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以武汉市512名农民工为例

本文基于中国人口学会在武汉地区对农民工的调查数据,对农民工的总体幸福感及其个人情况与社会方面的影响因素做了相关分析。研究发现:认为自己不幸福或很不幸福的农民工所占的比重并不大,大部分调查对象认为自己是幸福的或幸福情况一般;但相对于过去在农村来讲,认为自己“更加不幸福”的比例有所上升。通过对影响农民工幸福感的原因分析研究发现,影响农民工幸福感个人方面相关的因素主要是婚姻状况、心理健康状况、工作环境状况以及目前在本城市的生活水平等情况有关。     

相对收入与主观幸福感:检验农民工的多重参照群体

尽管社会经济地位低于城市居民,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却更高。这种客观经济地位与主观福利评判的不一致有两种解释：同质性参照群体假设和向上流动期望假设,暗示农民工在进行社会比较时会选择不同的参照群体。基于一项大规模全国代表性的调查数据,本文通过建构农民工的多个参照群体检验了上述假设,结果验证了同质性参照群体假设：控制个人收入后,同省其他农民的平均收入越高,农民工的生活满意度越低;加入农民的平均收入后,农民工相对于城市就业居民的生活满意度优势消失,甚至转为劣势。向上流动期望假设未获支持：城市就业居民的平均收入对农民工的生活满意度没有显著影响,而且这样的“零效应”可能并非由于向上流动期望的压抑影响造成的。     

国外有关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的研究

本文对近半个世纪以来西方学者有关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的研究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重点考察了在财富、人格、年龄、婚姻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上所得出的一些重要结论。     

主观幸福感的经济学分析

对幸福的追求是一个古老而时尚的话题,现代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主观幸福感具有主观性、整体性和相对稳定性的特点。积极情感、消极情感和对生活满意度的体验构成了幸福的主要方面,财富、健康、婚姻家庭、教育等因素都是通过影响被试的情感体验和满意度评价从而影响人们的主观幸福感的。     

目标制定策略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述评

目标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存在着不同的理论假设.已有研究证实,目标的意义性、目标内容、制定目标的语义表达方式、实现目标可用资源与元认知策略以及目标制定者的道德品质等因素与主观幸福感相关.亲密性目标、精神类目标、再造力目标有助于主观幸福感水平的提升,而能量型目标则易产生消极情绪;积极、正向的语义表达方式有助于主观幸福感水平的提升;可利用资源越多,越有利于目标的实现,进而越能有效提升主观幸福感水平;元认识策略的合理性及阶段目标完成后及时的正向强化,可保持目标活动的新鲜性、意义感、趣味性,从而促进目标的实现.目标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在领域、时程、方法和理论假设等方面还需要强化.     

合肥市低保家庭的主观幸福感与低保政策支持关系研究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确立保障了城镇贫困家庭的基本生活,同时也催生了低保家庭这一特殊的弱势群体。本研究通过自编的幸福感问卷对合肥城市低保家庭进行幸福感调查,反映了当前合肥市低保家庭的幸福感总体特征、影响因素以及低保政策与其之间的关系。     

合肥市低保家庭的主观幸福感与低保政策支持关系研究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确立保障了城镇贫困家庭的基本生活,同时也催生了低保家庭这一特殊的弱势群体。本研究通过自编的幸福感问卷对合肥城市低保家庭进行幸福感调查,反映了当前合肥市低保家庭的幸福感总体特征、影响因素以及低保政策与其之间的关系。     

不确定性防范与城市务工人员主观幸福感：基于反事实框架的研究

本文基于2007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评估了不确定性防范对城市务工人员的影响,并获得了一些重要发现：(1)不同类型的不确定性防范措施对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存在着显著差异,参与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工伤保险能够显著提高城市务工人员主观幸福感,但参与医疗保险对城市务工人员主观幸福感没有显著影响;(2)四种不确定性防范手段对城市务工人员之间主观幸福感差异的总贡献率接近10%,其中参与失业保险的贡献率最大。进一步研究发现,城市务工人员主观幸福感变化符合享乐适应理论,即随着不确定性防范措施的逐步实施推广,城市务工人员的主观幸福感可能会返回到未采取不确定性防范措施前的水平。     

主观幸福感结构——情感要素和认知要素二元分类图式的诊断

传统生活质量意义上的主观幸福感,是由以情感要素为测量取向的快乐感和以认知要素为测量取向的满意度     

时间之窗与时间之创——留守经历对主观幸福感影响的时间效应

本文从生命历程视角出发,基于 2018 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从累积留守时长、结束留守时长、留守阶段、留守时监护类型等维度分析了童年期留守经历对个体成年后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研究发现,留守经历对个体主观幸福感有长期负面影响,并具有“双重时间效应”：累积留守时间越长,对留守者成年后主观幸福感造成的负面冲击越大, 且留守者成年后主观幸福感并不会因结束留守时长的增加而回升; 留守经历对个体主观幸福感的负面影响呈现“初中留守＜小学留守＜学前留守”的逆向递增特点,即学前阶段是影响个体主观幸福感的“关键窗口”;无论是哪个阶段,单亲监护和祖辈监护都会对个体主观幸福感产生负面影响,且呈现“单亲监护>祖辈监护>双亲监护”的特点。     

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状况调查分析——以天津为例

深入了解和改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精神文化生活是天津市贯彻落实中央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内容之一。本文介绍了天津市新生代农民工的总体情况,分析了天津市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的积极表现和存在的问题,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改善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状况的对策建议。     

收入、健康、社会公平感与居民主观幸福感——一个区域差异分析视角

本文运用CGSS2015年的数据,对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居民主观幸福感进行比较分析,并从收入不平等、健康和社会公平感等角度探讨了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因素及其区域差异。实证结果发现:东部地区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水平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绝对收入差异对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居民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影响,对西部地区居民主观幸福感没有显著影响;相对收入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区域差异性;无论是东部地区还是中部和西部地区,健康自评程度越高,居民的主观幸福感越强,社会公平感知越高,居民的主观幸福感越强;居民主观幸福感在性别、年龄、婚姻和教育上的差异具有区域不平衡的特征。     

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及其社会工作介入——以D市为例

通过对D市新生代农民工发展状况的实证研究,发现如何实现新生代农民工有主体性的"市民化"是他们面临的主要困境,并认为"市民化"的重点是在日常生活的互动场域中,同时社会工作的赋权将对其发挥重要作用;并进一步提出以社区为本的社会工作的介入模式是解决农民工主体性"市民化"的可行路径。     

大学生主观生活质量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大学生的主观生活质量是目前学术领域研究比较薄弱的一个环节。文章通过实证调查所得资料的分析，认为当今大学生的主观生活质量总体上处于比较理想的水平，并通过因子分析和多元回归等统计方法，发现影响大学生主观生活质量的因素首先是学习满意度，其次包括人际关系满意度、精神满意度等10个方面。性别、家庭经济状况和年级对大学生的主观生活质量也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宏观税负、公共支出结构与个人主观幸福感 ——兼论“政府转型”

本文利用CGSS2006数据库,对政府转型下的宏观税负、民生财政支出和地区收入差距等与个人主观幸福感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后发现：（1）宏观税负对居民主观幸福感有显著负影响;（2）总体而言,政府公共支出增进了居民的主观幸福感;（3）从公共支出结构看,地方政府基建投资对于城镇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有显著负效应,政府用于科教文卫和社会保障的支出对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有显著正效应;（4）科教文卫支出与社会保障支出对市民与外来人员幸福感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     

大学生主观生活质量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大学生的主观生活质量是目前学术领域研究比较薄弱的一个环节。文章通过实证调查所得资料的分析,认为当今大学生的主观生活质量总体上处于比较理想的水平,并通过因子分析和多元回归等统计方法,发现影响大学生主观生活质量的因素首先是学习满意度,其次包括人际关系满意度、精神满意度等10个方面。性别、家庭经济状况和年级对大学生的主观生活质量也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农民工经济贡献自我评价差异的影响因素研究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农民工对流入地的经济贡献越来越大。但就农民工个体而言,他们对经济贡献的自我评价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而存在差异。本文从农民工的流出/流入地、人力资本、经济回报、社会接纳和社会认同等五个方面入手,通过建立Logistic回归模型,探讨并分析影响农民工对流入地经济贡献自我评价的诸多因素。结果表明,除了流出/流入地对经济贡献自我评价并不显著,其余四项对经济贡献自我评价作用显著。     

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及其影响因素,是新型城市化进程中不容忽视和回避的重要问题。通过访谈资料,研究了新型城市化背景下,西北城市农民工市民化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文章认为在城市化过程中农民工群体异质性增强,因内部出现分化和来源地不同,出现了农民工的代际差异和地域的差别,提出了农民工的代际市民化和差序市民化。应根据不同地域的现实基础和农民工自身条件及其影响因素,重点关注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分区域探索农民工市民化模式。     

进城农民工的特点及生活境况——以温州市为例

解决农民工问题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任务。通过调查表明,温州市农民工群体性别比例高,年龄构成轻,未婚者比重偏大,以初、高中文化程度为主,可谓农村中的精英。他们的工作收入与消费支出明显低于城市居民,尤其是业余生活单调枯燥,很少有文化娱乐。过上都市现代生活是他们的渴望,而工作、权益无保障以及生活清苦的处境,又使他们缺乏责任感与归属感,进而滋生过客心理。由此可见,统筹城乡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切实改善农民工的就业环境,努力解决长期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带来的深层次问题。     

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微观影响因素分析

影响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关键因素是个体人力资本和家庭成员随迁。受教育程度越高,农民工就业质量越高,在中间分位点受教育程度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边际贡献率最高,但其贡献率随就业质量的提高而下降;家庭成员的随迁将会显著提高农民工的就业质量,对中高分位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促增效应更为突出;在个体特征中年龄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呈"倒U形"生命周期特征,在中高分位点这一特征更明显;在流动经历中流动范围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存在"马太效应",流动范围的扩大会降低低分位点农民工就业质量,提高高分位点农民工就业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