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乾盛世兴衰的内在机理分析——国家与民众博弈的视角

康乾盛世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最后辉煌。在国家收缩权力、保护民众利益时,两者形成合作博弈关系,市场繁荣、经济发展,康乾盛世兴起。当国家侵害社会各群体的利益时,两者出现非合作博弈,导致社会矛盾激化,文化趋向保守,经济发展停滞,康乾盛世走向衰败。皇权不受制约和民众权利缺失,是康乾盛世转衰的内在机理。     

《红楼梦》中的死亡气息与死亡内蕴

<红楼梦>是为行将没落衰败的封建制度唱出的一支"挽歌".它用艺术形象展现了所谓"康乾盛世"这一表象掩盖下的种种"末世"征兆.贯穿、笼罩整部小说的是浓烈的令人窒息的死亡气息.这种气息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时代气息,是没落腐朽的封建阶级在濒临死亡之前散发出来的.作者以作品结构来渗透这种气息,以情节高潮来突现这种气息,并赋予这种气息以美学内蕴.     

康乾盛世成因蠡析——兼论历史必然性与偶然性

关于康乾盛世的出现,论者多强调是康、雍、乾三帝正确治国之策的作用,但实际上康乾盛世形成的原因有三:在明、清交替之际的长期动乱之后,人心思治是康乾盛世出现不可逆转的客观规律;历史为康雍乾盛世的出现准备好了必要的条件;康雍乾三代帝王正确的治国思想和方针政策是盛世出现的必要因素。康乾盛世的出现是明末清初社会历史发展的自然结果与康、雍、乾三帝实行的正确治国方策相结合的产物,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和偶然性共同作用的结果。     

文学的哲学——《红楼梦》的第三种读法（之一）

朴素的辩证法思想是《红楼梦》的思想“核心”和“精华”,是曹雪芹认识和批判封建社会的重要思想武器。作者自觉不自觉地用朴素的辩证法思想描述了以贾府为代表的封建贵族内外尖锐而复杂的重重矛盾,是其必然没落的根本原因;揭示了其必然灭亡的命运。《红楼梦》是封建社会末期的“盛世危言”。朴素的辩证法思想是《红楼梦》思想性和艺术性高度和谐统一的“融合剂”,具有一定的完整性、系统性、明确性和鲜明性。借助佛老的“语言外壳”是《红楼梦》中的辩证法思想的一大特点。     

《红楼梦》贾府家政管理的现代解读

文学巨著《红楼梦》中的贾府是一个庞大的家族。这个钟鸣鼎食之府,赫赫扬扬,历经四世,到了宝字辈时,才开始衰败。文章试结合现代管理思想和方法,通过解读《红楼梦》中王熙凤、探春、薛宝钗、秦可卿四位女性家政管理实例,探析贾府衰败在家政管理方面的原因,其中有正面的经验,但更多的是反面教训,值得借鉴和深思。     

全球视野下康乾盛世研究学术史回顾

康乾盛世作为中国古代最后一个盛世,也是清代最辉煌的时期,既是研究清史的一把钥匙,也对我们今天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把康乾盛世放在全球视野下进行研究,用世界的眼光看待并研究康乾盛世,这是一个很有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的课题。     

关于“康乾盛世”的历史分期问题

本文对“康乾盛世”的历史分期及“康乾盛世”与“乾嘉盛世”的关系,作了一些探讨,并提出了作者自己的一些看法。在清朝统治近三百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一个为史学界一致公认和称道的时代,这就是著名的“康乾盛世”。实际上,与“康乾盛世”同时,还并存着一个“...     

《红楼梦》中的太阳女神——贾元春浅谈满族神话对红楼梦的影响

生活在18世纪康乾盛世的曹雪芹,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地受到满族文化的熏陶,我们能够从《红楼梦》中探寻出满族神话的原型踪迹。满族神话《天宫大战》中,女神与太阳混同一体了,二者的运行及其命运大体一致,所不同的,前者为神话故事中的艺术形象,后者是前者的原型。元春命运的起伏,与贾氏家族兴衰平行发展的轨迹,与满族神话中的女神与太阳神的运行模式十分相似。满族神话在叙事模式与具体意象上都给曹雪芹以深刻影响。     

十年一觉迷考据,赢得红楼梦魇名:张爱玲的红学研究——港台及海外学人的红学研究综论之七

张爱玲红学观点和思想集中体现在《红楼梦魇》之中,这部著作集中考辨了《红楼梦》的成书问题,旨在申明其《红楼梦》"是创作不是自传"的红学主张。这一研究的终极目标是值得肯定的,即"洗出《红楼梦》的本来面目",彰显《红楼梦》真实的艺术魅力。《红楼梦魇》是对俞平伯文学考证路向的承继,因其更加地贴近《红楼梦》,所以显得多姿多彩。当然,这种"贴近"究竟多大程度上印证了曹雪芹创作时的真实想法,却难以证实。因为"看不懂"的缘故,学者对《红楼梦魇》的批评并不多,其中周汝昌的批评最具个性。     

《红楼梦》琐论三题

《红楼梦》琐论三题乔力内容提要：宝、黛婚恋悲剧实质是他们的叛逆思想为封建礼教所不容，贾氏家族衰败首先决定于封建统治阶层激烈的矛盾斗争。《红楼梦》网状多层立体的复合结构方式在中国古代长篇小说史上具有里程碑性质，借助精彩的细节描写刻画丰富而多侧面的人物性...     

田同之诗论与康乾之际山左诗学思想的嬗变

清代康熙至乾隆初期,山左诗歌空前繁荣,诗学思想亦相当活跃。田同之于康乾之际神韵说风流云散之时,“笃信谨守,乃在新城王公”,极力维护和鼓吹神韵说。同时,他又受到家学传统的影响和德州乡邦诗风的浸染,十分推重杜甫。各种因素的合力,使他立于沉实与清远两种诗学旨趣的交汇之处。透过他的诗论及其与诗界的前后钩联,可以寻觅到康乾之际山左诗学思想的嬗变痕迹。     

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文化认同——江淮望族李氏500年盛衰考论

李氏家族跨明清两代称雄江淮500余年,连续九代有人位至一品,30余人官至二三品,40余人有诗文集传世。明清鼎革,对满人采取不合作态度,与之对抗。在康熙有限的怀柔政策下,文化认同超越了民族认同,族人适时调整自己的政治取向,与朝廷合作。但由于雍乾及以后国策变化,家族亦走向衰弱。李春芳、李清、李楠、李鱓等人的进退代表了该家族不同时期的取舍,从他们身上亦可折射出各时期国家与士人的关系。     

论清代前期西南边政的决策演变——以康熙朝“驱准保藏”战前后为例

康乾时期的国内政治、国防形式,以及西南地区特殊的战略地位,决定了清前期西南边政决策,经历了由康熙时期的安抚之策,到雍乾时期大力推行政治军事改革的演变过程。此政策的推行为清朝西南边防的稳定,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奠定了坚实的战略基础。     

《宋诗钞选》刊刻年代考

《宋诗钞》是清代一部很有影响的宋诗选本，其版本现存尚可考知的共有七种。其中清康熙十年（1671年）三余堂藏板的《宋诗钞选》，迄今学界尚无人提及，其刊刻年代，据考证大致应在乾隆以后。     

康雍乾三帝在18世纪欧洲人眼中的“他者”形象

康雍乾三朝不但是中国历史上清代统治的鼎盛时期,同时也正值世界舞台上欧洲诸强开始崛起的时代。即便当时的清朝采取"闭关锁国"的对外政策,中西文明依然不可避免地进行了交流和碰撞,而当时西方人眼中的康雍乾三帝形象,则是考察中西文化交流碰撞的关键。     

株洲杜甫草堂考

株洲石浦少陵草堂为纪念杜甫住宿凿石浦题诗而建。其始建于宋,盛于康乾,毁于晚清。杜公在凿石浦住宿时间短,留下诗篇少;然而,岁月精准,遗址精确,历代怀杜盛事详实可查,实属罕见。     

儒家诗学思想的回归与扬厉——论清初诗人赵执信的诗学思想

“诗中有人”是赵执信诗学思想的核心,他肯定儒家诗学“发乎情”的同时,又鲜明提出“诗固自有其礼义”,强调诗歌真的规定性。其诗学以与神韵说分庭抗礼的面目出现,是儒家诗学思想的回归和扬厉,是康乾盛世诗坛的异响。     

姓氏、语言、相貌、性情、禁忌、教育——康乾时期燕行使眼中关于满族的几个问题

康乾时期,来到中国的燕行使记录了他们的所见所闻。这些文字是研究该时期满族的珍贵资料。在燕行使眼中,一、满族人的姓氏是个很难把握的问题;此时满姓正在向汉字姓改变。二、满语满文曾一度兴盛,但从乾隆晚期开始则出现被汉语言文字替代的迹象。三、一般满族人"丰伟长大",相貌因家族而异,没有统一特征。四、与汉族相比,满族人"少文"而"淳实",有时也因特权而有些霸道。五、满族禁止虐狗,禁止捕杀乌鸦、喜鹊,也禁止坐西炕。六、满族很重视子弟教育,通过设立各种学堂为子弟读书骑射提供条件。     

从《乾隆朝上谕档》看乾隆帝的驭臣策略

《乾隆朝上谕档》是乾隆一朝上谕副本的汇集,其中保存了数量众多的吏治方面的文献,为深入研究乾隆帝宽严相济的驭臣策略提供了重要的原始史料。宽严相济的驭臣策略是乾隆帝总结康、雍两朝的吏治得失慎重提出的,具体表现为恩威并施,执两用中,这一策略在维护清朝统治的稳固和帝王的权威等方面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其负面影响也不容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