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论语》思想的丰富性

学术界一向把<论语>作为一部儒家经典来看,这只能就其主要方面而言.事实上,<论语>中不少语录蕴含墨、道、法各家的思想因子,<论语>思想具有丰富性和多元性的特征.具体深入地分析这一层意义,能够更全面地认识孔子及其弟子对先秦学术思想乃至中国文化的巨大贡献.     

《中国回族文物》序言序三

翻开这迭厚厚的墨稿,仿佛看见一部尘封的回族历史在复活,令人惊叹,这是即将出版的陈育宁先生和汤晓芳女士的新著<中国回族文物>.回族研究又增添了一项重要的有标志意义的成果,可喜可贺.     

浅论《古诗十九首》对《诗经·国风》艺术手法的继承与发展

关于<古诗十九首>在中国诗歌史上地位的研究,今之学者多从<古诗十九首>与汉乐府以及<古诗十九首>与建安诗歌的关系入手,而对于<古诗十九首>与<诗经·国风>关系的论述尚未有专题论文涉及.本文拟从:叠字的运用与语词的化用,章法结构的承袭与比兴手法的运用等两个方面略加论述,从而理清<古诗十九首>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的真正地位.笔者认为: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古诗十九首>远承<诗经·国风>,近接汉乐府,下启建安诗歌,于中国诗歌之发展可谓功莫大焉.     

孔子在《墨子》中的形象及地位

讨论<墨子>中的孔子形象,不能离开墨者对孔子地位的理解.<墨子>对孔子有着认同,但更多的是批判.被认同的孔子形象体现的是孔子在当时的影响,是客观世界的孔子;受批判的孔子体现墨者对孔子的敌意,是墨家主观世界中的孔子.更深层的探讨,要落实到墨者对孔子的定位,这种定位决定了孔子在<墨者>中的形象.墨者将孔子视为权威的竞争者,体现了百家争鸣时期不同学派对权威地位的争夺.     

《太平经》的民本思想

<太平经>作为道教的主要经典之一,具有较为丰富的民本思想,其中糅合了儒、墨、道等学派的民本观念.具体表现为:广开言路的朴素民主观念;君、臣、民三相须;平均主义的物质分配原则;重德轻刑;客观对待民众饮食及男女之事,提高妇女地位;反对统治者穷奢极欲六个方面.而对<太平经>一类道教经典现代价值的抉发,不仅可赋予道教本身强大的生命力,也有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太平经>的民本思想对于解决当前的民生问题,真正贯彻和实践"以人为本"的执政伦理观念等均有着一定的伦理价值指导作用.     

论先秦两汉《诗》学礼化的历程

<诗>学礼化是贯穿先秦两汉<诗>学的主线.所谓<诗>学礼化,是指<诗>学家以礼义解说<诗经>,使<诗经>成为礼义的载体.<诗三百>在周公制礼作乐过程中诞生,此后又广泛地运用于西周、春秋时期的各种典礼.春秋战国之际,礼学经历了由重视礼仪到尊崇礼义的重大转变,礼学转型为<诗>学礼化带来机遇,孔子及其弟子后学不遗余力地将礼义灌注到<诗>学之中.汉初今文三家诗初步建立了<诗>学礼化体系,<毛诗>最后完成了<诗经>礼化的工程,创建了植根于中国礼乐文化土壤的诗学理论.研究先秦两汉<诗>学礼化历程,可以从宏观上把握这一时期的<诗>学大趋势,突出中国古代诗学伦理化的民族特色.     

《赵氏孤儿》与《中国孤儿》在跨文化传播中的流变

元杂剧作家纪君祥的<赵氏孤儿>算得上跨文化传播的先驱,两个多世纪前流传到西方,引起了西方社会的广泛关注,伏尔泰将之改写为<中国孤儿>.<赵氏孤儿>与<中国孤儿>除了"搜孤""救孤"这一基本点相同之外,其他如时代、剧情、人物、结构、结局、创作意图等各方面都作了极大的改动.<中国孤儿>是跨文化传播中文化融合的结果.     

析薪破理，论实笔新——评《乐舞与仪式——中国上古祭歌形态研究》

近些年来,国内学术界在运用文化人类学、考古学、神话学等方面理论和材料上,有了不少卓有新意的成果.在审美发生学方面有了梁一儒、户晓辉、宫成波<中国人审美意识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艺术发生学的研究有林少雄<人文晨曦:中国彩陶的文化解读>、程金城<远古神韵:中国彩陶艺术>等(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年版)以及一些研究<山海经>的论著,如张岩<〈山海经〉与古代社会>(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年版)等.然而,以诗歌史的源头为本且立足于礼乐文化本位的研究,尤其是较为系统的专著,仍不多见.张树国博士的新著<乐舞与仪式--中国上古祭歌形态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年出版)使这块难于开垦的土地又添上了可喜的新绿.     

从法理和惯例看"台湾地位未定论"之荒谬

"台湾地位未定"是美国为使中国分裂合法化而炮制的谬论,此后成为国际上特别是岛内台独分子进行分裂活动的主要理论依据,民进党执政后吕秀莲公开发表"台湾地位未定"的言论,为台独张目.按照"未定论"的推理逻辑:日本取得台湾是基于<马关条约>,而此后再无条约说明日本把台湾归还中国;<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只是意向性声明而不是条约,在国际法上无法律约束力,台湾问题在国际法上尚未解决.然而,事实上,<马关条约>完全属不平等条约,违反国际法的一般准则,<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均为国际法意义上的有效条约,因此,"未定论"的逻辑前提和法理依据均经不起推敲.     

费孝通与《乡土中国》

费孝通<乡土中国>的写作有着广深的学术背景, <乡土中国>是费孝通对中国进行社会结构分析的尝试,他试图在理论上总结并开导实地研究,以构建中国社会特有的乡土伦理体系.如果说<江村经济>侧重讨论社会制度变革,那么<乡土中国>则在探讨与之相匹配的社会道德.<江村经济>与<乡土中国>之关系这条线索,贯穿了费孝通大半生对社会改革的种种设想.费孝通晚年对<乡土中国>有了一些新的思考,认为中国文化比"乡土社会"要复杂的多,并重申"文化自觉"的命题,对知识分子寄予了深切的期望.     

唐姿·宋采·清粲——由張大千仕女畫粉本透視中國仕女畫三段論

文章透过张大千仕女画的阶段,以时间的緃轴分析中国历代仕女画‘唐姿＇、‘宋采’、‘清粲’三个阶段的发展历程,张大千的仕女画画风,没有脱离传统与现代承接的脉络,他将中国仕女昼的渊源及发展历史全部贯通,最后基于他的唯美主义原则以及中国仕女画传统的古典主义意识以及他个人的创新概念三大因素,使得他终于创出张大千式的仕女画画风。     

吴湖帆题画诗跋刍议

中国绘画历史悠久、风格独特,各时代、各民族的画派、风格、艺术形式、表现技法不断演变、提高,形成了具有浓厚的民族风格和鲜明的时代特色的中国绘画。继承优良传统是发展中国画的重要基础,但如何在继承中求发展,是中国画发展的生命线,吴湖帆将不同风格与流派融于笔端,在继承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成功的走出了自己的艺术道路,并对山水画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岭南画家伍启中现实主义绘画创作的评析——中国画《心潮逐浪高》引起的思索

20世纪70年代，伍启中先生以国画《心潮逐浪高》一举成名，由于他具有坚实的造型基础和对线造型的把握，以及他坚持从生活中寻找、挖掘“真善美”并将之作为创作素材，所描绘的人物具有鲜明的生活性和南国色彩，用笔道劲稳健，洗练精当。在其运用传统线条造型的同时，融合了西画的特长，丰富了中国画的表现力，为整体推进中国人物画创作作出了贡献。     

略论钱选在古代绘画史中的地位

进入元代以后,钱选作为一个遗民画家,拒绝了新王朝的征聘而潜心于绘画艺术,这种格趣上的转向给他的艺术作品带来新的气质。钱选前期的画作在表现技巧和精神风貌上深受南宋院画的影响,后期的一些作品则较明显突破了院画体格的羁绊,在用墨和皴擦上呈现出宋元文人画家的特征。值得一提的是钱选的以诗题画,号称"吴兴八俊"的钱选的诗作多由感而作,他常将他的诗文题写到画作之中,并在诗、书、画、印的有机融合上独树一帜,从而构成了后来文人画的基本形制。     

王学仲的现代文人人物画

中国艺术界,非常重视王学仲对于中国书法的贡献,但很少提及他的绘画作品,更绝少研究他的现代文人人物画。笔者认为,王学仲作品有别于传统文人画,也不同于数年前中国流行的新文人画,而是自成一体,可谓＂现代＂。王学仲的现代文人人物画,将水墨与色彩融合,创新文人画的表现手法以及人物画题材。他将哲理蕴涵其中,赋予现代文人人物画以新的时代面貌。画面体现出典雅的诗学意境。     

李可染山水画从写生到创作的发展

李可染是通过山水写生来改造中国画的实践者,是古典山水画向现代山水画过渡的大师.他创立了一套现代山水写生方法并形成独特的山水画风格,在六十年代渐渐完善了自己的山水画艺术.李可染山水画,从写生到创作的发展过程中的成果和经验,是学习和研究中国画所必需的,也是二十世纪中国美术史的重要课题.     

个人风格与书画鉴定

书画鉴定,其目的在于辨真伪、明是非。个人风格是指书画家在艺术上独特个性的发挥,其表现形式与众不同,独树一帜。书画家由于思想、性格、审美情趣、习惯及使用工具、方法等不同,书画作品的面目风情也就各异。个人风格比时代风格更具体,中国古代画论无不以个人风格的不同作为品评书画的依据。书画作品的个人风格,是书画鉴定的关键。     

从《汉江临泛》看王维诗歌的画意

王维的人生经历与其诗风、画风之间的转变存在着某种同构关系,作为一名优秀的诗人兼画家,他在创作诗歌时又善于借鉴绘画的某些形式和技巧;《汉江临泛》一诗从线条、色彩、构图诸方面具体体现了王维后期诗歌中的水墨山水意境,表现出诗人融画入诗的高超才能。     

汪曾祺小说《受戒》与中国文人画

汪曾祺自20世纪80年代初再次登上文坛,就以其小说淡雅平和的独特风格引起文坛的瞩目。作者受传统文化熏陶,其小说中蕴含着中国文人画的艺术手法和艺术精神,其代表作《受戒》便鲜明地体现了中国文人画的简约、淡雅和玄远之风。汪曾祺对于中国传统精神的呈现,是对中国传统文脉的继承,亦是对民族精神复兴的守望。     

“写”在石涛画学中的意义

＂写＂作为对中国画作画状态的特殊表达形式,尤其是在中国画中＂写意画＂的广泛运用,使得它在中国画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不仅自宋元以后由于这个直抒胸臆的＂写＂字使得画风大变,并且在之后的中国画发展中也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石涛所建立的＂一画＂系统也不例外,他把＂写＂作为支撑其画学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所使用的＂写＂与古代画学中的描述与运用,虽然在大体上一致,但是进一步分析就能看出,他不仅继承了古代画学中对＂写＂的运用,并且把＂写＂作为对当下的一种＂创造＂精神体现,运用到他的画论、画跋和当下的作画状态中。所以,石涛的＂写＂不仅是中国写意精神的高度体现,也是他＂创造＂思想的集中表现,更是他人格精神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