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枚论考据——从《神仙不解考据》说起

清代乾嘉时期是中国传统学术整理和总结时期，一反宋明以来理学空疏的流弊，乾嘉学者以经世致用为价值取向，崇尚朴实的汉学。伴随汉学的兴盛，考据之风大行其道。尽管袁枚是乾嘉诗坛盟主、性灵派主将，然而身处这种学术空气中的他也很难与考据学彻底划清界线。看似游戏之笔的《子不语·神仙不解考据》，也可视为袁枚的考据札记。正是由于他并非以考据名家，使他对考据的评论更具不可忽视的学术价值。袁枚能够不囿于门户之见，较为公允地评价汉学、宋学的优劣短长，并能够吸收汉学、宋学各自的长处并融汇贯通，因此取得了超出同时代学者的成就。     

明代考据学的学术特点及其学术地位

明代考据学者对明代空疏学风的学术批判,具有求实求真之考据精神;并且他们在求实考据之学术研究中强调博学与博证;以通经明理为目标,大都极重小学的研究与考证;注重学术讨论和学术批评,学术规范建设由不成熟逐渐走向成熟.明代考据学不是明代学术思潮的主流.但在中国学术思想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影响.明代考据学在学术史上承前启后,推动了传统考据学的发展.成为传统考据学走向鼎盛的枢纽.     

“秦近君”不是乾嘉学派学者

<正> 一九八○年九月二十三日《光明日报》史学版(第193期)上刊登了刘汉屏同志的文章《略谈章学诚对考据学派的评论》。文中有这样一段话:“乾嘉时期考据学派盛行,造成一种脱离实际的学风。如当时有个学者秦近君解释‘尧典’二字,就引经据典讲了三万言(见袁枚《小仓山房文集》卷18《答惠定宇书》)。这种为读书而读书,为考据而考据的学风,同清初顾炎武等学者学以致用的精神比起来是一种倒退。”我核查了《小仓山房文集》,袁枚在《答惠定宇书》中并没有说秦近君是清代乾嘉时期学者。袁文中只有这样的话:“秦近君说尧典二字至三万余言”,是作为汉学之弊的例子举的。汉学非清代乾嘉时期所独有,怎能据此就说秦近君是乾嘉时期学者呢?     

忘记玄奘是可耻的

在中国历史上，世界级的精神伟人屈指可数，玄奘是其中之一。玄奘不但是一位伟大的行者、信仰者，更是一位伟夫的学者。征他身上，有着在一般中国学者身上少见的执著求真的精神。     

作为此较文学学者的戈宝权

戈宝权是我国著名的外国文学翻译家,也是卓有成就的比较文学学者.他具有严谨科学的求实精神,是我国中外文学关系史研究的先驱,其成果集中体现在<中外文学因缘>一书中.该书是一部注重考据的比较文学著作,堪称原典性实证研究的范例.     

张闻天作为历史人物研究的典型意义

张闻天作为一位历史人物有多方面值得研究的典型意义:张闻天是一位有代表性的中共党史人物,他虽然不是创党一代的英杰,却是在一个从内战转向抗战伟大战略转变时期党内负过总责,作出过重大历史贡献的历史人物;他又是一位真正的理论家、思想家,是一位品德高尚的老革命家,他坚持真理、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可以称得上是共产党人的楷模;他又是一位具有多方面学术成果的学者,给我们留下了一大笔宝贵的文化遗产,值得我们重视和研究.     

熬苦求学 淡泊明志——杜一白和他的鲁迅研究

杜一白是为楚文化和鲁迅精神所共同养育的一位学者。他以楚文化的道德操守规范自己的主体人格,以熬苦求学的鲁迅精神研究鲁迅。因之形成了他的鲁迅研究的特点：严谨,扎实,不趋时亦不保守,对自己的无功利主义与对社会的高度责任感高度统一,人文高度统一。他堪称“学者鲁迅”的典范     

沉潜醲郁 吐纳英华——王元化的学术成就、思想贡献及人格特点

王元化是一位大学者,但更是一位有独立人格和自由精神的思想家。他以关学、文艺学研究的丰硕成果奠定了自己在学界的崇高地位,但更可贵的是他并没有止步于此,他善于反思历史,思考现实,从而完成了知识谱系向价值谱系、学者向思想家的转变,成为世纪末思想启蒙的一位代表人物。王元化的学术成就卓尔不凡,但王元化在20世纪中国思想史上的意义要远大于在中国学术史上的意义。     

存在之音的聆听者——余虹教授的生死观刍议

学者余虹的死亡与他所思的根本问题与所行的精神道路紧密相关。他的自决并不仅仅是结束身体的痛苦，而是因为精神见证太多的痛苦；他的自决不仅仅是尼采式的权力意志对强者价值的简单追求，而是渴望以自身的选择见证生存需要神圣的终极关怀；他的自决也不仅仅是福柯式的在死亡与差异间形成真实的自我，而是一位学者为其灵魂的归宿找到最终的归家之途。因此，余虹是现代世界中的一位存在之音的真正聆听者。     

忘记玄奘是可耻的

在中国历史上，世界级的精神伟人屈指可数，玄奘是其中之一。玄奘不但是一位伟大的行者、信仰者，更是一位伟大的学者。在他身上，有着在一般中国学者身上少有的执著求真的精神。去印度之前，他已遍访国内高僧，详细研究了汉传佛教各派学说，发现它们各执一词，互相抵牾。用已有的汉译佛经来检验，义发现译文多模糊之处．不同译本意思大相径庭。因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