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全集编年注释》后记

唐代诗歌,李白和杜甫是两个高峰。中唐时,李杜即齐名;宋以迄明清,李杜的诗无不受学人重视。韩愈《调张籍》云:“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严羽《沧浪诗话》云:“论诗以李杜为准,挟天子以令诸侯也。”然而李杜诗之研究状况,却大相径庭:一寂寥,一热闹,恰成鲜明对比。考察李诗后世遭遇之寂寞冷落,固然有多种原因,而自宋     

论唐代政事诗及诗人群体性格

唐代的政事诗从初盛唐的"四杰"、陈子昂、杜甫到中晚唐的元白、小李杜等,贯穿了整个有唐一代。这些诗歌犹如一幅唐史画卷,从多侧面反映了唐代政治及军国大事。唐代政事诗的产生,缘于传统诗教观念及诗人强烈的参政意识,同时也是诗人这一群体独特的性格特质决定的。     

怪奇诗风与中国诗歌美学转型考略

唐代中期,中国诗歌创作开始了大规模的审美转型,诗人中以韩愈、孟郊等为代表,时间上则以元和之际为转变契机,于晚唐五代完成审美风格的转变。唐诗怪奇之风作为时代审美风格转型的一个重要类别,其兴起的原因,从文学本身看一方面是对前朝诗歌美学传统的继承和突破,另一方面也是唐代不同文体之间相互浸染的结果;从历史和文化层面看则是封建文化由鼎盛而衰落的文学表象,同时也是中华文化向异质文化学习借鉴的结果。唐诗怪奇之风的美学特征具有较高的文化学意义,同时对后代诗歌理论的研究也有开拓价值。     

从英雄“风骨”到文人“意境”——论唐代咏侠诗的艺术流变

从艺术发生学的角度详细考察了咏侠诗在唐代艺术流变的轨迹及其与初唐诗风转变、盛唐风骨以及"意境"理论的互动关系。作为一种具有外向性特征的"咏志"文学,咏侠诗与社会文化形态和美学思潮演变有着密切的关系。从初盛唐咏侠诗中作为现实描摹对象的"侠少年"到晚唐咏侠诗中作为理想投射客体的"侠客"的转换,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演变轨迹。这种转变的深层原因是文人的社会处境和社会地位的变化,是文人的自我社会定位的变化。这可以从一个侧面透视出在唐代文化形态的转型及其在审美理想、审美趣味和艺术风格方面所产生的巨大位移。     

长安“诗意”赋——对“西安城市精神”的一种地域文化学考察

周公"制礼作乐",以文艺作治国宝具,为关中文化的"诗意"提供了"基因".<诗>泰半为陕诗,雄豪、昂扬为其风骨.关中人秦始皇焚<诗>,从反面催生了唐诗.后者是中国南北文化长期融混后,在唐代政治体制改革实施、知识分子积极性空前抬升的条件下,产生的青春中国之歌.其结构为"李杜互补"和"朝野互补".它"定格"为长安及中国文化的"诗意"殿堂.海德格尔"诗意栖居"论,迫使我们重申长安"诗意",以应对市场异化和科技霸局,挺建新世纪的西安城市精神.     

李杜山水诗的特色及其异同

中国古代山水诗经过六朝谢灵运、谢眺、何逊、阴铿等人的不断开拓,到唐代达到了高峰,成为中国诗坛上的一个重要题材。王维、孟浩然固然是盛唐山水诗派的杰出代表,而岑参、高适等唐代著名诗人也都写有一些山水名篇。李白、杜甫这两位中国古代最伟大的诗人最突出的功绩虽并不在山水诗,但作为全面发展的诗人,他们诗的题材非常广泛,摹山范水的诗篇也很有特色。前人曾从各个角度对李杜山水诗进行过一些论述,本文则试图进一步分析李杜山水诗的成就,并比较其风格的异同。     

入神：文学的超审美境界——以李杜诗歌为例

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所说的“诗之极致有一,曰入神”是一个非常深刻的见解,它不离审美而又超越审美,也即指艺术的伟大性。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中,“神”与“道”互通,它们共同表现了一种玄妙的人生之境。严羽认为只有李杜诗歌才达到“入神”境界的根本原因,在于李杜诗歌是真善美的完美结合,在于李杜能在变中求常,在时代中求永恒,把根本性的人生问题的时代兴奋点、聚焦点转化成艺术,从而实现了文学的“伟大”并入于“神”。     

《名媛诗归》与中晚唐女冠诗——兼论李冶、鱼玄机的诗歌特色

《名媛诗归》为明代所刊之古代妇女诗词总集,收从上古至明妇女诗共三十六卷,多为上层妇女之作。其中唐代占七卷之多,仅次于明朝;而在所选唐代妇女诗中,女冠诗无疑是最突出的。《名媛诗归》以明末竟陵派诗歌理论为基础,对女冠诗的代表李冶、鱼玄机作出极高的评价;尤其对鱼玄机的艳冶诗风,力排古人之见,作出更为圆通的解释。这种女性诗歌的编选,是与晚明的社会风尚与思潮紧密相关的,是对唐朝女性真实写作的历史回应。     

我看“神州袖手人”

胡晓明《再认文学上海》说:"在上海住过多年的陈三立,诗才之大、诗功之深、诗艺之妙,置之李杜苏黄前,绝无愧色;而思想文化之复杂魅力,则有过之。其实     

孤月 征衣 弱柳 残梦——浅析唐代闺怨诗中的常见意象

闺怨诗,即反映闺中思妇离愁别怨的诗,是闺妇对丈夫的相思怨恨之词。它是诗歌中的古老题材,发展到唐代更盛,因唐代闺怨诗在艺术创作上取得了较高的成就。唐代闺怨诗中大量出现月、衣、柳、梦这些意象,成为令人注目的文学现象,它以其承载的丰富文化含义与诗歌融为一体。唐代闺怨诗中常见的月、衣、柳、梦等意象,为认识唐代闺怨诗的艺术特性和了解诗中主人公的内心世界提供一扇新的窗口。     

唐代三首音乐诗的比较分析

唐代是诗的时代,也是音乐的时代。诗与音乐同源于劳动,从一开始就有着不可分割的血缘关系,“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可以说,没有音乐就没有诗。从《诗经》到汉《乐府》,古代的诗歌一直保持着诗乐合一的传统。所以,郑樵说:“自后夔以来,乐以诗为本,诗以声为用,八音六律为之羽翼耳。”这种诗乐合一的传统到唐代又有新的发展,结合得更紧密了。诗不仅仅是以乐府歌辞的形式出现,不仅仅是“为燕、享、祀之时用以歌”,不再只是以诗入乐,而且也出现了以乐入诗,诗也成了表现和传播音乐的工具和手段,这就是唐代大量涌现的音乐诗。     

王梵志诗、寒山诗比较研究

王梵志诗、寒山诗比较研究陆永峰关键词：王梵志诗,寒山诗,唐诗,雅俗之别王梵志诗与寒山诗常被视为唐代白话诗的代表,这种并举有利于对唐代白话诗发展脉络的认识,但一定程度上也模糊了它们的区别,特别是对寒山诗全貌的把握。本文拟重新审视这种并举,揭示二者异同,...     

浅谈唐代茶诗中的儒释道旨趣

中国传统文化中素有＂唐诗宋词＂之美誉,与唐代茶文化相关的诗歌称之为唐代茶诗。唐代茶诗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儒释道三教的价值旨趣,即儒家礼仪的价值旨趣、佛家禅悦的价值旨趣和道家隐逸的价值旨趣。研究唐代茶诗中所蕴含的儒释道价值旨趣,有助于弘扬中华传统茶文化,尤其是唐代茶文化。     

正史书之不当 补文献之不及——论王梵志诗的史料价值

王梵志是初唐诗坛通俗诗的代表,他的诗提供了大量有关唐代社会的珍贵资料,深刻地反映了初唐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及宗教的真实情况,王梵志诗作为史料可以以诗证史,正史书之不当,补文献之不及。     

史传·志怪·传奇——唐人传奇溯源

唐人传奇与唐诗,是唐代文学的两枝奇葩。宋人洪迈称道:“唐人小说,不可不熟,小小情事,凄婉欲绝,洵有神遇而不自知者,与诗律可称一代之奇。”鲁迅也曾说:“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唐人传奇取得如此显著的成就,这除了当时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艺术等各方面的原因以外,还应当从文学发展的源流、小说这一文艺样式演变的内部规律来探讨。     

读岑参边塞诗说“奇”

岑参的边塞诗代表了其诗歌的最高成就,为历代人们所推重,给予极高的评价。唐代伟大诗人杜甫对此就很欣赏,说“岑参多新诗”(《九日寄岑参》)“每篇堪讽诵”,(《寄岑嘉州》)并指出“岑参兄弟皆好奇”。(《渼陂行》)同时代人杜确称赞其诗“迥拔孤秀……出于常情”。(《诗集序》)宋代大诗人陆游赞其诗“笔力追李杜”“崔嵬多杰句”。(《夜读岑嘉州诗集》)翁方纲说:“嘉州之奇峭,入唐以来所未有。又加以边塞之作,奇气益出”。(《石州诗话》)沈德潜云:“参诗能     

再论杜甫时政诗的创作必须——由杨义“悟后解诗”法说起

杨义先生的《李杜诗学》以“悟后解诗”法分析杜甫时政诗之一《赠花卿》,认为它在政治层面“并无所指”,并对传统的解杜法提出了质疑,认为杜诗所谓的意在言外其实是“过分牵系儒家经义”。然而从《赠花卿》创作的时代背景如时间、地点等方面入手,同时对诗歌本身进行感情层面的推敲,杨义先生的观点并不能令人信服。此外,杜甫的入世心态、唐代“以诗鉴治”的政治需求决定了杜甫以时政入诗的必然性与可能性,唐诗以“含蓄”为美的传统又决定了此类诗歌传达主旨时的隐蔽性,因而杜诗是否“意在言外”,有待与杨义先生商榷。     

史传·志怪·传奇——唐人传奇溯源

唐人传奇与唐诗,是唐代文学的两枝奇葩。宋人洪迈称道:“唐人小说,不可不熟,小小情事,凄婉欲绝,洵有神遇而不自知者,与诗律可称一代之奇。”鲁迅也曾说:“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唐人传奇取得如此显著的成就,这除了当时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艺术等各方面的原因以外,还应当从文学发展的源流、小说这一文艺样式演变的内部规律来探讨。     

论唐代离别诗的繁荣

离别诗是中国古代诗歌中非常重要的一类,在唐代达到了空前的繁荣,频繁的离别既丰富了离别诗的素材,又构成了唐代离别诗繁荣的基础;唐代用人制度的改革则是唐代离别诗兴盛的直接原因,科举制、军功授官制、荐引制的实行都促进了与之相关的离别诗的兴盛;唐代对诗歌的重视是离别诗繁荣的政治原因,统治阶级对诗歌的重视一方面提高了诗歌的社会地位,另一方面则增强了诗歌的社会功能。     

陶渊明与唐代文学的关系──以《桃花源诗并记》为研究的重点

本文以诗序体这一新型诗歌体式为审视点，对陶渊明的《桃花源诗并记》这一虚构文学的代表，以及陶渊明在诗序体创作中所获得的建树及对唐代文学的影响，均进行了全新观照。认为诗序体成为唐代诗歌创作的新潮，“艺术包装”成为唐代传奇作家们的创作时尚，均与陶渊明的这一艺术精品关系密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