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南越的犀象——以广州南越王墓出土资料为中心

《西汉南越王墓》将岭南出土与犀象有关的资料看作南越海上交通的物证。 其实,历史文献关于岭南犀象的生存和犀象资源的利用多有记载。似乎不能排除岭南象牙应用于工艺制作,满足贵族消费的可能。而出土皮甲及铁甲所附皮质材料,很可能也取自当地出产的犀。研究者以南越王墓出土动物遗骸为资料讨论汉代气候,其结论与此前一些研究成果吻合,然而虽指出汉代广州地区有象类生存,现今则已消失,遗憾的是没有使用相关出土资料以予说明。     

商代晚期中原地区生态环境的变迁

殷商时期中原地区本来有非常良好的生态环境,雨水充沛,温暖湿润,植被丛生,野生动物资源丰富。不过从考古发现和甲骨文反映的殷墟文化各期生态资料的数量变化,并结合文献记载的“象之南迁”、“洹水一日三绝”、“河竭而商亡”以及“雨土于亳”等材料来看,商代晚期中原地区的生态环境曾有一定程度的变化气候开始变冷变干,土壤变质,旱灾频仍,沙尘暴时起,植被减少,野生动物灭绝、迁徙等等。变化的主要原因是自然界西北季风的转向,而人为的破坏作用也加速了生态环境的恶化过程。     

走进华东生物资源库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它所蕴藏的巨大财富和价值并不完全为世人所知晓，新安江源头的黄山市六股尖林区以其植被结构复杂，生物品种繁多。珍稀濒危动植物保存完好等特点。被国内外专家誉为“华东生物资源库”。 六股尖林区是典型的亚热带季风气候，年降雨量达2000-2200毫米，属亚热带常绿阔叶林植物带和南北动物荟萃过渡地带，优越的自然条件孕育了良好的生态环境，使这里成为众多植物的天国，野生动物的领地。     

汉字中的古代中原气象信息

形声字"豫"从"象"得义,说明豫地有象;"个"本为名词,指竹竿,后语法化为一般量词,说明中原地区曾盛产竹子;"贝"族字多于钱财相关,反映了贝曾是古代的实物货币,贝的大量而广泛使用说明此地曾产贝类."象"、"竹"与"贝"均为亚热带或水族物产,现在在中原地区已消失或很少见,说明古中原气候跟现在比可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成语"望梅止渴"也能说明类似问题.考古学及地理学的成果也支持这一结论.     

神农架发现“千脚蛇” 分开为虫 合则成蛇

充满神秘色彩的神农架原始森林深处,又发现一种奇特的动物,它既象虫又象蛇,躯干分解开来象许多虫子,组合成后象一条蛇,而当地人称它为“千脚蛇”。 据神农架野生动物考察队的胡振林说,70年代的一天,他当时在神农架玉儿沟测量公路线和进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兵工企业内迁组织与管理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兵工企业内迁,是上世纪30年代中国历史上那场空前规模内迁运动的重要部分。深入考察兵工企业内迁过程的组织与管理,我们发现,这场搬迁是有准备、有计划、有组织、有秩序的,不能与民用工业企业内迁组织混为一谈。可以说,一方面,它是中国人民为躲避日本侵略者的战火而被迫进行战略撤退的无奈之举;另一方面,它也是中国人民为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侵略而主动进行战略转移的作为之举。     

历史时期长江三峡地区野生动物分布与变迁

现代历史自然地理学告诉我们,一定历史时期野生动物的生栖依赖于相应的自然环境;而野生动物的生存状况及其变化又可反映出环境演变规律来。长江三峡地区处于川渝鄂黔交界,大巴山、大娄山、神农架和巫山山脉在此汇合,长江深切于其中,形成十分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通过对该地区历史时期生栖的野生动物分布变迁研究,将更为深刻地认识三峡库区生态环境变迁和人地关系演进情况。     

楚都辨

周代的诸侯,象楚那样,多次迁都,始都与末都相距以千里计,是绝无仅有的;象楚那样,国都的地望聚讼纷纭,至今未能一一考定,也是绝无仅有的。楚顷襄王二十一年迁都陈,楚考烈王九年迁都钜阳,二十二年又迁都寿春。这陈、钜阳、寿春的地望是明确的。可是,迁陈以前的郢,迁郢以前的丹阳,以及一度被楚昭王作为国都的郡,它们的地望却至今还笼罩在疑云之中。本文试图依据楚国的史事论证楚都的地望,如果对于深入探讨楚都地望问题稍有助益,就算达到目的了。     

新出秦简中的授田制问题

最新公布的里耶秦简揭示了更多授田制的细节。从申报来看,吾武和寡妇憗的"谒垦"便记录了迁陵的授田程序。主要有自报、审定和复查三个环节,其重要发现是,在迁陵乃至洞庭和更多地区授田是按小块土地分批授予的,以及管理授田的"田"均按乡设有"左田"或"右田"等。根据对刍稾的征收,在迁陵地区还允许跨乡授田,没有一夫百亩的限额。在耕作方式上,迁陵地区的垦田均大量休耕,被称为槎田或田。它的特点并不在于造田的方式,而在于"岁更"的耕作方式。由此可以推算,迁陵民田每户平均当有耕地70亩左右。至于田租,新出秦简则完全证实刍稾是按实际授田数征收的,并间接证实了土地兼并的存在。     

魏晋时期关中地区的移民

魏晋时期,以长安为中心的关中地区移民分外迁与内迁两种。外迁移民类型主要有躲避战乱、灾害型和政府强制型。外迁关中移民结局大多悲惨,或被杀、被掠,鲜有光鲜于世者。关中移民内迁亦有两种类型:一是统治者为充实长安,维持政权与发展经济而进行掠夺性移民;二是周边地区人口主动迁至关中。内迁移民从不同方向而来,具有多方向性、民族复杂性、多元性的特点。内迁移民对关中的政治、经济、文化事业的恢复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从“终古”论及《天问》的写作背景

王汝弼尝论屈原所任左徒是左史。今考《哀郢》所言“去终古之所居”的语法结构与“从 彭咸之所居”等句全同,“终古”当为人名,即夏代史官,屈原借以自指。“去终古之所居”是指屈原被 贬离左徒的史官职位。古代史官所掌图册中有丰富的绘画作品,终古且有泣图出亡之意。《天问》正 是屈原作为史官离职时的泣图之作。     

商周中原文化对长江流域古代社会文明化进程的影响

中原商周文化向长江流域的扩张,对不同地区的影响是通过不同的模式进行的,其影响程度及结果也不相同。中原商文化在二里岗时期曾大规模向长江流域扩张,直接促成了长江流域商代青铜文明的产生和发展。殷墟时期,中原的青铜文化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由于商王朝疆域的内缩及对周边控制力量的减弱,促使长江流域的青铜文化迅速发展,并使区域性文化中心得以形成。此时,南方青铜文化明显承袭二里岗时期所形成的一些传统,同时又接受了以安阳殷墟为中心的中原晚商文化的新因素。长江流域各支青铜文化在中原商王朝礼制文化的强烈影响下,不仅进行着物质文化的融合与统一,而且还是思想观念上的融合与统一,为西周集中统一的政治格局的形成奠定了文化基础。而到了西周中期,中原地区的强势文化已波及到大江南北,长江流域已成为西周王朝政治文化统辖的直属地区。随着中原先进文化的传播,在意识形态领域,长江流域有的部族已开始采用中原商周的礼仪制度作为社会的整合手段,以规范社会的等级秩序和社会的正常运转。长江流域在商周时期的文明化进程既体现出中央王朝与边疆地区的文化与其政体性质及生活形态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也反映出长江流域的古代社会主要通过地方与中央的行政隶属关系被纳入文明社会的发展框架中。     

论明代中后期“吴风”“楚调”之嬗替

明代中后期王世贞主盟文坛,其长期在吴中弇园家居,接纳四方文友,相互诗文唱和,吴中成为当时的文学中心。此后,袁宏道倡"公安派",钟惺、谭元春引"竟陵派",相继崛起,并对吴地文学大加挞伐,"楚调"盛极一时。在"楚调"衰弊之际,吴伟业编纂《太仓十子诗选》,沈德潜选编钱大昕、王鸣盛等吴地才子之作成《七子诗选》,皆有使"吴风"再兴之意。"吴风"、"楚调"此消彼长,地域文学、权力文学在"边缘"与"中心"的位移中相互碰撞、嬗替,彰显出文学话语权的纷争。     

商代中原地区的草木植被

殷商时期中原地区有着良好的草木植被:大片大片的森林,随处可见的灌丛,林木茂盛,野草丛生,丛林之间遍布沼泽湖泊。甲骨文字中有许多反映商代中原地区植被种类的字形;一些特殊的甲骨文字如"朝"、"暮"、"东"、"西"、"楚"、"茔"等,都反映了当时植被的丰富;甲骨文中还有众多与林地有关的"麓";文献中许多关于"松柏"、"桑林"的记载,表现了殷商时代中原地区植被的特征;野生动物的大量生存,也是当时植被丰富的一个佐证;最能反映当时的气候条件的竹林,在商代的中原地区也有大量分布。但是到了商代末年,由于长期的农垦、田猎、畜牧以及生活生产用木等,自然的植被环境遭到了严重的人为破坏。     

《中原雅音》音释资料辑补

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综合目前所能看到的引用<中原雅音>的韵书、字书,继续对<同声千字文>这部字书中的<中原雅音>材料进行了穷尽式的辑佚,又新发现其有关音释资料208条,这些资料对今后学术界研究<中原雅音>具有重要价值.     

“殷”名号起源考

甲骨文中用作地名或国名的"衣"字,本为东夷族称的转化字,商代末年周人称商为"衣",实际是指商人为夷人.入周以后,周人仍多称商为"衣",又或称为"殷","衣"、"殷"名异而实同."殷"名号的通行大约始于周康王时.旧说商又称殷起于"盘庚迁殷"是没有根据的,以商都为"殷"亦出于周人的习称.     

汉唐之间袁氏的政治沉浮与籍贯更迭——谱牒与中古史研究的一个例证

汉唐之间,汝南汝阳袁氏经历了两次重大的籍贯更迭:一次是由陈国扶乐变为汝南汝阳,另一次是由汝南汝阳变为陈郡阳夏。东汉一朝,汝南汝阳袁氏四代在政治上持续发展,并超越陈国扶乐袁氏,成为首屈一指的世家大族。汉末袁曹相争,袁绍、袁术兄弟落败,汝南汝阳袁氏迅速沉沦。与此同时,陈郡阳夏袁氏则与新皇权建立起特殊的关系。魏晋南朝频繁易代,他们的政治地位得以蝉联,并最终压倒汝南汝阳袁氏,成为袁氏的正宗所在。南朝后期与王、谢、萧三家并列侨姓之首的袁氏,正是陈郡阳夏的一支。此例说明:中古士族身份的变化,也会反映在谱牒之中,甚至造成他们籍贯的移动。     

殷周两代的文化传承与 《商颂》 的流传

《商颂》 见存于 《诗经》, 有其历史渊源. 商周之际, 殷商文化是周代礼乐文化的重要渊源. 西周以后, 它演化为周代礼乐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商颂》 进入鲁国是华夏诸国文化交流的结果.它保存在今本 《诗经》 中当与孔子有关. 《商颂》 流传过程所表现出的殷周文化融合的纵向与横向作用,在华夏民族文化的形成历史上颇为典型, 是一极具理论意义的文化个案.     

“商—周考古界标”平议

考古学上的先周期和西周初期这两个陶器群所代表的年代,在武王克商前后是交错 重叠的。徐良高说武王克商后丰镐地区商文化因素突增不符合实际。因此,把97SCMT1西周初 期地层叠压先周期灰坑的地层关系称为“商—周考古界标”是不科学的。碳十四测年方面的专 家,听信“商—周考古界标”的错误主张而获得的克商年代范围,可信度受到影响。夏商周断代 工程把由此获得的克商年代范围作为推定武王克商年的出发点,是很大的失误。     

商代的王畿与四土

依据《战国策·魏策》等文献可以确定晚商时期的王畿范围,而依据一度并存的偃师商城与郑州商城则可以推定早商时期的王畿范围。商代王畿与四土的关系即《尚书·酒诰》所说的"内服"与"外服"的关系,亦即由"王邦"与众"属邦"组成的"复合型"国家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