市依次为青海、贵州、西藏、四川和甘肃,因此各省（区）市应找准自己的发展短板,破解发展难题。（2）研究期内,各省（区）市乡村振兴综合水平呈稳定上升态势,但整体上偏低,并且存在显著的空间差异,内蒙古和新疆乡村振兴综合水平最高,云南、西藏、青海和贵州乡村振兴综合水平最低。（3）乡村振兴各驱动因素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其驱动因素的作用程度（即关联度）按交通基础设施水平、地区产业结构、农村固定资产投资、经济发展水平、金融发展水平、农村财政支出依次递减。     

我国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综合评价研究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必然要求，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必然要求，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科学评价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成效对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依据乡村振兴战略总要求，从“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五个维度构建包含21个基础指标的省域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TOPSIS法以及莫兰指数对我国31个省份乡村振兴发展水平以及变化趋势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我国乡村振兴总体水平呈增长态势，尤以2018年后的上升幅度最明显。但目前乡村振兴的水平仍然较低，且乡风文明和治理有效两个子系统的综合得分有所下降，甚至退步明显，其发展落后于平均水平的省份最多，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薄弱环节。当前产业兴旺系统相较于其他子系统发展最为缓慢，生态宜居和生活富裕系统的地区差异最为明显，东部地区发展较好而西部地区发展欠佳。全局和局部莫兰指数表明，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具有空间聚集特征，乡村振兴水平得分较高(低)的省份在地理位置上较为接近，区域差异明显，整体上呈现“东高西低”的分布特征，但该空间格局尚不稳定，区域差异随着时间的推移正在不断缩小。为此，本研究...     

制度约束、行为变迁与乡村人居环境演化

从制度约束和行为变迁的视角出发,构建一个乡村人居环境演变的理论框架,即从外部和内部两个维度来考察乡村人居环境演变。外部维度是指国家制度约束,乡村人居环境建设是在国家制度主导下发展的;而内部维度就是农户空间行为,即乡村人居环境建设的内生变量,包括农户的居住、就业、消费和交往等空间行为。乡村人居环境正是在国家制度主导和空间行为双重因素的作用下发展的。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乡村人居环境演变进行了总结和反思,认为不同的制度安排背景下,农户空间行为特征、乡村人居环境演变动力及其效应存在较大差异;乡村人居环境建设过程的空间问题一直无法实现预期目标,需要我们给予反思和调整。     

安徽省经济福利水平测度及动态演变分析

基于安徽省2007—2017年统计数据,构建经济福利指标,采用熵值法进行测度及动态分析,结果表明:安徽省经济福利水平呈增长态势,生活福利维度对经济福利支撑较强,但收入维度指标与经济福利增长走势相背离,其中教育、就业对生活福利贡献较小,城镇居民居住条件有待改善。要实现安徽省经济福利水平的提高,可从提高居民收入、稳定就业、推进教育和改善城镇居民居住条件等方面着手。     

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如何赋能乡村振兴

基于2003—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考察了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对乡村振兴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可以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且全国市场统一度每增加1单位,乡村振兴指数大约增加0.7423个单位;相较于中西部地区,这种助力作用在东部地区更加显著。乡村振兴分项检验结果显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可以有效促进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和生活富裕,且对产业兴旺和生活富裕的促进作用最为突出,但对治理有效的影响尚未显现。机制分析发现,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可以通过推动科技创新和农村创业促进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背景下安徽省乡村人居环境质量评价及比较分析

乡村人居环境水平的提升有利于增进人民福祉、推进城乡统筹发展,是乡村振兴背景下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文章通过构建生产环境、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3个维度下的乡村人居环境质量评价指标体系,以熵权法对2010—2020年安徽省乡村人居环境质量及其空间分布格局进行评价、分析和比较。2010—2020年安徽省乡村人居环境质量指数逐年增长,人居环境协调指数2015年以前波动较大,后期呈缓慢增长态势。不同区域乡村人居环境质量差异较大,2020年安徽省乡村人居环境质量呈现由中部、东南到西北递减的趋势,其中生产环境质量与人居环境质量的总体空间分布基本一致,生活环境质量呈现由省会向南北发散的下降趋势,生态环境质量呈现由南向北逐步递减的格局。文章在充分考虑生产、生活、生态环境协调耦合的基础上,探索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人居环境差异化建设与优化路径,推动安徽省乡村人居环境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论乡村振兴战略下生态宜居的环境法治保障

乡村振兴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战略,而生态宜居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将乡村振兴政策纳入法治轨道,需要采用规范分析法阐述生态宜居。从法学角度来说,生态宜居是指在农村居住的人享有的在不被污染和破坏的环境中居住,并享受利用优美环境的权利。在环境法治实施中,生态宜居应当被归为生态利益,纳入法律关系客体的范畴;应当以环境人格权为理论基础,在环境人格法律化过程中明确其主体、内容;通过扩大民法基本原则内涵、具体民事制度的“生态化”等方法来实现。     

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动态影响研究——基于系统GMM及门槛效应的检验

当前,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十四五”规划进入全面实施,数字普惠金融助力乡村振兴正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为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作用及影响,文章首先从理论方面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影响乡村振兴水平的作用机制,以此为基础开展实证研究,随后运用熵权TOPSIS法测度2011—2018年中国大陆31个省(市、自治区)的乡村振兴水平,测度结果表示我国各省份乡村振兴总体水平提升较慢,就2018年各地区乡村振兴水平而言,中部地区稍高于西部地区、东部地区显著高于西部地区,说明相较于东部和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乡村振兴水平偏低,且乡村振兴水平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在此基础上,采用系统GMM方法定量研究数字普惠金融与地区乡村振兴水平之间的作用关系,量化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乡村振兴以及乡村振兴指标不同维度的影响。为验证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之间是否是简单的线性关系,文章运用门槛模型进一步展开实证研究。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乡村振兴水平有正向促进作用,这一促进作用主要通过数字普惠金融对乡风文明、产业兴旺、生活富裕和生态宜居这四个方面的显著正向影响实现;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发展水平两者之间并非简单的...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以高质量发展推进农村共同富裕:重要性、 障碍及实现路径

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和推动共同富裕建设的关键期，也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期。高质量发展对促进农村现代化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新时代以来，在党中央的带领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下，中国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尤其是相对贫困地区农村居民的生活状况得到极大改善，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但是农村生产、生活、生态等方面的现代化发展水平仍不足，主要体现在：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战略衔接不畅；农村农业生产率偏低且科技含量不高；农村产业发展要素欠缺，高质产业结构未能形成；乡村发展支撑要素的保障力不强；宜居宜业和美环境的构建短板突出等方面。新发展阶段，实现农村共同富裕需要做到：在明确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农村共同富裕的基本原则基础上，着力于改革身份证制度；提升农业自动化和农村现代化的实现水平；建立高质高效的产业体系，促进农村三产融合发展；持续深化以转变政府职能为引导的农村综合性改革；加强完善乡村公共服务和治理体系等。     

数字乡村建设与城乡收入差距：一个U型关系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是实现共同富裕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基于偏向型技术进步理论,对数字乡村建设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进行理论分析,利用县域数字乡村发展指数与县域经济统计数据实证检验数字乡村建设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基准回归结果显示,数字乡村建设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呈现出先缩小后扩大的U型效应,这一结果经过内生性及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从各维度看,数字基础设施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处于扩大阶段,而乡村经济数字化、乡村治理数字化及乡村生活数字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处于缩小阶段。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乡村建设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地区差异,对东部和中部地区影响显著,对西部地区影响不显著;在粮食主产区与非主产区均呈U型影响效应。机制研究显示,技能溢价是阻碍数字乡村建设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为更好发挥数字乡村建设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需进一步保障数字乡村发展质量,提高农村居民数字技能水平,促进资源在区域间的合理配置。     

以绿色发展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目标任务、基本依循与路径优化

推动绿色发展是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必由之路。新发展阶段,以绿色发展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的目标任务是推动农业农村绿色转型升级,旨在构建农村绿色产业体系,打造乡村绿色和美环境,传承民间优秀绿色文化,构建生态共治格局,突出生态富民效益。以绿色发展促进乡村全面振兴要依循全面性、持续性、共生性和有序性基本原则,妥善处理好全局与局部、长远与当前、人类与自然、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探索以绿色发展促进乡村振兴的有效路径:制度设置层面应健全党领导农村工作体制机制,创新构建绿色政策体系;具体实践层面应全面准确地贯彻绿色发展理念,创新运用绿色技术,营造绿色生产生活环境。最终助力农业农村现代化,促进农业发展高质高效、农村环境宜居宜业、农民生活富裕富足。     

环巢湖地区乡村人居环境村民满意度评价及提升策略

对环巢湖地区乡村人居环境村民满意度进行综合评价,根据得分结果构建评价等级区间。结果表明：环巢湖地区乡村人居环境满意度一般;村民满意度关键制约因素主要为建筑面积、建筑结构、住房年代、养殖环境与粪便处理、给排水设施、公厕数量与质量、子女上学、人均收入和购物方便程度等指标。建议通过以下策略提升环巢湖地区乡村人居环境村民满意度：发展特色产业,提升乡村生产环境;改善居住条件,提升乡村生活环境;推进乡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提升乡村人居环境;加强村庄治理宣传,提高村民参与性。     

阳春红色村庄擘画乡村振兴新图景

<正>阳春以山水之美著称,田野乡间,处处皆风景。近年来,阳春市力促农业高质高效、农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乡村振兴工作扎实有效推进,取得了良好成效。其中,红色村庄的振兴发展尤其令人瞩目。作为广南地区的“小延安”,阳春有不少红色村庄,每条村都各有特点,独具魅力。在乡村振兴的大潮中,阳春各地老区村以建设红色村为契机,在讲好红色革命故事的基础上,全力抓好乡村人居环境整治,重点围绕红色旅游、农业休闲观光,打造一批富民兴村产业,有效地推动了乡村振兴发展。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培育壮大返乡入乡创新创业群体的路径选择与政策支持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让农民就地过上现代化生活,实现上述战略目标,各类返乡入乡创新创业群体是带动乡村发展的主力军和生力军。返乡入乡创新创业群体在农村产业、农业科技、环境整治、乡村治理等方面的“嵌入”,彰显了返乡入乡创新创业者的自我价值,实现了乡村振兴的战略价值,盘活了农村集体资产的市场价值,优化了乡村治理的政治价值。培育壮大返乡入乡创新创业群体的路径包括：利用乡村土地资源,造就更多现代农业种养殖经营主体;立足乡村山水风光,造就更多的文旅融合建设主体;发挥技术技能优势,造就更多的数字农业服务业主体;借助制造业回流,造就更多的乡村企业家或小业主主体;依托乡村创业产业园,培育造就更多的农业园区创业主体。培育壮大返乡入乡创新创业群体的政策支持,一是加大涉农要素供给支持,形成创新创业激励机制;二是提升创新创业双向认同,营造组织归属氛围;三是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优化乡村创新创业环境;四是创新人才培训模式,满足乡村产业发展需求;五是积极推介乡村项目与亮点,提升创新创业的预期与成功率。     

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研究：基于新疆的实证分析

在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两大战略相继出台的背景下,研究二者的耦合协调关系,对城乡统筹与区域协调发展的实现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该文选取2010—2020年间的数据对新疆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水平进行分析,通过耦合协调模型从时序和空间两个维度对二者的耦合协调关系进行研究。结果显示：2010—2020年新疆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水平波动持续增长,整体上乡村振兴低于新型城镇化水平;从时序耦合视角来看,二者的耦合协调水平处于明显上升态势,耦合协调关系平稳向好;从空间耦合视角来分析,二者在各地州市的耦合协调度存在较大的差异,且北疆地区显著优于南疆地区。     

当前促进农民增收的问题、思路和对策研究

概述了2013—2019年我国农民收入增长情况,揭示了2020年以来我国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特点,提出了当前农民收入增长面临的主要问题。新时代新征程政策环境明显优化,为全方位促进农民增收提供了良好的环境条件,但增加农民收入仍然面临若干风险挑战。促进农民增收的对策选择要注意加强农业劳动力转移就业和培训服务体系建设,强化农民工流动的供求衔接和配套服务;面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需求,创新农业和乡村产业支持政策,拓展农业劳动力就地就近转移就业路径;鼓励加强区域优势、特色产业营销网络和公共服务平台建设,畅通农业、乡村特色产业产销衔接和价值链升级路径;鼓励开发性金融、政策性金融成为联结财政与金融的桥梁,在加强乡村营商环境和基础设施建设中发挥带动作用;加强对脱贫地区和农村低收入人口增收的政策支持,强化对农业农村发展和农民增收的风险防范。     

原深度贫困地区的自适应创新发展路径

探索可持续的创新路径是建立健全原深度贫困地区农村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实施机制的必然要求。嵌入地方性知识生产的自适应创新,在巩固原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成果、回应共同富裕创新诉求并提升宜居宜业水平方面具有显著实践优势。结合原深度贫困地区农村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创新实践发现,基于先赋性资源培育差异化发展优势、依托制度性设计构建在地化益贫机制、增强主体性自觉并打造复合化治理体系是其自适应创新的实践逻辑。长效推进原深度贫困地区农村的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应兼顾创新导向、创新过程和创新主体的地方性知识再生产诉求,通过共谋发展规划、共推结构优化、共享发展成果、共创区域特色,以引导外援资源的在地化发展、构建全面乡村振兴中的同盟关系、提升驻村主体自主适应乡村环境的活力并提升本地差异化发展的竞争力。     

中国共产党乡村振兴的百年历程、成就与经验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乡村振兴是赓续不断的过程,不同历史时期的实践主题和话语体系虽存在差异,但实质是一致的,中国共产党百年发展史交织着中国乡村振兴的变革与发展史.从乡村振兴产业兴旺、生态宜居、治理有效、乡风文明、生活富裕五个总要求内在逻辑出发,运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辩证思维方法,系统梳理中国共产党乡村振兴百年历程.总结中国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