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地互动中的“接包制”模式及其内在逻辑研究——基于国家级新区发展变迁的考察

纵向行政任务的落实机制是大国治理的重要议题。国家级新区正是中央为深入实施重大发展和改革开放战略任务而设立的综合功能区。通过回顾行政发包制理论,可以发现,该理论难以就地方对中央发包的行政任务进行差异化落实的现象提供很好的解释。面对国家级新区“申请热”与“成效冷”的政策悖论,在借鉴行政发包制理论和利益政治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接包制”的分析框架,并以国家级新区发展变迁的各个阶段为例进行了深入考察。研究发现,接包制实质上是一种低成本的纵向府际激励模式,中央通过设包给予地方以政策或资金支持,地方在政绩利益的驱动下,会采取竞包的方式积极承担中央的政策试点任务并获得政策执行权,由此又导致了中央对行政任务的进一步扩包。“接包制”模式的提出为解释中国国家治理的逻辑提供了新的思路。     

中国应对新冠疫情防控政策研究——基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视角

新冠疫情带来全球公共卫生危机,对国家治理现代化提出了新要求。“清零”还是“共存”,国际社会面临“一病两治”的模式选择。国家能力切中了国际社会抗疫实践的肯綮。中国依靠组织动员体制优势,突出了“强中央政府能力”,坚定奉行“清零模式”,并保持了一定的政策弹性,取得了显著的抗疫成效。本文在总结中国抗疫政策的实践基础上,提出了“中国新冠疫情防控政策供给体系”,即包括8个一级指标和35个二级指标的指标体系,并凝练出四大层级排序和四类过程应对机制,阐释了中国抗击疫情的政策逻辑。据此指出,中央领导力供给是中国抗疫实践的保障,中央—地方疫情指挥协调机制发挥了重要功能,而发达国家完善的公共卫生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和高度专业化的应急管理能力是值得中国学习的经验,中国应加强科技支撑和专业知识评估,提升疫情防控精准度和弹性,增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以积极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中国城市化特征、区域差异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中国城市化进程与其他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相似,都呈现起步—加速—成熟三阶段特征,当前仍然处于快速城市化的阶段,即将进入质量提升阶段。中国城市化的发展既受经济因素也受政策因素的影响,其中经济增长和政策因素影响尤为突出,而中国城市化区域差异的影响因素与国家层面上的城市化影响因素有所不同。此外,中国城市化的区域差异受到自然与区位条件、国家与地方政策以及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等多方面的影响。现阶段应在顺应规模快速扩张的同时,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应着重强调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战略转型,集中力量解决中国城市化发展中面临的三大政策课题。     

毛泽东“虚君共和”构想探析

“虚君共和”构想是对苏联中央高度集权体制模式的修正,是计划经济的另外一种实现形式。它包含中央下放权力和地方创办企业两个顺承的内容,并完全服从和服务于既定的经济发展战略。它虽然调动了地方参与经济建设的积极性,却仍然没有解决其自主性问题。两次实践虽然达到了“虚君”的目的,却造成地方之间的封闭自治,而不是繁荣“共和”。     

突破模式的模式——基于国际视角的“中国模式”探析

中国经济的发展奇迹，使得西方学者开始探寻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背后的强大动因。“中国模式”是西方国家对中国经济成功的新的经验概括。它突破了原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和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特征。对于“中国模式”，中国学者更倾向于中国经验或中国发展道路。中国经济的成功，也是“中国模式”的成功。它无疑对世界经济的复苏、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复兴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建设意义。     

中央聚合—地方封闭政策体制及其更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政治资源再造

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重视政策体制。中央层面的政策体制具有“聚合”特点,具体形式是：关键个人及其公共能量场驱动建立完全政策议程,以党中央为核心统合凝聚、高位推动形成政策方案,以“程序合法+体制合法”双重检验政策合法化。地方层面则呈现“封闭、参与不足与自循环”特点,一方面,“自上而下压力传导、自下而上政绩显示、由外而内要求输入、由内而外价值输出”是其生成来源;另一方面,又在自我强化中促使地方治理陷入路径依赖和锁定,成为地方治理现代化的阻力。因此,在迈向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中央层面的聚合型政策体制需要保持,而地方层面的封闭型政策体制需要改进,一种可行路径是向“有限开放”与“有序参与”转变。     

中国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探索:基于制度分析的视角

基于制度分析的视角,中国新型工业化道路设计的必要性在于,通过从全域出发的顶层设计所引领的国家发展战略的实施,推动传统工业化模式的深度转型。在中央和地方政府制定和实施新型工业化政策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部省两级共建、各级政府大力支持、行业主管部门、行业协会共同参与的政策体系,并探索出中央层面以环境型政策工具为主,地方层面则以环境型政策工具为主、以需求型和供给型为辅的多元化政策工具体系。     

重新选择我国区域经济政策模式的基点

现行的区域经济政策倾斜模式的基本特征是扩大地方政府的权力和对沿海实行倾斜政策,这一模式促进了全国经济和各区域经济的发展,但也导致了地区间差距拉大、产业结构失衡和趋同、“诸侯经济”割据等问题的出现。我认为,从过去那种中央高度集权下的“平衡”模式到地方分权下的“倾斜”模式是一种进步,但也是我国新旧     

典型单一制国家协调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模式及启示

在典型的单一制国家,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职责划分较为清晰.中央政府主要通过垂直管理的分支机构来履行自己的职责.根据中央政府、由中央部委垂直管理的分支机构、地方政府三者间的关系,大致可以把单一制国家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模式分为垂直管理模式、中央代表模式、合一模式、混合模式等四种类型.借鉴其他国家尤其是典型单一制国家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思路与做法可知:在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时,单一制国家与制度性分权可以兼容,应强化地方政府对民众的责任机制,加强法制化,在某些领域内实行垂直管理.     

改革开放以来广西区域经济政策研究

一、广西区域经济政策运行的体制背景 1、1998年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的国民经济是一种高度集中的,以指令性计划为主要调控手段的经济,“大一统”是其最基本特征,产品统购统销、统一调拨,财政统收统支等。在这种旧体制下,“区域经济”作为独立的主体几乎不存在,各区城、各地区本身普遍缺乏自增长能力,只单纯地成为受中央调控指挥的“受体”,其区域经济政策“跟进”的特征非常明显。地方经济管理部门,基本上是“上令下传、下情上达”的“传达室”,缺乏对地区经济的自组织能力。在这种体制下由所有区域经济简单聚合而成的整个国民经济,其效率和效益的低下是肯定的。对单个区域经济而言,其经济效率和效益不仅低下,而且由于商品经济因素缺乏和地方政府职能的作用,其经济发展和政策条例的制订,实施必然带有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倾向。传统体制下的广西区域经济政策运行,和全国其他省区基本相似。     

中欧关系中的认知差异及其影响评析

近年来中欧关系中发生的一些摩擦和冲突背后,双方对同一事件与现象的认知差异日益凸显出来.中欧关系中的认知差异大致可体现为以下四种类型:欧洲对中国的认知与中国自我定位之差异;中国对欧洲的认知与欧洲自我定位之差异;中欧双方对相互关系的认知差异;中欧双方对“涉及中欧关系第三方”的认知差异.将中欧双方在交往中形成的若干认知差异按程度不等进行划分,可把中欧的认知差异粗略地划分为三种状况:逐渐趋向一致的认知差异;通过对话与协商可以弥合的认知差异;尖锐对立难以弥合的认知差异.中欧在认知差异逐渐趋向一致的领域能成功进行合作;在通过对话与协商可以弥合认知差异的领域也能展开某种程度的合作;而双方认知差异尖锐对立且难以弥合的一些问题则有可能干扰中欧关系的正常发展.     

中国工业企业创新能力的地区差异与特点——以金融危机前后的比较为中心

本文根据中国2007—2010年三十一个省、市、自治区大中型工业企业的科技创新资料,运用多元统计分析中的因子分析对中国各地区的企业创新能力进行探索分析,比较了金融危机前后各地区大中型工业企业创新能力的变化和差异,从而揭示出不同地区创新的特点,并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中、德两国恶性通货膨胀之比较研究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与1945～1949年的中国所爆发的恶性通货膨胀,是人类有史以来两例最经典的恶性通货膨胀。检索国内外文献,发现尚未有学者对此展开比较研究。比较两国的恶性通货膨胀可知:虽然两国恶性通货膨胀具有诸多共同特性,但也存在显著的差异性,主要体现在两国货币发行量与物价涨幅有别和通货膨胀恶性程度不同两方面。通过对纸币发行量、物价上涨幅度、汇价贬值程度等几方面数据分析可知,中国恶性通货膨胀较德国更有过之而无不及。     

英汉科技文体中被动句的对比研究

本文对比研究英汉科技文体中的被动句的共性与差异。     

中美两国安全观的差异及影响

安全观的发展变化同安全理论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联。中国政府的安全观从旧的具有"冷战思维"的安全观转变到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内容的"新安全观"。美国政府的安全观也从单一的以军事联盟保卫本国的"绝对安全"转变到以军事联盟为主,以地区安全合作为辅的安全观。中美两国的国家安全观有着明显的差异,而这种差异对中美相互对外政策的制定有着直接深刻的影响。     

人力资本、资本存量与区域差异——基于东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研究中越来越重视人力资本的作用,专业化人力资本投资在经济增长中起着加速作用.人力资本、资本存量因素对于解释区域差距的作用日益受到重视.改革开放以来东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差距呈现出日渐扩大的趋势,通过实证检验,从要素贡献率来看,东部地区的物质资本存量对经济增长的作用高于西部地区;而无差别的劳动力投入对东部地区的贡献明显小于西部地区;但是,东部地区人力资本外部性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要大于西部地区,这与西部地区人力资本存量的规模较低有直接的关系.因此在目前的情况下,制约我国西部发展的关键因素是地区人均人力资本水平.为了减小中西部经济增长的差异,应该采取对西部新的投资理念,加强对不发达地区的基础教育投入,提高人力资本质量,深度开发西部地区人力资本等一系列新的政策,营造一个有利于人力资源开发的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尽快消除东西部经济增长差距.     

世界一些国家德育实施情况比较研究

本文主要就世界一些国家如美国、新加坡、韩国等国的德育实施情况,特别是在领导、组织、评价等具体实施过程进行比较研究,以揭示德育实施中的一些共性及各自的特色,以探求对我国当代德育建设和发展具有借鉴意义的规律和经验.     

中西大学课堂非语言交际及其文化差异

随着中外教育交流的逐渐深入,课堂交际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而课堂非言语交际在大学教学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通过分析中西大学课堂非语言交际的文化差异,可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文化冲突,以便提高大学教学质量和跨文化交际能力。     

To thine own self be true? Clarifying the effects of identity discrepancies on psychological distress and emotions

After many years of research across disciplines, it remains unclear whether people are more motivated to seek appraisals that accurately match self-views (self-verification) or are as favorable as possible (self-enhancement). Within sociology, mixed findings in identity theory have fueled the debate. A problem here is that a commonly employed statistical approach does not take into account the direction of a discrepancy between how we see ourselves and how we think others see us in terms of a given identity, yet doing so is critical for determining which self-motive is at play. We offer a test of three competing models of identity processes, including a new “mixed motivations” model where self-verification and self-enhancement operate simultaneously. We compare the models using the conventional statistical approach versus response surface analysis. The latter method allows us to determine whether identity discrepancies involving over-evaluation are as distressing as those involving under-evaluation. We use nationally representative data and compare results across four different identities and multiple outcomes. The two statistical approaches lead to the same conclusions more often than not and mostly support identity theory and its assumption that people seek self-verification. However, response surface tests reveal patterns that are mistaken as evidence of self-verification by conventional procedures, especially for the spouse identity. We also find that identity discrepancies have different effects on distress and self-conscious emotions (guilt and shame). Our findings have implications not only for research on self and identity across disciplines, but also for many other areas of research that incorporate these concepts and/or use difference scores as explanatory variables.     

安徽省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SBM模型和ML指数测度安徽省16个地级市2002-2017年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安徽省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缓慢,绿色技术效率缺乏改善,绿色技术进步是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主要推动力;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存在区域差异,呈现中间高、两头低的特征。农业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水平水平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正向作用,机械化水平则阻碍了农业绿色技术进步指数的增长。据此,为进一步推进安徽省农业现代化,应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提高农业技术创新以提高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