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性解读——评《天路历程》

从文学类别的角度来说，英国作家约翰·班扬的《天路历程》经历了一个嬗变的过程：从单纯的宗教性文本到文学性作品，而这恰恰表明其独特的“审美意识形态”．以及多维的解读空间，让读者领悟到文学开放性的美。     

马一浮对《论语》的佛学解读

马一浮运用佛教讲经的义理和方法解说《论语》,将《论语》阐释学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他运用佛教判教的方式,将《论语》摄属于六艺,认定《论语》无往而非六艺之要。他将佛教四悉檀运用于《论语》解读,在情景化的对话中准确把握文本的基本含义,体悟圣贤的本怀。除此之外,马一浮还运用了佛教的始终、本迹等义,在佛教义理比照下彰显孔子的微言大义。通过对《论语》的佛学解读,马一浮有关六艺的学思得到了比较全面的表述和展示。     

钱澄之对《庄子》的佛学解读

明末遗民钱澄之在《庄子内七诂》中引用佛教的话语对《庄子》中的文句进行训诂.他将《逍遥游》视为《庄子》继《易》的集中体现,将《齐物论》视为是对“物论无端”、“物化无常”之真理的揭示,将《养生主》视为庄子对追求长生久视的反驳,将《人间世》视为是对众生福报寡浅、充满各种痛苦的证明,将《德充符》中“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尝死”解释为禅宗所说的“绝后复苏”,将“圣人将游于物所不得遁”解释为佛教的“从众生异类中行”,将《应帝王》中壶子与郑成斗法解释为佛教所说的“他心通”.钱澄之对《庄子》的训诂反映出明清之际的学术追求由体验心性自我向重视考证本意的转换.     

佛学、哲学与中国哲学史——从《成唯识论》哲学联想的几个问题

现代学术范畴中的佛教哲学不能全等于佛学。《成唯识论》是中、印佛教哲学的代表性文本。由此表明《成唯识论》哲学一是普遍意义上的佛教哲学,另一则是中国哲学史范畴下的中国佛教哲学。这两个领域之间也有交叉。迄今为止的汉语佛教研究还缺乏真正的佛教哲学研究,而中国佛教哲学研究的缺失是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深层危机。     

太虚的佛学意义世界——《真现实论》之当代解读

根据太虚论述,强调了其面向,即太虚之所谓救世则在当今可解释为经其重新阐释的佛学有助于全球摆脱现代性困境的意向。鉴此,首先分析解读了《真现实论》之所概括的佛学认识论、知识论、方法论的宏大体系架构。其次依佛学之意义图景,重点剖析了太虚论人之所以为人。最后,由太虚强调的生命价值之升华,进而归结为佛学价值观,并基此从思维方式转换入手,包括由两极对立的思维转为多元相对思维、由个体从局限于自身经验与立场出发的局部思维转向整体思维、由对真理表述的肯定式思维转向否定错误的探索性开放性思维、由静态的固定不变思维转向万象不止息地在变化中的动态思维四方面,试图回应全球正面临的价值紊乱问题。     

哲学家视角下的佛学研究——读萧萐父先生的佛学研究论著

正我藏有几千本书,平时乱堆乱放,每每为找要用的书而烦,唯独萧先生的书很容易找到,因为我总是将他的三部《吹沙集》放在我书架的显著位置,一眼就能看到。为了撰文纪念萧先生90冥诞,我从书架上取下三部《吹沙集》翻阅,希望先确立一个泛泛的论题,再仔细研读与之有关的论文。再三翻阅之后,我决定写研读萧萐父先生佛学研究论著体会方面的文章。之所以从这个方面写文纪念萧先生90诞辰,是因为我认为对萧先生佛学方面的研究,我们尚缺乏足够的认识,这不利于全面、系统、深入地研究萧先生的学术思想。这只要对萧先生的学术有全面的了解,就不难理解。正如师门学兄所强调的,萧先生     

《圣经》的文学性及其对中西文学的影响评述

近几十年来,中外学者对《圣经》文学性的研究,牢固确立了《圣经》的文学经典地位."圣经文学研究"历经研究"圣经中的文学",到解析"作为文学的圣经",内涵渐趋丰富.本文探讨了西方文学、中国文学与《圣经》内在而深刻的联系,揭示了《圣经》基督教对西方文学和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     

解读中国哲学的活水源头——评《七子视界：先秦哲学研究》

先秦哲学是中国哲学和传统文化的活水源头，因此，对先秦哲学的研究不仅有助于理解这一时段的中国哲学和文化，而且在某种意义上影响着对全部中国哲学史包括当代中国哲学的理解和评价。由于这一众所周知的原因，对先秦哲学的研究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之一，相关的研究成果也层出不穷。这种情况无疑给先秦哲学研究的创新增加了难度。在这方面，     

《诗经》的政治解读与文学解读

从历史上来看 ,对《诗经》的解读方式共有过三种 ,即政治解读、历史解读和文学解读。政治解读是传统解读方式 ,体现了对现实政治的观照和积极入世的精神 ;历史解读是一种过渡 ,把“五经”当做历史典籍 ,但是并未真正与政治解读划清界限 ;文学解读是近现代以来的解读方式 ,体现了对人生与个性的重视 ,反映了对文学独立性的思考。政治解读与文学解读应该结合起来 ,从而更全面地解读《诗经》 ,形成中国自己的文学研究方式     

博尔赫斯小说的文学性解读——以《交叉小径的花园》为例

《交叉小径的花园》使用了不确定的叙述策略，对同时拥有时间的无限可能性予以想象性的解决，将有意味的迷宫形式与玄思的时间题材构成同谋关系，还杂糅了不同文体以及不同的关学风格，在虚构与真实之间做了不留缝隙的缝合，成为解读博尔赫斯小说文学性的经典范例。博尔赫斯的小说因为凸显了文本的解构性、虚构性以及文本形式的先锋性、杂糅性、实验性，正是这些开创性的因素一举奠定了他作为后现代主义先驱的牢固地位。     

走向汉语世界的蒙古文学发展史——评《解读:蒙古文学发展史》

在这个交往与对话的时代,语言的相通显得尤为重要。在汉语文学被广泛学习和接受之时,作为中国文学重要组成部分的少数民族文学亟需得到大众的了解与关注。但能够运用民族语言文字且又兼通汉语文字的研究者并不是很多。多年从事蒙古文学发展史研究的巴·苏和教授,是一位能用蒙、汉两种文字写作的蒙古族学者,在其多年蒙古文学发展史的研究中,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并得到蒙古学界的公认。     

复原的伤者:创伤理论视阈下解读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

从创伤理论的视角触及《我在霞村的时候》中的小说主人公贞贞的身体创伤与精神创伤;从创伤救治与复原层面,探究贞贞这名伤者何以能够"复原",即贞贞是"如何"及"怎样"获得再生的,可挖掘出被以往的批评家遗漏了的一些文本细节,同时可对一直遭人质疑的小说结尾作出合理的解读。另外,小说在话语层面上,还存在着一个显性可言说话语文本与隐性不可言说话语文本。     

“文学性”的偏至与文学内、外部研究的危机——以延安文学“政治决定论”的形成为例

中国现代文学的"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作为长期存在的两种研究向度在近年来却遭遇危机.以延安文学"政治决定论"的形成为例延安文学"政治决定论"的形成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政治反映论"和"纯文学"积弊的结果,其出现的合理性在于其对"政治反映论"的批判性,但其理论基础和研究格局的偏狭,以及对延安文学作品超越价值的压抑,使其成为延安文学研究中新的意识形态.延安文学"政治决定论"形成过程反映出中国现代文学"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出现隔离的本质对"文学性"理解的偏至.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需要从"价值论"向"发生论"的转变中获得自身的生命力.     

文学性、通俗性和思想性的有机统一——漫评冯骥才的《神鞭》及其文化心愿

冯骥才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小说家。他的"伤痕小说"、"写人生小说"和"文化小说"相继成功,是其小说不断深入发展、演变的一个鲜明轨迹。笔者更看重他的文化小说,《神鞭》即是其优秀代表。这篇小说熔文学性、通俗性和思想性于一炉,为21世纪文化小说在如何打开新的艺术空间、繁荣其创作方面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文学性的理论范式与学科建构意义——《当代西方文论范式转换中的文学性研究》评介

《当代西方文论范式转换中的文学性研究》一书全面探究了西方文学性概念在20世纪西方文论从语言学范式、现象学范式、修辞学范式到文化学范式的转换中呈现出来的不同内涵,阐明了文学性内涵的范式确定性和理论决定性特征,呈现出理论广度和深度兼具、研究内容新颖、立场观点创新和富于理论建构启发性等特征,对新世纪文学性问题的进一步探索具有很大意义。     

佛经文学与六朝小说感应征验母题——以《观世音经》的盛行为考察中心

将一些神奇事件的发生归因于佛与众生的心有灵犀,这是佛教感应观的重要内容。这一观点与中土早已有之的感应学说相契合,在佛教大盛的六朝对士人产生了重要影响,其直接表现就是六朝小说中产生了感应征验母题,这一母题一般由民众陷入困厄,归心释氏乞求保佑解救,菩萨显灵使其脱离困厄三个环节构成,对后来的感应小说创作影响重大。     

从《文学死了吗》叩询不死的文学性——米勒的文学观兼及中国1980年代后文学实践

"文学终结论"源自希利斯·米勒.学术界以该命题为研究对象形成对立的两派.因此,能否正确理解米勒的观点成为探讨问题的关键.米勒的《文学死了吗》从世界、作品、读者三个角度捍卫文学性,阐明了自己的文学观,并提出应对文学地位被大众传播动摇的对策.无论是从理论意义,文学自身拥有的超越其他大众文化的特质,还是从指导读者阅读的方法上,他均表达了支持文学的信念.这一文学观与中国1980年代后的文学实践具有同构性.     

《周易》卦爻辞的文学性——《周易》与文学关系研究综述之二

《周易》作为中国重要的元典之一,在整个文化史上影响很大。一方面《周易》对文学创作、文学思想与文学批评诸方面产生影响,另一方面其自身卦爻辞的文学性也成为研究者关注的焦点,有大量的成果存在。研究成果主要是从《周易》卦爻辞的语言、音韵特点,文体特点,文学表现手法、技巧以及《周易》卦爻辞的文学价值等几方面展开的。     

《日本灵异记》对中国文学的接受研究——以汉译佛经的引用为中心

作为日本文学史上第一部佛教说话集的《日本灵异记》在编撰过程中,吸收了大量的中国文学元素,对中国汉译佛经的引用就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该书编撰者以情节片段、借经证理、化用文句等形式,对佛经进行灵活运用。不仅丰富了该书的文学表现,而且对其实现宣教之目的也起到了重要的辅助作用。考察《日本灵异记》中对中国汉译佛经的引用,对于重新界定该书在日本文学史乃至亚洲文学史中的地位以及研究亚洲各国之间的文学交流都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阿含经》及部派佛学的深层心识说

早在西方人注意到深层心识之前两千多年,东方佛教徒便由内向观心的修行,发现了表层心识之下的深层心识。实际上,通常被认为只讲表层六识、不讲深层心识的原始佛教,也“密意”说了深层心识,后来部派佛学对此进行了解释和讨论。心意识、意根、意处、意界、依意生识之“意”、“取阴俱识”及涅槃识、与名色相互为缘的识、入灭尽定者不来的识、阿赖耶识、无形而有光的识、解脱心等,在《阿含经》中都有宣说。对于深层心识的探讨,也成为部派佛学的重大理论问题之一,这种探讨,主要围绕佛教修行和理论上的两大难题——“随眠”和“补特伽罗”的有无而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