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基金会财务信息披露指标体系设计

公益基金会的多重"利益相关者"特性所导致的公共责任模糊使得组织背负"公益失灵"的压力,让原本闪耀着慈善光环的公益活动蒙上了一层失信于民的阴霾。结合公益基金会财务信息披露的制度环境和理论基础,从财务信息的产生、发布和认证三个维度构建的财务信息披露指标体系具有科学性、实践性、操作性的特点,有助于信息使用者鉴别公益基金会财务信息质量,将公益基金会打造成"玻璃口袋",提高公益基金会的社会公信力。     

公益基金会对外投资行为与其公益支出能力的相关性分析

考察公益基金会对外投资活动对公益支出能力的影响,对外投资活动产生的收益增加了收入来源,有利于增加基金会的资本积累和持续发展,提高其公益支出能力.因此,预期基金会的对外投资活动能提高其公益支出能力.采用我国369家基金会2012-2015年的面板数据,研究表明,基金会的投资活动与公益支出能力显著负相关.研究结论补充和拓展了关于基金会对外投资的研究,也对基金会权衡对外投资利弊和政府制定相关制度有重要启示.     

基金会与公益信托关系探析——兼论公益事业组织形式的选择

目前,我国社会捐赠从事公益活动主要通过基金会的形式完成,而具有独特优势的公益信托没有得到有效利用.本文认为,应该承认基金会有非营利性法人与公益信托两种方式存在;公益信托模式可以有效克服基金会的弊端,为公益事业的开展提供新的选择;从制度完善与观念更新两个层面推进公益信托的发展.     

南都基金会：期待公关公司支持

南都公益基金会（简称“南都基金会”）,成立于2007年5月11日,这是一家经民政部批准成立的非公募基金会,业务主管单位为民政部。南都基金会原始基金1亿元人民币,来源于上海南都集团有限公司。近日,本刊记者采访了南都基金会副秘书长刘洲鸿,他与我们一起分享南都基金会的成长经历。     

大学教育基金会与大学战略发展关系探析

大学教育基金会作为一个典型的教育类社会公益组织,适应社会建设与社会发展的需求而产生。在教育大众化的发展进程中,大学教育基金会成为新的生长点。它作为一个为高校公益事业发展而形成的非营利组织,可以结合教育的发展规律和教育发展的需求开展运作,实现基金会发展与大学战略发展的融合。大学教育基金会的发展可以推进大学形成以公益与效益为核心的战略发展模式;以大学教育基金会的公益理念推动大学校园和谐建设;以大学教育基金会的资源配置来盘活大学资源;以大学教育基金会的散财之道来改善大学投资困境;以大学教育基金会的法制精神来促进大学的科学化管理等。     

大学基金会的组织环境与组织绩效

公益支出是反映大学基金会使用社会资源实现公益使命的重要指标。基于大学基金会的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表明,在影响基金会组织绩效(公益支出比重)的内外环境因素中,省域基金会的捐赠资源和组织密度与组织绩效呈负相关;基金规模、基金会年龄与组织绩效负相关,而校友会规模、“985”高校背景与组织绩效正相关。研究结论和对策建议对促进大学基金会群体组织绩效的结构优化具有积极意义。     

公共压力与公益基金会财务信息 披露质量关系研究

选用全国性公益基金会2011-2013年的数据为样本,探究公共压力与公益基金会财务信息披露质量的关系。研究发现:受益者压力能够显著提高基金会的财务信息披露质量。除此以外,不同属性的公益基金会财务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因素有所不同。对公募基金会而言,捐赠者压力小、政府资助压力小、志愿者压力大、教育类的财务信息披露质量高;对非公募基金会而言,媒体压力大、业务主管单位为民政部的财务信息披露质量高。     

高校基金会自媒体公益传播研究

近年来,自媒体(微博、微信等)正逐渐成为公众获取信息、进行交流的重要工具。本文在深刻认识自媒体特点、总结高校基金会公益传播诉求的基础上,分析自媒体在高校基金会公益传播中的作用,探讨其运用现状及应对策略。     

互捐行为中捐出方的运行效率——以企业背景公益基金会为研究对象

公益基金会之间存在较为普遍的互捐现象。以2015—2018年企业背景和配对的非企业背景基金会为样本,基于I-P-O模型和RSR法,分别度量了公益基金会的资源获取能力、组织管理效率、项目运行效率和综合运行效率。研究发现,在公益基金会的互捐行为中,有企业背景的捐出方,其综合运行效率显著地高于其他公益基金会。其中,凭借可依赖的企业发起人,企业背景公益基金会获得了较强的资源获取能力和组织管理效率;交互捐赠的受赠基金会为其提供了公益资源输出渠道进而提升了项目运行效率。但是,在向其他基金会进行大额捐赠的企业背景基金会中,慈善资源的沉积现象明显。资源依赖产生的正效率和委托代理关系叠加带来的效率损失同时存在,且不排除存在“伪效率”问题的可能性。政府通过加大对公益基金会间捐赠行为和信息披露的监管,以及对捐赠资金使用情况的监督,有助于提升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     

社区基金会参与社区治理的本土化实践——以上海YJ社区基金会为例

作为一个“舶来品”，社区基金会参与社区治理，不仅是其自身融入社区的本土化过程，而且也为社区治理模式提供创新路径。对上海YJ社区基金会的个案分析表明:社区基金会在本土化过程中，不仅需要因地制宜地传承并创新发展模式，而且还需处理好与政府、居民以及社会组织的互动关系，为其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     

公募基金会营业问题探析

公募基金会是指能向公众募捐的基金会,公募基金会在我国的公益事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法律规定公募基金会每年公益支出不得低于上年总收入的70％,如何实现剩余的30％的募款的保值、增值成为值得关注的问题。本文通过对公募基金会的营业主体资格问题的探析,来寻找如何实现公募基金会的散财有道。     

基于过程视角的非公募基金会项目管理模式研究——以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为分析对象

论文的研究运用项目管理的相关理论,以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为分析对象,围绕项目设计与甄选、项目实施、资源整合、过程控制和项目评估等问题,深入分析非公募基金会的项目管理模式,总结出标准化的设计、透明化的运作、多元化的参与、持续化的跟踪管理等专业经验。这些经验的广泛应用,将有助于促成基金会、资助方、受助方等多方合作伙伴关系,进而推动非公募基金会的整体发展,实现公益项目的效率和效益最大化。      

当代中国公益基金会的若干问题分析

分析了中国公益基金会"长不大"的原因,考察了政府和社会对基金会监督乏力的若干因素,辨明了有关基金会"违规"投资的诸问题.     

“协同性—自主性”框架下社区基金会的运作模式选择——基于S市的多案例比较研究

当前,社区基金会处于从探索期向发展期的转型阶段,尚未形成完善的内部运作机制,在社会治理中面临许多挑战。本文借鉴协同治理理论和组织自主性理论,构建了社区基金会运作模式的二维分析框架,将社区基金会分为增能自主、增能共建、参与自主、参与脱嵌等4种类型,社区基金会运作模式可能会受到外部资源、合作主体、组织管理和受制约程度等因素影响进而实现相互转化。本文选取S市有代表性的社区基金会案例,针对社区基金会不同运作模式的特征,从协同性和自主性两个维度提出机制创新、管理革新、协同合作和学习探索等应对之策。     

论我国基金会的公私制衡

随着基金会的发展,实践中出现了滥用基金会从事借贷、信托活动、股权投资、为企业提供担保抵押等背离公益使命的现象。基金会未来到底朝着理想的公民社会前进,还是走向浪费社会资源的穷途末路,成为爱心人士的散财之道还是商人和官员的藏私之器,如何实现私法自治与公共干预的平衡成为研究的焦点。借鉴国内外学者对基金会与政府关系的研究成果,我国基金会与政府的应然关系是向伙伴关系发展,实际上两者处于互相依赖、协作的阶段。最后,从基金会制度的立法模式、内部治理中理事责任、利益相关者利益及外部双重管理体制四个方面探讨基金会制度中公法干预对私法自治空间的限制。     

公募基金会营业问题探析

公募基金会是指能向公众募捐的基金会，公募基金会在我国的公益事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法律规定公募基金会每年公益支出不得低于上年总收入的70％，如何实现剩余的30％的募款的保值、增值成为值得关注的问题。本文通过对公募基金会的营业主体资格问题的探析，来寻找如何实现公募基金会的散财有道。     

美国的社区基金会介绍

基金会的蓬勃发展是美国的一大特色,其制度之完备,规模之大,影响之巨在世界上首屈一指。美国的基金会主要有以下西大类:独立基金会,其资金来源主要是个人或家庭捐赠;公司基金会,资产来自公司的捐赠;社区基金会,资产由社区内的居民捐赠并由他们推举的理事会管理;运作型基金会,既向其他非盈利组织提供资助,同时也直接实施慈善项目。其中,与老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是社区基金会。     

“助力扶贫,共享幸福” 广东慈善公益短信捐赠电信端口正式开通

10月15日,由省扶贫办、省通信管理局、省扶贫基金会举办的“助力扶贫,共享幸福”慈善公益短信捐赠端口开通仪式在广州举行,省扶贫基金会与中国电信广东公司在仪式上正式签署短信捐赠运营合作协议,标志着10639979慈善公益短信捐赠电信端口正式开通。据了解,为争取更多的社会资金投入广东的扶贫济困事业,探索新形势下常态慈善公益募捐的新途径,省扶贫办和省扶贫基金会于今年8月启动了短信捐赠业务洽谈申请工作,旨在为社会     

现代媒体作用下的基金会功能扩展路径分析——基于非营利组织的视角

现代媒体和基金会，具有相近的公益性质，在某些领域它们也具有相同的功能。在现代媒体的影响下，作为非营利组织的基金会的功能获得了扩展，有别于传统形态的基金会。同时，从非营利组织的视角出发，研究二者之间的合作与互动关系，可以开辟一条认识和发挥基金会功能的新途径。     

行政借道与浮动生长:政府主导型社区基金会参与社区治理的双重逻辑

社区基金会的产生与发展是我国社区治理体制创新的一种尝试。在中央和地方制度驱动下,政府成为推动社区基金会生成和发展的主导性力量,旨在通过社区基金会的“社区性”与“公益性”优势回应社区治理难题。区别于传统社会组织与政府的关系模式,政府对社区基金会采取借道的行动逻辑,而社区基金会在发展实践中则逐渐形成浮动式的自主生长逻辑。借助“行政借道组织”的分析框架发现,政府在助推社区基金会参与社区治理时形成压力驱动、功能补位、制造绩效的行政逻辑,而社区基金会则通过组织外形化、造血式发展、依附式嵌入等策略参与社区治理,二者形成共生互补型关系。这种共生互补型关系的内在机理在于:政府与社区基金会之间的目标契合作为生成内驱力(利益机制),朝向社会化的合作供给与服务机制作为发展内驱力(社会机制),以及政府主导下的组织借力与治理创新作为成长内驱力(吸纳机制)。社区基金会的健康发展,将有利于助推第三次分配机制和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