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哈贝马斯商谈合法化理论的社会理论逻辑

在其《沟通行动理论》中,哈贝马斯通过"合理化命题"和"殖民化命题"对其早期的"合法化危机"论说进行了重述,并初步展现了其后来的商谈合法化理论的问题意识和内在理路。在其《在事实与规范之间》中,哈氏通过将"生活世界"转化为更具政治性的"公共领域",并通过将"沟通行动"转化为"沟通权力"以及将"行政系统"转化为视野更宏大、包含着"合法化系统"的"政治系统",最终建构了一种将合法化理论与民主理论融为一体的商谈合法化理论。     

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合理性

交往行动理论是哈贝马斯整个思想体系中的核心内容,其中交往行为的合法化问题是哈贝马斯整个理论体系得以确立的根基,也是我们理解哈贝马斯本人思想的切入点。哈贝马斯一方面沿袭了"交往"概念的历史演进理路,对交往问题形成了自己的理论,另一方面,也在批判、改造韦伯的"合理性"思想基础上,逐步提出交往行动的理论构架。     

清朝的禁烟政策与鸦片贸易合法化问题述论

清朝的禁烟政策与鸦片贸易合法化问题述论吕秀莲刘艳秋鸦片问题是近代中国社会最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鸦片其危害之大,甚于战争。在中国近代史上,鸦片问题可以说是一个可耻的象征。本文试就清朝的禁烟政策与被迫承认鸦片贸易合法化问题略作论述,以就教于同仁。一鸦片作...     

哈贝马斯的现代性重建理论与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

现代性是一项在思想、社会和文化三方面展开的综合工程;民主是现代性的核心问题。哈贝马斯认为晚期资本主义的危机是政治合法化危机和文化动机的危机,现代性的病症是系统和生活世界关系的紊乱产生的异化,只有通过恢复生活世界的自主化和政治民主才能解决。哈贝马斯提出的方案是在实践中通过普遍语用学建立人们相互理解的言语行为的一般规则,从而重建关于一切可能理解的普遍条件;通过重建交往理性和话语伦理,在政治、经济和法律体系中真正贯彻民主和公正的原则。哈贝马斯的现代性建设的方案对当前我国建设和谐社会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文学史述史的合法化反思

为了回答"文学史是什么"这个问题,需要对文学史本体进行理论建构与反思。文学史哲学是文学史理论的基础理论,即对文学史进行哲学反思,深入探讨文学史述史的历史观念、逻辑线索以及合法性等根本问题。历史包括"客观的真实"与"呈现的真实"两种情形,文学史述史把握的历史仅仅是"呈现的真实"。这种"呈现"是对一个国家和民族文学历史记忆的书写的结果。从事文学史进行研究和写作,会面临"如何实现文学史述史的真实性"以及"在真实性的前提下应如何记录文学史"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实质上都指向文学史述史的合法化问题,即文学史书写的学理依据何在。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撼动了以科学性和客观性为标榜的现代历史编纂学,在这样的冲击之下,作为学科史的文学史同样需要重新探讨历史编纂的知识学依据以及历史书写的准则与方法。     

公共政策合法化及其障碍规避

公共政策合法化包括法学意义和政治学意义的合法化 ,两方面有着很大区别但又缺一不可而构成政策合法化的完整内涵。在实现公共政策合法化的过程中 ,存在法学和政治学两种意义上的障碍。依法治国 ,实现决策的科学民主 ,进一步加强民主监督和权力制约 ,构建问责机制有利于政策合法化的顺利实现。     

社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合法化路径与策略——基于北京市一个草根社会组织的个案研究

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应有之义,然而合法性不足是社会组织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北京市一个草根社会组织LL在社区治理中的合法化过程显示,社会组织通过角色归位、意义建构和集体结构化等路径建构自身的合法性,综合运用选择环境、操控环境和创造环境等合法化策略。因此,政府部门应对社会组织进行社区嵌入发展的方向引导和能力建设,社会组织则应以专业服务为立足点,以创新公共物品生产为关键,通过积极的合法化策略,取得在社区治理中的合法性和结构性位置。     

媒介批判的转向:从"工具理性"到"交往理性"——论哈贝马斯的媒介批判理论

哈贝马斯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中最有代表性的理论家,他所研究和阐述的一系列课题,对现代传播学理论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但是,大多数学者在研究哈贝马斯的传播理论时,几乎都是抽取其论著中与传播学内容比较相近的论题进行孤立的探讨,而不是把它们置于哈贝马斯的哲学思想体系中进行考察.如果从哲学层面以一种整体的、发展的眼光来认识和理解哈贝马斯的传播思想,可以发现,当哈贝马斯从"工具理性"批判走向"交往理性"时,也必然带来媒介批判视角的转向.这种双重变奏,对当代传播学批判理论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媒介批判的转向:从"工具理性"到"交往理性"——论哈贝马斯的媒介批判理论

哈贝马斯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中最有代表性的理论家,他所研究和阐述的一系列课题对现代传播学理论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但是,大多数学者在研究哈贝马斯的传播理论时,几乎都是抽取其论著中与传播学内容比较相近的论题进行孤立的探讨,而不是把它们置于哈贝马斯的哲学思想体系中进行考察.本文试图从哲学层面以一种整体的、发展的眼光来认识和理解哈贝马斯的传播思想.文章指出,当哈贝马斯从"工具理性"批判走向"交往理性"时,也必然带来媒介批判视角的转向.这种双重变奏,对当代传播学批判理论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行政决策的合法化：形式合法与实质合法

行政决策的合法化，包含行政决策的形式合法和实质合法。西方理论界没有提供一个有效的行政决策合法化的理论分析框架。在中国语境下，依法决策、科学决策、民主决策分别突出了形式合法性、有限理性和可接受性，三者紧密关联、功能互补，为实现行政决策的形式合法和实质合法，提供了一个较为成熟的分析框架——“互动的行政决策合法化”。遵循这个思路，不断完善法律制度建设，提高我国行政决策的法治化、科学化和民主化水平，逐步推动行政决策合法化。     

Legitimation, Geographical Scale, and Organizational Density: Regional Patterns of Foundings of American Automobile Producers, 1885–1981

Do organizational processes of legitimation and competition operate within different boundaries corresponding to different geographical levels of analysis? Following Hannan et al. (1995), this analysis explores the possibility that legitimation operates on a broader geographical scale (less constrained by political and physical barriers) than does competition. We test the argument by examining founding rates of American automobile producers from 1885 to 1981,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density-dependent modeling. Our findings suggest that within the United States, legitimation operated on a national scale while competition proceeded primarily on a regional level. Comparison with automobile producer populations in Europe yields differences in applic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theory.     

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与哲学的当代合法性——马克思的"动词性"哲学观及其当代意义

在当代哲学领域,捍卫哲学的存在合法性已越来越凸显为一个十分重大的理论课题。马克思的哲学观为理解和解决这一课题提供了重大的启示。马克思终结了传统形而上学根深蒂固的"名词性"的哲学观,而确立了"动词性"的哲学观,把哲学理解为一种"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的"活动",它启示人们:以终极知识和绝对真理为己任的哲学的确已经终结了,但哲学仍有理由作为一种批判性活动而存在,通过这种批判性活动,哲学作为一种内在而超越的"自由思想",仍具有其不可抹杀的存在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