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情”与“理”两个历史评价标准误区中走出来——答《关于“情”与“理”商榷的答复》

拙稿《也谈中国近代史上的“情”与“理”》①曾从有关概念和评价方法等方面对郑剑顺先生《中国近代史上几个问题的“情”与“理”》一文②提出质疑。近读郑先生《关于“情”与“理”商榷的答复》③,不但没有消除笔者原有的疑问,反而增加了新的困惑。思忖再三,不吐不快。看来,只有从“情”与“理”两个评价标准误区中走出来,回到历史唯物主义关于道德尺度与历史尺度的标准问题讨论     

关于“情”与“理”商榷的答复

《学术月刊》1989年第4期刊载了拙文《中国近代史上几个问题的“情”与“理”》(以下简称郑文)。郭世佑先生撰文《也谈中国近代史上的“情”与“理”》①与郑文“商榷”。拜读之下,颇受教益。但对郭文提出的“疑惑和混乱”有必要作出答复。愚以为,郭文对郑文所说的“情”和“理”没有正确理解,是他产生“疑惑和混乱”的根本所在。郭文说:在郑先生看来,所谓“情”是客观的,“理”却不全是客观的(如“理想”之     

中国近代史上几个问题的“情”与“理”

近几年,随着学术风气的活跃,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不少问题出现众说纷纭的歧异见解。这是可喜的、令人鼓舞的。它启迪思维,将促进学术的更加繁荣和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从众多的歧异见解中,据笔者观察,有的说得合“情”,有的说得合“理”,有的说得既合“情”,又合“理”。“情”与“理”,这是大家并不陌生的字眼。人们的言谈举止,只有入情入理,才能使人尊崇、信服。考察历史上的问题、历史人物的言行,也何尝不是如此。一个人的言行,只有合情理时,才是最佳的.但是,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往往容易出现某种片面性、主观性。或只合情,或只合理。这就使得其行动未能达到预期的满意效果。当我们回首往事,评判历史是非时,特别是历史人物的思想认识与行为得失时,也应该作如是分析。愚意以为,这是研究近代历史人物思想、行为得失时必须注意的重要问题。唯其如此,有关问题才能有恰当的解释。按笔者看来,“情”就是情势、客观的现实、客观的条件;“理”就是义理、正义、进步理想、人民利益和民族利益。拙文《关于洋务运动评价的两个问题》,其中一个问题,就提到了“情”“理”问题,分析了洋务派的外交活动及其指导思想的“基本合情但不尽合理”的情况。在此,笔者拟再列举一些问题加以论证.     

汤显祖以情抗“理”是宋明理学之“理”吗?——达观“接引”汤显祖的一段公案刍议

学界普遍认为汤显祖以情抗理即宋明理学之“理” ,本文认为这是不确切的。汤翁《牡丹亭还魂记题词》是针对达观“情有者理必无 ,理有者情必无”而写的。达观的“理有”、“理无”之“理”即“真心一元论”。汤翁是明确反对“真心一元论”的 ,并非仅仅用“禅家习用的机锋轻轻一点”含糊过去     

“两个过程”与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刍议

在关于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问题的讨论中,一种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两个过程”是毛泽东同志对近代史基本线索最重要、最完整、最确当的概括,全部“近代史的重要内容”“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都包括在‘两个过程’的范围之内,都是可以用‘两个过程’论的思想来加以解释的”;因此,必须坚持以“两个过程”而不是其他意见作近代史的基本线索。对此,笔者有两点不同的看法。第一点,笔者认为毛泽东同志并未用“两个过程”来概括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所谓“两个过程”,是从《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以下简称原文)中的这样一段话概括出来的:“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     

论《古赋辨体》的“情统观”

元代祝尧的《古赋辨体》是赋学研究中值得关注的一个重点,祝尧有感于前代辞赋创作“情感缺失”的弊端,提出了“以情为主”的赋学思想。在此基础上,他并不偏废“理”的作用,而是强调“以理辅情”并达到“情理兼胜”。而且,他也顾及到辞赋作品的文学性,系统辨析“情”、“理”、“辞”三者的关系。可以说,这是对辞赋“情感”理论的一次总结,并成为元、明、清三代讨论最多的赋学理论问题之一。     

通情达理：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传统的精神逻辑

通情达理可视为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传统的精神逻辑。在“天—命—性—情—道—教”本体建构中，“性—情”通过通情达理贯通天道和人道：“通情”在己之好恶与他人好恶的理性沟通中形成共同的伦理准则和道德规范，即“理”。“理”要获得现实性，又需要“达”的实践智慧。“达理”虽呈现为理性形式，但其实际展开中始终以理性和情感的互融为进路。由此，通情达理所展现的精神逻辑为：“理”从“情”出，“情”据“理”而通，“情”通则“理”得，“理”由“情”而“达”,并由此开辟了以克己、爱人和万物一体为核心的中国伦理精神传统。这一传统，为提升人性能力、培育向善的人性情感、促进内在道德与外在伦理有机统一提供了具有普遍意义的道德哲学智慧。     

“情”之德性与“理”之德性

“情”之德性与“理”之德性李丽情之德行与理之德性是中西方文化德性体系的特点，情与理既是中西方文化人性设计的基础，也是贯穿中西文化发展的主线。进行二者的比较，有助对中西方文化及其价值的真切把握。（一）所谓德性，既是主体的善的状态，又是道德的主体形态。德...     

“理”与“理窟”——中日古代文论中的“理”范畴关联考论

日语及日本文学中有固有词汇“ことわり”（kotowari）,一直以来用汉字“理”加以训释,但作为哲学思想史之概念的“理”以及相关概念“道理”“义理”等,都是从汉语中引进的。先是引进汉语的“理”并套用“理”,然后或以“气”冲理,或以“事”排“理”,都是用日本固有的感性主义来排斥抽象的“理”、否定普遍的“理”,或以此批判“佛理”与儒学“理学”来宣扬日本国学。江户时代的文论家在和歌、汉诗、俳谐等各个领域都全面否定说理,更把“理”称为“理窟”,即道理的陷阱,主张对“理窟”加以规避。日本传统思想文化与文学中不讲“理”的唯情主义、事实主义、个别主义倾向,与日本人的“非合理主义”的思维方式有关。从中日范畴关联的角度对日本古代文论的“理”及“理窟”论做出考辨分析,有助于我们理解日本传统文化与文学“不讲理”这一基本特点     

论李大钊建党思想的“理”“义”观

李大钊作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是中国革命者的光辉典范。从儒家思想的“理”“义”萌芽,到与马克思主义的“理”“义”合一,再到“理”“义”创生出的当代价值,李大钊建党思想处处彰显“理”“义”之意,也正是对“理”“义”概念的不断创新和发展,使得李大钊建党思想具有极强的现实指导意义,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基石。     

中国情理主义伦理形态的精神哲学分析

中国哲学中的“精神”概念经历了“天道-性-情-伦理-道德-天人合一”的辩证运动,并在中华文明中形成了以“情”为主、情理交融的情理主义伦理精神形态,与西方情、理二分的精神哲学传统形成了鲜明对比。个体生命要获得伦理普遍性,首先需要伦之“理”的价值指导,而“理”的精神意义只展现为如何达致“情”的中和状态。“情”之所以处于主体地位,就在于其与中国血缘文化传统相匹配,同时其伦理合一性、自然直接性又契合了中国“伦理优先”的精神哲学传统。     

中国农民的“恋土”和“离土”情结——评《中国近代流民》

中国农民的“恋土”和“离土”情结———评《中国近代流民》张士军龚维玲流民问题是困扰近代中国的一大社会问题，也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上有待开发的新领域。池子华同志在南京大学历史研究所攻读博士学位期间，采用整体性研究与区域性研究相结合的手法，对流民现象发生的原...     

中国式现代化的情感维度

当前中国式现代化研究多侧重宏大叙事和治国策略,呈现“理”多“情”少、重“理”轻“情”、缺乏“人”“情”滋润的状况,容易导致中国式现代化叙事的内在机理和大众认同内在机制的协调程度不高。从中国文化所蕴含的认知逻辑和认知路径上看,“合情”才趋“合理”,“入情”更易“入理”,“通情”才能“达理”,中国式现代化的情感维度具有历史逻辑、现实逻辑及理论逻辑;深入分析中国式现代化的情感内涵和实践表征,即对历史敬仰之情、对人民敬重之情及对民族担当之情;探索提升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的“述情力”、系统梳理挖掘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情感资源,有利于拓宽中国式现代化研究的论域和视角,厚植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情感基础,集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伟力。     

说《牡丹亭》中的“情”

《牡丹亭》是一曲“情”的颂歌,它所礼赞的“至情”、“梦情”是对礼教社会的决绝反抗。作者没有给杜丽娘所体现的“情”设置具体的对立面,她的青春觉醒也并非是自觉地以情抗理,惟其如此,更说明礼教统治的严酷。杜宝、柳梦梅等人以对情的无知为代价所换来的只是微不足道的功名事业而已。     

《牡丹亭》中“情”的多重意蕴

“情”是《牡丹亭》的一个重要主题,是该剧的灵魂。汤显祖将“情”提升到了本体的意义,在该剧中,“情”首先是一种自然意义的情,即情欲,然后才是一种社会意义的情,即情爱,通过对情欲和情爱的肯定,《牡丹亭》实际上也充满着对封建社会的“理”的反抗和对自由和个性的追求。正因为《牡丹亭》中的“情”有着丰富的意蕴,它才能超越以前的言情题材剧作,在戏曲史上划上浓重的一笔。     

影史启示录——“歌颂”与“暴露”溯源

“歌颂与暴露”是中国文艺史上的老大难问题。在这里,我只想查一查这两派的“谱系”,理一理两派的兴衰史。在健忘症流行、举世“向钱看”的时代,这种“向后看”的努力或许有助于我们真正的“与时俱进”。     

中国古代文论中的“以理囿情”观念

中国古代文论中的“以理囿情”观念寇养厚１《尚书·舜典》的＂诗言志，歌永言＂，最早提出了诗歌的“言志＂问题。在先秦时期，＂志＂与＂情”当然有微别：前者主要指人的志向、怀抱、理想，偏于理性范畴，重在表现人的社会性，如孔子说＂各言其志＂（《论语·先进》）；...     

"理感":玄言诗的创作情感

与传统诗歌的“应物斯感”不同 ,玄言诗的创作情感可称之为“理感” ,即诗人对玄理的感性热忱和感性体悟。“理感”有以理释情、以性统情两个层次 ,在具体的生成方式中 ,更有以玄对山水一途。它受“言意之辨”的玄学思维方式影响 ,却又立足于“情” ,与哲学思辨有本质区别。在诗歌情感的扩大、审美空间的开拓 ,山水审美意识的促发上 ,“理感”对中国文学有独特的贡献     

“一部近代中国的综合记录”：论郭廷以“史事日志”系列写作

】郭延以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先驱人物,所著《近代中国史事日志》等多种编年系事型作品,嘉惠学林甚多。“日志”体裁的写作,几乎贯穿郭廷以学术生涯的始终,堪谓其史学著述中最具特色的一种。他认为史事日志等于“一部近代中国的综合记录”,或日“近代中国史的工具书”,由于强调历史事实在时间上的连续性,故视此史学体裁特别重要。考察郭廷以撰写“史事日志”的具体缘起和过程,并以此为中心重建近代史研究前辈学术交往的史实,可由一个重要嘲4面了解中国近代史研究作为一门“学科”早期发展的特点,并对当下研究有所启发。     

中国伦理的重建

中国伦理的重建樊浩在中国文化的设计中，作为伦理秩序建构与社会调控的机制有三：情、理、法，而中国目前的社会症状可以用三句话概括：“情”的困惑；“理”的失落；“法”的孤独。对于“情”，中国人、中国文化陷入一个二律背反中：一方面，在文化上与心理上保持一种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