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养老的孝文化透视——试论孝文化与家庭养老的“本原关系”

孝文化是最具中国特色的文化现象。家庭养老是我国传统的养老模式。孝意识随着个体家庭的产生而产生,孝文化随着家庭养老的发展而发展。在一定社会经济条件下,作为一种“人为,为人”的孝文化,始终与家庭养老相生相随,形成“我的大脑”与“我的身体”的“本原”关系。     

坚定孝文化自信 助力居家养老模式

中国已经步入老龄社会,传统的以孝文化所维系的家庭养老面临挑战和弱化,机构养老成本过高,不堪重负。新兴的居家养老模式,以家为载体,以社区为依托,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为老龄人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快捷、低廉的服务,契合了当前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基本国情,成为当前中国多数老龄人安度晚年的首选。但是,发展居家养老,决非否定孝文化和家庭养老,必须保持孝文化自信和定力,通过孝文化的继承和创新,助力养老事业健康发展。     

传统伦理文化需要融入当代意识——兼论孝文化与家庭和谐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有深厚底蕴,从近代文化发展,体现了只有在不同历史时期融入当代意识,才能得到创新和发展,才有生命力。当前我国提出构建和谐社会,孝文化是家庭的稳定、巩固与和谐的基础。     

中国传统孝文化在新农村和谐社会建设中的作用探讨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新时期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一项重大战略举措,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项重要内容。如何在中国传统文化积淀深厚的农村社会环境中,实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实现“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和谐新农村,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本文通过对中国传统孝文化在中国农村社会结构网络中的特殊纽带作用的考察,并结合部分农村现实情况,探讨了传统孝文化在新农村和谐社会建设中值得挖掘与发挥的积极作用和功效。     

中国传统孝文化的生存论解析——基于怀特海机体哲学

以怀特海为代表的现代西方机体哲学为当前的孝文化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它表明,父慈子孝这一客观存在的文化现象根源于主体内在的自我生成,这一生成过程从时间性的命运体验出发,进而在共时的空间层面将父代、子代及其它社会存在者统一成一个有机共同体。机体生存论的研究视角是当前孝文化研究当代化、世界化的有效途径。     

“孝”文化的中日比较研究

"孝"起源于中国的儒家思想,早已东传日本,并与佛教合流,成为日本国民的道德规范、宗教精髓、文化思想的重要内核之一。"孝"在漫长的传承过程中,受到了日本的政治思想、社会文化、生活习惯等因素的影响,内涵与形式发生了不少变化,但至今仍然植根于日本社会的深层,制约和规范着日本人的行为心理、价值取向、生活方式等各个层面。尤其是现代社会中的"孝",随着家长制的崩溃、小家庭的发展、社会的多样化、道德的相对化等因素的变化,凸显出质的演变。然而,无论社会如何变化,只要亲子关系存在,"孝"就不会过时,必将作为不可替代的道德理念,继续发挥统导作用与凝聚效应。     

躬行孝道:继承和弘扬孝文化的当代意义——重读?孝经?的伦理思考

《孝经》是一部专门论述孝道与孝治的儒家经典.重读《孝经》需要把握孝道的思想内涵和文化本义,进一步明确继承和弘扬孝文化的时代意义,更要增强在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继承和弘扬孝文化的主体责任.     

论“士孝”的伦理意蕴及当代价值

“士孝”是儒家知识分子所尽孝道的道德伦理要求与义务。就《孝经》而言,儒家的孝道思想体系是有次第、层级的。对比天子、诸侯、卿大夫、庶人孝的内容,“士孝”具有独特的伦理意义。在“善事父母”方面,“士孝”具有普遍的赡养义务,对双亲具备爱、敬、顺等特殊情感;在“为教以孝”方面,“士孝”不仅要协调内在的家庭、家族和睦关系,更要将“孝”的内容外推于社会、国家,从而实现“移孝作忠”的政治转型。在文化、价值多元的当代,我们应借鉴中国古代“士孝”的伦理意涵,为当今社会新型家风建设提供思想资源。     

居家养老的国内外研究回顾

随着中国内地的人口老龄化,居家养老成为老年人照顾领域中备受关注的养老方式。笔者对中国的居家养老的研究进行文献综述,分析了居家养老的背景、概念、养老方式以及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居家养老的具体措施,为中国内地的居家养老模式提出建设性的意见。     

“孝”之道的社会学探索

思想转化为行动,有一套复杂的传导机制,也伴随着思想本身在操作上的现实改变。由于孝的观念及其实践在中国历史文化中极为重要,故可以作为一个重要范例加以考察。从社会学角度来研究孝,主要任务是探讨其运行的社会方式,包括它如何从儒家思想转化为中国人的行动并对社会产生真实的影响与建构。孝的本意在于事亲,但儒家将其同仁连接,进而成为仁的实现路径。至此,从仁至孝,可以看作一种从思想到行动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孝所承担的社会学意义在于其因“报本返始”的含义而构建起的天人认知框架。这一框架的基本运行方式即是由亲子关系形成的互报模式与情感的角色化。其基本核心依据在于其关系设置上的不对等性所产生的下一代对上一代的歉疚与报恩。孝一旦运行,会导致中国人将整个社会生活集中于家族谱系、社会温情化、伦理导向、关系网络、权威至上等方面,进而可以起到整合社会的作用。可以说,孝所形成的社会特征是中国社会最稳定的传统。虽然说新文化运动以来,其主导性已经式微,但其社会底色依旧。     

论发达国家老年人长期照顾的制度模式

发达国家构建老年人长期照顾制度模式已有数十年的历史,若以筹资来源划分,可分为救助模式、普享式模式、社会保险模式以及商业保险模式。目前我国面临老年人长期照顾的危机,借鉴发达国家长期照顾制度体系的构建,我国老年人长期照顾体系应采取的制度模式为:将社会保险制度模式作为长期目标,将救助制度模式作为短期目标,同时使市场长期照顾保险成为有益补充。     

孝观念的历史演进及其现代意义

孝观念的历史演进及其现代意义邹效维解保军孝观念对中国人影响甚大，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一直被作为伦理道德之本、行为规范之首而备受统治者推崇。在封建宗法制度下，“孝”既是处理父子关系的行为规范，也是处理君臣关系的行为规范，它明确了子对父、臣对君的绝对服从义务...     

论道教维护传统社会核心价值“孝”的策略

"孝"是传统社会核心价值之一,而道教曾经发挥过巨大的推动作用。特别是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期,在儒家孝道内陷危机,外受佛教文化强烈冲击的情势下,道教把孝道义务建立在"长寿成仙"深层需要之上的"形上立道策略",以"长寿成仙"信仰改造和提升儒家孝道观念,吸收佛教文化因素的"一核多元策略",以及运用鬼神力量神化孝道、完善因果报应机制、强化道德监督力量的"神道设教策略",极大地扩展了孝道践行的社会基础,提升了孝道观念的合理性,强化了孝道教化的效果。这些维护策略,对于当前多元文化背景下的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亦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高满堂“孝”写传奇

电视剧市场近来充盈着春天气息，浓情纷呈，其中北京、辽宁、天津等台播出的《满堂爹娘》热闹荧屏，既契合了需要大团圆的新春氛围，又在如春雨般润物细无声中让传统美德浸透观众心田。此前曾有声音指责编剧高满堂一味去挖“闯关东”历史而对现实题材失去关注，对当代生活“冷血”，高满堂以这一最新作品实例，给了上述论调一记响亮耳光。这部孝道传奇中，编剧有情有魂有智慧，堪称经典。     

孝:从家庭伦理到政治义务——基于《孝经》的分析

孝在中国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从家庭生活看,子女孝顺父母是基本道德要求;从政治生活看,通过“移孝为忠”来论证臣民的政治义务是有中国特色的孝治理论.周朝在从家发展为国的社会结构支撑下,以孝治国具有源于人情的自然正当性.春秋战国之际,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丰富了孝的内涵,但此时儒家对孝的强调更侧重于观念.汉朝以孝治天下、推崇《孝经》,形成从重视孝观念向重视孝行为的转变.在“从上往下”看的视角中,《孝经》对“差序义务”的强调,使得统治者的责任对上不对下,但是在分封制废除、郡县制确立的背景下,“天子”与“士”直接相连,基于自然情感的孝被抽空了自然正当性.这一方面促使在上者以“恩惠”赐予在下者利益,另一方面促使在下者在“孝”的情感中由对人的“敬”转变为对位的“尊”,这就为两千多年的专制制度埋下了伏笔,同时,此种权利-义务关系的思维模式对于当代中国仍然具有一定影响.     

湖北竹溪县：表彰道德模范和＂十大孝星＂

2011年6月26日，湖北省竹溪县庆祝建党九十周年暨第二届道德模范、“十大孝星”颁奖典礼在县宾馆隆重举行。县“四大班子”主要领导为“十大道德模范”、“十大孝星”     

文化与启蒙——阿多诺的辩证文化观念

一般认为,阿多诺的文化工业批判就是其文化批判的全部,但事实上,阿多诺的文化批判还包括对德国古典唯心主义文化观的批判.康德以来的德国唯心主义往往将文化作为纯粹的、完全独立于物质世界的精神存在,认为文化是与物质相比具有真正自由属性的领域.马克思在认同文化的自由属性的同时,强调文化以物质生产为前提.阿多诺继承了马克思的这一文化观念,并将其运用于对当代文化工业的批判之中.     

文化传统：老年社会工作的成长基因

发展中国的老年社会工作不能脱离固有的文化传统,中西养老文化的明显差异决定了老年社会工作的不同发展路径。应以社区照顾缝合居家养老的“硬肋”,找准老年社会工作的微观着力点,这样才能够发展出本土化的老年社会工作模式。     

日本传统文化与军事观念

军事观念是一个传统文化与军事实践经验相互作用的产物。长期以来 ,在一些日本人中间形成了崇尚武力的军事观、狭隘的民族使命观、极端的日本中心主义利益观和缺乏自律的战争史观等独特的军事观念。这些观念体现了浓厚的传统文化特色 ,对日本的军事决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对中国传统孝文化的辩证思考

中国传统＂孝文化＂的内涵从最初的孝亲意识逐渐演化为社会伦理和政治伦理乃至化为国家的治国方略,在历史上曾发挥过塑造封建社会理想人格、维护家庭和社会的稳定、丰富中华传统文化等积极作用,但同时也存在着移孝为忠、崇尚老年本位、维护封建统治等一些非理性、非人性的因素。当前,要构建适应现代社会需要的新孝道,就必须采用辩证的态度对孝文化进行分析,使孝道回归家庭伦理范围,并且与时俱进地赋予孝文化新的时代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