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天地之性”概念的理学分析

朱熹以"天地之性"言"性",其可以从两个方面解读。一是以"理""物"为坐标,"天地之性"是"专指理言",却仍然是"性",使"性"的考察提升到"理"的高度,进而可整体地、形上地论"性",同时也使"性"始终就着"物"来说,界定了"性"的理学内涵,明确朱熹理学视域下人性问题思考的基本范式,即以"性"而论人性;二是以"气质之性"为坐标,与"气质之性"相对,以"天地之性"言"性",既使"性"的考察从"性"的实然层面抽离出来,又在理学视域下重新厘定"天地之性"("性"的本然状态)与"气质之性"("性"的实然状态)二者间关系,进而给予传统儒家"性善"论理学解释,同时也为理学工夫论奠定了哲学基础,指明了实践方向。     

“性即理”与“心即理”本义辨析

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的本质分歧,历来被归结为＂性即理＂与＂心即理＂的分歧。但对＂性即理＂与＂心即理＂在程朱陆王的论述里,究竟是什么含义,历来又缺乏清晰地论说。有鉴于此,本文通过对程朱陆王有关＂性即理＂与＂心即理＂论述的分疏,以说明：程颐讲＂性即理＂是为了以＂理＂善定＂性＂善,而朱熹讲＂性即理（性即天理）＂则是为了以＂天＂的客观性来定＂理＂的客观性,以便否定＂性＂的主观性,将＂性＂说成＂天理＂命于人心。至于陆象山讲＂心即理＂,本意并不是为了反对程朱的＂性即理＂,而是旨在论证＂良心＂即是＂正理＂,藉以反对当时士人借口《论》《孟》以博科举功名的不良风习。王阳明则不然,他再提＂心即理＂,的确是为了反对程朱的＂性即理＂,目的在于将＂理＂说成就是人的＂心之本体＂,为的是＂于虚灵知觉中辨出天理＂,把＂天理＂说成就是＂虚灵知觉之自然恰好处＂,否定＂天理＂独立于人＂心＂的客观绝对性。     

朱子关于"诚"的义理疏解

朱子对于"诚"这一范畴作了多方面的论释,略有四义一是就本义言,诚即是实,或真实无妄;二是就哲学意义言,诚即是实理,这又包括两方面,从天之道讲,诚是天理(天道)之本然,从人之道讲,诚是人事(人道)之当然;三是就性之意义言,诚即是性,此说盖为"性即理"说之延伸;四是就方法意义言,诚即是实心、实意,与自欺、私伪相对.朱子此四说以第一义为根本,而第一、第二义又是继承程氏之说而来.朱子关于"诚"的论说于继承程氏说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形成为一个有系统性的思想.     

分层训练：从议论到议理——谈议论文教学新思路

多年来,以"论"为核心的教学体系对议论文训练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随着现代教育的发展,这种教学已暴露出明显的形式化局限性。而以"理"为核心的新的教学思路可以弥补现有教学的不足,成为中学议论文教学新的亮点和着力点,我们可以从议理的诸多环节进行研究开发,将学生的关注点从"论"再引到"理"这一核心层面上来,使议论文创作更开阔深入、更有层次、也更实在。     

论戴震之性理观

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曾以一本论的"实体"(entity),对柏拉图将本质与可感事物相分离的"分有"(metechis)说予以无情的批判。其后二千余年,类似的一幕在东方贤哲戴震身上再现了。戴震以其性一本论、理欲一本论、性理一本论,对当时占统治地位的程朱理学之性二本论(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理欲不相容论,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亚氏的功绩在于把柏拉图的理念从天上拉回到地面,戴震则把天理还给每个个体。     

理性与道德理想主义--论朱子学的精神

朱子学的第一原理是确立"理"的本体地位,作为现实世界的存在依据和价值真原.朱子对形上之理的设定旨在为道德人本主义奠定一不证自明的人学公理,所以本体论须通过主体论(心性之辩)贯彻落实.这里牵涉到心统性情、未发已发、天理气质、人心道心诸问题.工夫论是朱子实现道德理想主义的具体途径.     

程颐心性论探析

程颐提出性即理的观点,将人性提高到本体之地位,也就将人性善的崇高价值取向提升到第一位.他又引入气禀而来的才来解决恶的问题,建构了性才并举的人性论.在心与性的问题上,程颐认为,心与性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但也有一些细微的差别.这表现在心更多的指向人的主体意识和主体精神,而且心有已发、未发之分以及人心、道心的差异.程颐在性情关系上,阐述了性对情的决定作用,论述了情的相对的独特性.     

宇宙论与价值论之重合与纠缠——朱熹思想中理气关系问题新探

作为儒学思想形态,朱子理气论不仅是为了说明世界之存在,更重要的是为儒家道德修养实践提供依据与基础.因此,他一方面要将理作为现实世界之本体,从理出发对世界万物作为解释;另一方面又要坚持理之纯粹性,从而保证儒家的价值定向.这两方面的不同考量导致了其思想中宇宙论与价值论两种不同视角之重叠.从宇宙论视角看,理气从来都是"一体浑成",而决非"两元对立";理不仅从理论上说是气运动变化的根源,而且也实际地具有着主宰与制约气之作用.从价值论视角看,纯粹之理自身则总与那未完全实现理的实然之气或具体事物间表现出某种差距,从而产生了"理气为二""气强理弱"的种种观感.朱子对宇宙论与价值论两重视角之存在亦未有明确之自觉与区分,于是造成了后世对理气关系的种种困惑.     

寓理于欲以理导欲——论王夫之的理欲合一论

作为王夫之情理美学观一个组成部分的理欲合一论,是建立在其化生的自然发展观、主客互动的心物学说和相反相成的辩证思维的基础上,并且与其伦理道德观密切相关。他的理欲合一论强调寓理于欲以理导欲,表现出倾欹于理的取向。这种理欲合一论在审美观照中就具体化为性—情—欲关系的递相制约,由此导引出情感的雅俗和贞淫之别。王夫之的理欲合一论从精神上标示了当时情理美学观向传统文化复归的时代趋势;同时也反映了当时情感美学思潮由唯情主义向理性主义的历史性转折。     

论二程天理论

二程的天理论是二程哲学体系的重要命题.二程认为,天即是理,理即具有宇宙万物的主宰地位,同时亦具有宇宙本体的意义.天理是自然之理,人们要顺应天理而不能违背它.同时天理不能被人的感官所感知,人们只有通过现象才能认识天理.二程又认为人伦即是天理,这就把人类社会特有的道德原则提升为整个宇宙的普遍规律,使儒家伦理学与哲学本体论结合起来,从而使得宋代理学的最终确立,这在中国哲学理论范畴的发展史和宋明理学史上具有重大意义.     

李光地理学思想评议

李光地是清康熙中叶一位重要的理学家,是清前期官学化理学的典型代表。他的理论的核心内容是“理即性”思想,强调儒家伦理的亲和特性及个体与社会之间的“蔼然”、“肃然”之情,以性的“生生之德”和“一体之仁”来说明现实制度的亲和力。以李光地为代表的清初官方理学在强调“理”的控制性的同时,也逐渐使理学走上实用化、实利化和世俗化的道路。     

论程伊川“性即理”的基本内涵及其工夫论指向

程颐的“性即理”说一方面以“理”规定“性”来保证了人性的善,但同时通过性气分设、性情分设的方式,指出气禀在人成德之路上的负面意义,从而为成德之工夫指明了方向。因此,伊川之工夫论,可以在“性即理”这一表述中找到其根据所在。一方面为对治人心中“气”的消极影响,故需“涵养用敬”;另一方面为彰显人性中“理”的一面,故要“格物穷理”、“进学致知”。     

“天—理”“性—理”与“仁—理”——从《四书章句集注》看朱子理学的概念结构

朱子理学的成就之一在于建构了儒家的道德形上学体系。之所以称之为形上学体系,乃是因为其理学背后有一套较为严整的概念结构。朱子理学的概念结构在其毕生钻研的《四书章句集注》中体现得最为充分。这一概念结构由“天—理”“性—理”“仁—理”三个层面依次展开。在“天—理”结构之层面,朱子着重强调了“天”—“理”—“天理”的绝对价值、“诚”的基本属性、“人欲”去尽而“天理”流行的基本判断、“圣人”之道的绝佳载体、“理”与“事”的体用架构。在“性—理”结构之层面,朱子生动呈现了人之“性”与物之“性”乃“天”之“性”的转化与分有之首要内涵、“天—理”与“人—性”所构成之价值序列、儒家之“性”一般指向“天命之性”而非“气质之性”之义理依据、“性—情”关系之心性论思想与方法论意义、“修”与“教”之工夫修炼路径。在“仁—理”结构层面,朱子集中反映了“仁”之于“人”的主体性确立与道德性挺立的决定作用、“仁”乃人之为人的必然之“理”的题中之义、“仁”乃“心”之枢纽以及“仁”乃人之本性的理论关键、“取舍之分明”与“存养之功密”的“为仁”方法、涵养径路解读“尊德性”与认知径路解读“道问学”的学术走向。从“天—理”到“性...     

当代新儒家对西方哲学的回应

当代新儒家是继先秦儒学与宋明理学而起的第三波,其主要任务是对强势的近代西方哲学挑战的回应.五四运动倡全盘西化,引致新儒家之反弹.张君劢挑起科玄学论战,对西方哲学的理解与批评既不周延也不称理.第二代新儒家唐君毅、牟宗三起于抗战,精神上虽承继第一代的熊十力在“量智”之外挺立“性智”,在表述上却由西方哲学如康德、黑格尔转手.迥异时流之无体、无理、无力,由内在体证超越,挺立道德主体与认识主体.1958年元旦,4位流亡港、台、海外的学者: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签署《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坚持“道统”维护传统的精神价值以供奉于世界,开拓“学统”与“政统”以吸纳西方的科学与民主.第三代新儒家刘述先、杜维明更与时推移,唤醒全球意识,通贯古今中外,体现“理一而分殊”,存异求同,多元互济,才能对人类与地球的永续寄予无穷的希望.     

化当然为必然:朱熹思想的内在趋向

以理为第一原理,朱熹上承二程,既表现出某种构造形上世界图景的超验趋向,又延续了儒学沟通天道与人道的传统.通过理气关系的辨析,朱熹在不同的层面确认了理为存在的普遍根据.作为存在所以可能的根据,理又被赋予所以然与所当然二重涵义,与之相联系的是融当然于必然,正是在这里,以理为存在第一原理的内在涵义得到了真正的展示.当然与必然的沟通既使当然之则的规范意义得到强化,也突出了人的理性本质.较之当然和必然,天命之性和道心更多地从内在的方面展开了普遍之理,后者(理)在人格的成就与行为的成就中具体地表现为自觉的原则.在以自觉的原则确证人不同于其他存在之本质规定的同时,朱熹又或多或少表现出以自觉原则消解自愿原则的趋向.     

体情·思理·悟境——"庄周梦蝶"的三种解释路向

"梦蝶"寓言历经千载有着极为丰富的阐释,然条分缕析,大抵可分为三类:第一类解释抉发其梦幻之义,因其中多羼杂着浓烈的情绪感受,故称之"情"的体验。第二类解释则从"梦蝶"寓言中寻绎出万物变化的道理,故称之"理"的思致。第三类解释以齐物之境解读蝴蝶梦,故称之"境"的领悟。三种解释路向各有其合理之处,自成一说,但三者之间有着内在的关联,而且它们在理解的层次上是有高低之分的。     

马一浮、牟宗三对朱熹“性即理”的不同解读

现代对于朱学与陆王学的研究,大都以“性即理”与“心即理”区分朱学与陆王学,并将二者对立起来,把朱学界定为“理学”,把陆王学界定为“心学”.与此不同,一些学者反对把“性即理”与“心即理”对立起来,甚至通过强调二者的相互联系,把朱学与陆王学调和起来.马一浮虽强调“性即理”与“心即理”的不同,但是以朱熹“性即理”涵摄“心即理”.牟宗三则通过分析朱熹“性即理”与陆王“心即理”的截然不同,并以为“朱子实非孟子学”.这些莫衷一是的学术观点是进一步研究朱熹“性即理”及其与陆王“心即理”之关系的学术基础和可供参考的学术资源.     

朱子“天理之性”与“气质之性”的深度两难

在朱子的形而上学体系中,理是其形上学的终极范畴,理内化于万物就是性,朱子称之为天理之性。人由理和气结合而生成,气有清浊,故人有善恶,此即人的气质之性。然而"气之清浊"又从何而来,朱子并没有追问。一般来说,气既然有"清浊"之别,可见气已经落入经验世界中而成为存在者(物)。既然一切物莫不统摄在其"天理"之下,至善之天理何以开出恶浊之气,这在朱子哲学中显然是一个两难问题。     

朱熹和柏拉图:"理学"和"理念论"思想之比较

朱熹是唯心主义理学的集大成者,"理"是朱熹哲学的最高范畴.他以"理"作为哲学本体,建立起一整套庞杂的理学本体论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柏拉图的理念论思想是古希腊哲学发展的产物,在西方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对朱子的理学和柏拉图的理念论思想进行比较可看出有许多相同和相异之点.     

论王维佛理诗中的象喻

王维的佛理诗重视象喻的使用 ,其方式主要有两种 :其一 ,从纯粹言理出发 ,直接引用佛经中的典故 ,使其所言之佛理 ,更为准确明显 ,表现出以理取胜的特点。其二 ,则是从某一感性形象出发 ,通过景物的描写 ,来显示他对佛理的体悟 ,理寓景中 ,景理相谐 ,使诗的意味更加深长。前者带有浓郁的佛教文化的色彩 ,展示出佛教日益融入中国文化的发展趋势 ,而后者则典型地表现出中国文人的情趣以及王维个人的品性、艺术才能与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