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视剧作品形象与现实生活的界限

影视剧作品是在观众的接受中最终完成其创作的。在对作品的接受中,接受者(观众)有时会出现某种错位,或者将创造形象的演员当作形象本身("正串"),或者把形象还原为创造形象的演员("逆串"),两种"串联"都影响了作品的真实性。就作品本身而言,其不符合现实真实性的"穿帮"破坏了作品的真实性与完整性。作品本身既是有界限的,也是自足的,对影视剧作品的接受应当在作品本身的艺术时空内进行。     

论多重版权的产生、正当性及其行使

在汇编作品、合作作品、演绎作品及电影作品这类复合性作品的创作中,通常会涉及对已有作品的利用,或最终作品本身又可分割成几个独立的分作品,从而出现已有作品、分作品的版权与最终作品的多重版权共存的情形。笔者从多重版权的基本形式———双重版权入手,分析其产生的具体情形,并从知识产权理性层面及经济学视角考察这一权利配置模式的合理性,最后对多重版权的行使规则予以了关注。     

谈文学手法的运用对新闻作品的优化作用

在报业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受众选择的范围也越来越广,对报纸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希望在获得信息的同时还得到某种精神上的满足,这就给报纸优化其新闻作品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写作新闻作品时采用恰当的文学手法,可以增强新闻作品形式上的美感,提升新闻作品的内在价值,彰显新闻作品的个性。     

《红字》的叙事距离

叙事距离是大部分小说家采用的重要文学技巧之一,是美学和文学理论的基本要求。叙事距离不但体现在叙事的时间与空间上,而且还体现在作者、叙事者、故事人物及读者之间在道德、情感、态度等方面的距离,体现在作品与读者的审美距离。霍桑把这一手法巧妙地运用于《红字》之中,增加了作品的文学美学效应,强化了作品主题的表现力;叙事距离在《红字》里的运用不但增强了作品的张力,延长了读者对作品的领悟,让作品与读者保持着恰如其分的审美距离,从而提升了作品的文学价值和艺术感染力,而且还有助于叙事者在传达婚外情主题时免受道德谴责。本文旨在运用叙事学的相关理论阐释叙事距离的概念及功能,并探讨其在《红字》中的具体运用及艺术效果。     

李斯作品的文学观照

李斯是秦朝唯一在文学史上留下姓名的文人,李斯的作品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早期作品《谏逐客书》,中期作品七篇刻石文,晚期作品《奏请秦二世行督责书》等。三个时期的作品都有着突出的文学表现,在许多方面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李春景的报告文学创作

在叙述结构上 ,李春景的报告文学采用了历时性的叙述方式 ,这种方式使其作品具有开篇稳健、行进舒展、气韵畅达的特点 ;细节的真实与生动增强了作品的可读性和艺术感染力 ,而其中的散文化倾向又使作品具有一种诗情画意。同时 ,在重视报告文学新闻性的同时 ,他还较好地处理了新闻性与文学性两个方面的关系 ,从而避免了因过分强调新闻性而使作品苍白无力 ,缺乏艺术感染力 ,或者过分注重文学性而削弱作品真实性     

从学术论文谈著作权视野下的挂名行为

学术论文是作者就某一领域某一方面的某一问题进行研究,提出观点,是作者人格利益的延伸。笔者认为当今学术研究领域盛行的挂名行为,破坏了作者与作品间的关系,侵犯了作者对作品的身份权,使作者的人格利益不能在作品上延伸,降低了作品的价值,减损了著作权人对作品应有的财产权,造成财产损失。     

论作品标题的法律保护

从作品标题保护的现实案例出发,阐述了作品标题的概念与特征。对于作品标题,我国法律并没有作出明确规定,而在国外,有的采用著作权保护,有的采用反不正当竞争法予以保护,有的则用商标法予以保护。在此基础上,笔者对我国的作品标题保护制度的完善作了初步探讨。     

论斯诺普斯三部曲对南方边疆幽默作品“恶作剧人物”的呼应

本文聚焦了美国著名作家威廉·福克纳的斯诺普斯三部曲同美国南方边疆幽默作品在恶作剧人物形象方面的互文呼应.通过这种呼应,三部曲不但吸收了边疆幽默作品中的一类重要的人物形象,而且弘扬了这类作品推崇的社区观念,鞭挞了贪得无厌的斯诺普斯工商者.三部曲与边疆幽默作品在恶作剧人物形象方面的呼应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作品丰富的文化底蕴.     

论作品角色的著作权保护

作品角色具有独特的价值,他人可能利用在先角色创作新的作品,于是,产生了角色保护的需求.这是一项我国近年来遇到的新著作权法问题,我国法院对此作了一些探索,但尚未建立起对于角色独立的著作权保护体系.应该看到,并非所有作品都具有角色,但对于具有角色的作品而言,其作品角色都可以构成独立的新作品.但只有当角色具有足以被他人识别的独创性表达时,才能独立地构成新作品.不过,即便未构成作品,角色也可以通过反不正当竞争法获得保护.在著作权归属上,构成作品的角色归其创作者原始所有,其上的权利独立于原作品著作权而存在,同时,角色的真人表演者享有表演者权.在权能上,角色著作权人享有控制角色后续利用的著作财产权,角色的创作者始终拥有著作人身权.     

论列强对洪宪帝制的态度及影响

帝制初起时 ,一战方酣 ,西方列强无暇东顾 ,对华政策大多以日本的意志为意志 ,为了争得对袁世凯政府的控制 ,列强争相怂恿袁世凯称帝。当袁世凯称帝之事呼之欲出、反对之声叠起时 ,日本为了乘中国国体变动之机扰乱中国以达其侵略之目的 ,联合西方列强出面干涉 ,劝告袁世凯延缓帝制 ,煽动中国内部叛乱 ,并对袁世凯施加经济压力。以日本为首的列强的出尔反尔是袁世凯政权走向灭亡的关键性因素之一。     

隋树森与元曲研究

隋树森是元代散曲和杂剧校辑工作的佼佼者。 196 4年 ,他编成《全元散曲》 ,为研究者带来莫大方便。杂剧方面 ,2 0世纪 5 0年代他对臧懋循的《元曲选》重校断句 ,又把其中未收入的元杂剧收罗汇编成《元曲选外编》。隋树森造福学林 ,可谓劳苦功高。     

元代商业繁荣及其原因

元王朝是由少数民族建立的第一个“大一统”的中央封建王朝,虽然有大量的奴隶制残留,但是元代的经济特别是商业却在中国古代商业史上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元代的商业呈现出繁荣的景象,商人的足迹遍布全国各个地区,大批的西域商人东来进行贸易,海外贸易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从商业中所得的税收已在政府财政收入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究其原因是因为“重商”的思想和元朝统一后所制定的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政策和法令鼓励和刺激了商业的发展,具体表现在：元统一后大力恢复发展社会生产,建立四通八达的水陆交通网,改进手工业工艺,在全国推广纸币．色目人为元代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楚昭王疏者下船》两种刊本比较——兼谈臧懋循“当行”理论在杂剧剧本改编中的体现

<楚昭王疏者下船>是元代郑廷玉的杂剧之一.该剧现存的元代<元刊杂剧三十种>本和臧懋循的<元曲选>本在曲文和情节上差异很大.臧懋循"当行"理论应当是造成元杂剧不同版本之间差异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适于舞台搬演、迎合观众好恶、创造感动观者之魅力应当是<元曲选>本对元刊本改动的一个重要标准.这一点在<楚昭王疏者下船>的两种刊本中体现得尤为突出.本文拟对此剧的<元刊杂剧三十种>本及<元曲选>本进行比较研究,并试图从中找出臧氏"当行"理论在杂剧剧本改编中的体现.     

屈原文化旅游的资源开发与内涵挖掘研究

屈原是中国古代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世界文化名人.中国历史文化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不断积淀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屈原文化.在文化旅游逐渐成为旅游时尚的今天,屈原文化显示出极高的旅游资源价值,并具有十分广阔的市场前景,但当前屈原文化旅游的资源开发还存在一些矛盾和困惑,其开发路径需要进一步探求,文化内涵需要有效挖掘.     

共荣与互鉴:元代民族文化的交流与文学特色

多元的民族文化对元代文学创作有重要意义。草原文化有自身的文化特性,如坚毅勇武,豪爽真率,注重经济等,这些草原文化的民族习俗深深影响到了元朝的治理。蒙汉治国存在着文化差异,大元王朝始终以蒙古贵族利益为上。在与中原文化的交流中,少数民族文人取得较高的文学成就,元曲和诗歌都深受草原文化的熏陶,这种文化使元曲的语言更加生动活泼,诗歌的风格更为雄浑壮丽。多元的文化格局促使元代文人更为关注自我,重视自我的生命意义。     

论元代前期对王维诗歌的接受

元代在唐诗接受史上上承宋金，下启明清，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王维作为盛唐诗歌大家，在元代的研究接受是很有限 的，主要集中在《瀛奎律髓》及《唐音》等选本著作之中，元代对王维诗的接受从初期到中期再到后期，呈现出一个递进发展的过 程。研究元代前期的王维接受情况，对于明确元代在整个王维接受史上的地位，以及唐诗在元代的接受情况，推动王维研究与 唐诗研究的向前迈进，都是有助益的。     

试论柳宗元对屈原的继承与发展

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诗人屈原对后世文人影响甚大,中唐时期的柳宗元就是深受其影响的一位。柳宗元被贬永州之后,极力追慕屈原。当然,由于他们所处时代不同,因而不论其审美心理,还是其审美表现,有相同之处,但也存在着差异。文章从柳宗元对屈原的理解与敬仰、自我形象与抒情方式等方面来探讨柳宗元对屈原的继承与发展。     

丽元通婚外交研究

13世纪60年代,丽元和平关系建立后,元朝意欲不战而得高丽一国,致使丽元外交交锋不断.1269年,高丽向蒙古提出王室联姻的请求.元朝联姻王室之余,又向高丽提出贡女要求.高丽遂以尚公主与贡女为主要方式,与元朝皇亲国戚及政要显贵互通婚姻.丽元之间的通婚关系具有人数众多、涉及面广、历时悠久、意义重大等特点.丽元皆试图利用通婚之举,影响甚至左右两国关系,使其具备外交性质.事实上,引人瞩目的丽元通婚外交的确对两国政治关系和平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元代蒙古族汉文诗歌创作的社会历史背景

一定时期的文学发展,有其一定的社会历史背景。元代蒙古族汉文诗歌创作这一特殊的文学现象的出现,也绝非偶然,而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下产生的。本文从重视儒家人才、学校教育、政治地位的转变、环境的改变、汉文著作翻译影响等方面论述了元代蒙古族汉文诗歌创作的社会历史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