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视角下相对贫困治理的对策研究

2021年我国贫困治理进入新阶段,即相对贫困治理阶段。相较于绝对贫困,现阶段贫困治理更关注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等相对贫困问题,因而,探索建立现阶段相对贫困治理的长效机制并提出有效对策是亟须解决的问题。通过对相对贫困治理对象及治理方式的界定,探索乡村振兴与相对贫困治理的长效互动机制,从乡村振兴战略与相对贫困治理融合的角度提出对策建议。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农村贫困治理的四重维度

全面消除农村贫困、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是党治国理政的一项特别重要的工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际,绝对贫困已然全面消除,展望未来,应建立健全农村相对贫困治理的长效机制,实现常态化治理;促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精准衔接,实现渐进性治理;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乡融合发展之路,实现包容性治理;加强世界贫困治理领域的务实合作,实现全球化治理。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的贫困治理与乡村发展

对中国企业管理实践经验与问题的理论归纳是中国管理学界面临的重要战略任务,目前这方面的研究进展并不理想,研究领域的"跟风"现象普遍,大多数研究只是对西方构念和理论在中国情境下进行了实证检验,而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管理理论进展缓慢.本文从制度和历史文化两方面揭示了中国企业面临的情境特征,总结了国内外学者对这些情境特征的理论阐述和研究发现.结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管理科学部"十四五"规划相关领域的前期专家讨论意见,凝练出该领域四个值得深入探索的研究方向,即"中国企业组织演进、管理制度变迁及基础理论"、"市场-政府双重驱动下的企业管理理论"、"不同所有制企业及其产权多元化演化与企业管理理论"和"中国情境和文化要素对企业管理的作用机制",也同时提出了每个方向的一些关键科学问题示例.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解决农村相对贫困的对策建议

随着2020年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绝对贫困将消除而相对贫困问题将更加突出,并由一维收入贫困向多维福利贫困、生存性贫困向发展性贫困、原发性贫困向次生性贫困、农村贫困人口向城市新贫困阶层转型。治理相对贫困问题要发挥党总揽全局的制度优势,实施城乡一体化治理,并建立相对贫困治理长效机制。具体而言,要加强顶层设计,构建多维动态识别体系;建立返贫预警监测体系,提高治理预见性;构建数字农业综合服务体系,夯实乡村振兴基础;强化攻心为上制度安排,解决"精神贫困"问题;健全大扶贫发展模式,释放社会力量治贫潜力。     

国际新格局下的全球治理：展望与研究框架

在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后,我国"三农"工作的重心正逐渐由脱贫攻坚转向乡村振兴.与中国减贫和乡村发展丰富的实践创新和取得的伟大成就相比,具有原创性的理论研究还较为不足,难以为乡村振兴战略落地实施提供足够支撑.基于中国实践总结经验,探究不同时期贫困和乡村发展的变化特征与一般规律,发展具有中国特色原创性理论,既有助于增进国际主流学界对贫困和乡村转型问题的理解,也有助于为当前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重塑城乡关系、健全乡村治理体系、提高农业供给质量和效益等重要问题提供支撑.     

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治理的目标与实现途径

乡村治理是一个重要而特殊的领域。对治理问题的分析必须尊重治理规律。现阶段探讨我国的乡村治理问题有特定的背景。目前我国的乡村治理已进入历史新方位。乡村治理的关键是要解决人的精神思想问题、人的社会管理问题和人的公共服务问题等三大问题。做好乡村治理工作责任重大,它的紧迫任务是为乡村振兴提供重要保障,最终目标是要在乡村建立良好稳定的社会秩序。在实践中,要应对城乡人口流动,扩大乡村治理主体的范围,实行共建共治共享,建立治理框架;加强村庄人员管理和服务,了解乡村居民现状,健全联系机制,完善登记制度;引导乡村居民的进步,改造人的精神思想,推动人的现代化,夯实善治之基;调控乡村居民的矛盾,重视改革"三有结合",完善治理体系,保证社会稳定;服务乡村居民的需求,强调分类分级施策,创新体制机制,有效解决问题;疏导乡村居民的转变,正确解释人的差异,支持社会流动,搭建转变阶梯。     

“贫困县”如何建立缓解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

随着脱贫攻坚的全面收官与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从以解决绝对贫困为主要任务的精准扶贫向以缓解相对贫困为主要任务的乡村振兴转变显得越来越重要而紧迫。相对贫困的县域即"贫困县",在转变过程中面临着从生存能力到发展能力的任务转换、从静态缩减到动态扩大的对象变化、从政府主导到多元参与的方式转变、从点状扶持到块状服务的政策取向等政策性困境,转变的迫切需求与现实惯性之间的矛盾使"贫困县"易陷入转型之痛、资源之困、策略之变、方式之难等实践性困境。因此,"贫困县"在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过渡阶段,须从目标、策略、标准、结构、制度五个层面建立起缓解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以克服"贫困县"在继续开展深度扶贫和推动乡村振兴中所面临的挑战和困境。     

后扶贫阶段相对贫困治理的逻辑遵循与行动路向

当前,我国扶贫工作重心转向相对贫困治理阶段,扶贫工作方式由集中作战调整为常态推进,减贫战略和工作体系进入平稳转型阶段。后扶贫阶段的相对贫困已经转变为多维度贫困、发展型贫困,并具有长期性、脆弱性、动态性等新特征,为此,应全面厘清我国相对贫困治理的历史逻辑、制度逻辑以及现实逻辑,着重从巩固脱贫成果、增强发展韧性、强化扶贫产业功能以及注重发展的平衡性等方面综合施策,进一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实现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     

国内外乡村治理研究回顾与展望

国内外学者关于乡村治理的研究,在乡村治理的概念内涵、涵盖要素、模式机理、政策体系和绩效评估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具有乡村治理概念的内涵界定日臻清晰、乡村治理涵盖的要素越来越多样态、多样化的乡村治理模式成为关注焦点、乡村治理政策体系越来越趋于完善、关于乡村治理绩效评估体系的探讨不断深化等特点,但也存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多元化乡村治理的内涵定位欠精准、体制构建欠系统、功能融合待深化等问题。未来,可进一步探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多元化乡村治理的理论内涵及要素结构、体制构建路径、融合实现机制及效益评价机制。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现代化治理体系间的衔接、融合与助力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所蕴含的高水平治理理念包括大局视野、协调思维、战略推进、服务本质。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现代化立体型治理体系的衔接,要以完善指标体现全局思维、以区域创新践行全面小康思维、以政策对接跨越不同阶段。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现代化治理体系间的互动助力包括以经济发展带动产业体系优化、以全民素质提升促进社会现代化、以社会结构优化构建和谐环境、以生态改善推进绿色生活、以优化服务升华治理理念。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治理现代化研究

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全国各地积极响应,并结合地方实际情况采取有效措施推动农村发展。其中,农村治理逐渐受到重视,农村治理现代化成为主要方向。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农村治理现代化进程中还存在一系列问题,文章将围绕问题提出改进策略,以期能够提升农村治理现代化水平,促进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中的“政经分开”改革与乡村社会治理创新

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社会治理体制是乡村振兴战略充分实施的制度基础,而要促使目前封闭、排外的村民自治制度实现向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社会治理体制的转型,就必须以"政经分开"改革为先导,并由此推动中国的农村民主实践由村民自治向社区治理的转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农村的全面深化改革必然要以乡村社会治理体制的改革为引领,通过"政经分开"改革以构建以共建共治共享为核心原则、以社区治理为主要运作方式的乡村社会治理体制,并推动以生活共同体为范畴的、超越单一行政村为治理单元的更加丰富多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与社会治理。     

乡村振兴视域下推动实现乡村善治的路径构建

改革开放40年来,农业农村的发展虽然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但城乡发展依然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同地区的乡村发展也不平衡。因而,乡村振兴战略对于农业农村发展和农民增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乡村治理既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石。在乡村振兴战略下推进实现乡村善治,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善治治理体系,既能够为破解农村治理困境提供新思路和改革取向,也可以通过塑造具有新素质、新思想、新文化、新境界的新型农民,为区域乡村振兴提供强大的内生动力与活力。     

乡村振兴进程中农户可持续脱贫的数字化治理研究

数字化治理是我国乡村振兴进程中农户实现可持续脱贫的重要路径,是农村地区基层治理的重要发展方向。数字科技可以为农户提供发展平台与机会,促进农村地区市场经济的发展,体现了政治价值与技术理性的协同增效。未来,应充分合理地利用数字化治理,搭建贫困治理的数字化运作共享框架,完善农户可持续脱贫的数字化治理机制,塑造“生产—服务—市场”的惠农支农政策体系,巩固脱贫成果。     

在坚持绿色发展中谱写乡村全面振兴的甘孜篇章

在纵观乡村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感悟乡村振兴的时代意义,并立足州情实际,结合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深刻把握绿色发展理念与“两山理论”的丰富内涵和辩证关系,正视影响制约甘孜州乡村绿色发展的困难和问题,从生产、生活、生态三维空间视角思考推行绿色生产方式,优化乡村绿色发展布局,高标准建设现代产业园区,构建乡村绿色发展政策体系的对策措施。     

乡村振兴视域下城乡融合协同治理研究

实现城乡融合发展是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城乡关系发展的内在要求。在乡村振兴视域下,我国城乡融合协同治理主要面临城乡资源配置不够合理、城乡产业融合度较低、城乡居民差距明显等挑战。为此,应统一规划城市乡村,促进城乡资源优化配置;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加快城乡产业融合速度;推进配套制度改革,真正实现乡村振兴发展。     

融资融券对上市公司治理影响的研究北大核心CSCDCSSCI

以融资融券机制推出为背景,运用我国内地A股市场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融资融券对上市公司治理水平的影响.回归结果显示,成为融资融券标的后,上市公司高管离职与高管薪酬对于公司绩效的黏性均有提高,表明融资融券可以作为外部公司治理机制.机制检验显示融资融券是通过促进公司信息释放而提升公司治理水平的.进一步分析显示,当公司面临行业竞争压力较小或面临财务约束时,融资融券对于公司治理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最后,将融资和融券分开分析,发现融资机制和融券机制均对公司治理有提升作用.证明了融资融券机制可以提高资本市场对企业的监督,促进企业信息释放,从而提高上市公司治理水平.     

国际新格局下的全球治理:展望与研究框架北大核心CSCDCSSCI

新的全球性问题对既有的治理体系构成巨大挑战,构建国际治理新格局,探索新的治理规则、机制和方式已迫在眉睫.结合全球治理的发展态势与学术研究的最新进展,基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十四五”发展战略优先领域“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的科学规律”专家会议的研讨,研究指出全球治理的核心范畴与战略需求,系统梳理了国际新格局下全球治理的研究框架与典型科学问题,总结其主要研究方向包括:1)全球治理体系的转型,2)关键领域全球治理范式的形成和演变规律,3)全球治理参与机制的基础理论,4)全球治理的规则、技术与工具体系,5)中国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的互动这五大重要研究方向,为今后的学术研究提供方向性参考.     

贫困治理评价标准的困局与反思

以中国的贫困治理实践为审视对象,发挥哲学的反思功能,可以得出:要更加重视贫困治理的价值评价标准,全面实现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两种思维方式在贫困治理评价标准问题域的统一。然而,贫困治理评价标准也面临以下困局:绩效评价标准作为主要的评价方式,突出了工具理性的思维方式,缺少价值理性的思维考量。从社会大众的评价来看,人们的评价观点多元多样,评价标准不一,评价较为表面且具有一定的主观性。这些特征也表现出了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两种思维方式的碰撞与冲突。价值哲学认为,主体的需要、目的即价值评价标准,在此意义上区分不同贫困治理主体的需要和目的则是未来确立相对贫困治理价值评价标准的着眼点,也是明确各主体职责边界、推动相对贫困治理新发展以及扎实推动共同富裕需系统性思考的关键点。为此,应重视价值理性思维方式,从不同治理主体的需要和目的出发来确立贫困治理的价值评价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