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与民族法治精神的弘扬与培育

一个国家要进入法治状态,培育公民的法治精神必不可少。邓小平在弘扬与培育民族法治精神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即通过摒弃传统的“人治”模式及其文化价值导向,树立与法治战略要求相一致的法治观念;通过经济体制改革和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为民族法治精神的生长提供良好的土壤;通过加强对公民法治意识教育、法律文化的建设来培育民族法治精神;通过提出依法办事,树立法律最高权威的思想,帮助人们提高对法律的信仰。     

新闻出版传媒是法治城市建设的核心推动力

城市法治文化是法治城市建设的重要精神支柱和内在动力,新闻出版传媒对于提升城市法治文化进而推进法治城市建设具有核心推动力的作用,如传播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默默教化民众等。为发挥新闻出版传媒的推动作用,应采取注重法律学习以提高从业人员法律素养、加强道德修养以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平衡法律宣传以全面普及法律知识等措施。     

法治文化建设的意义、目标及实践路径

一、法治文化的概念及法治文化建设的意义关于法治文化和法治文化建设,学术界和法治实践中有多种解释。笔者认为,法治文化是指公民内心和行为方式中的法治意识、法治观念、法治思想及其价值追求。它是国家的法律制度、法律机构、法律设施、法律保障所体现出的文化内涵和公民在日常生活、工作中所持有并遵循的以法律价值观为核心的心理意识与行为方式。加强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一)法治文化建设是法制宣传教育深入     

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的养成与法治社会建设

法治社会建设的核心是必须要有具备法律意识和法治精神的公民。大学生作为公民中最活跃的群体,关系着我国法治社会建设的进程,大学生是否具有良好的社会责任意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大学生能否依法正确地行使自己的权利、履行自己的义务。本文通过对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现状及其成因的分析,提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引领大学生社会责任认知,通过培育法治文化、公正司法的现实回归并强调大学生社会参与的实践来提升大学生的法律意识和法治精神,从而也不断提升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新农村法治文化的社会化

中国农村法律文化表现出传统法律文化与法治文化并存的二元格局.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一定要在整合传统法律文化的过程中实现法治文化的社会化.而新农村法治文化的社会化应以政府为主导力量.     

大学生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的培养

大学生作为社会公民其法律知识的掌握,法律意识的薄弱直接反映道德建设工作的实施成效.在法治社会中,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形同虚设.本文从大学生法治理念培育的现状及其原因出发,探究大学生法治理念培育的有效途径.     

论当代中国六大法治主题的形成、逻辑和价值

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是伴随着民主政治诉求、市场经济转型、政府改革、执政党建设、社会建设以及文化强国的战略而一同向前推进的.在这一进程中,法治开始与民主政治、市场经济、政府、执政党、民生、文化深度结合,由此形成了民主法治、法治经济、法治政府、依法执政、民生法治、法治文化六大法治主题.六大法治主题的形成与演变体现了当代中国法治发展的历史逻辑、实践逻辑和整体性逻辑,表明当代中国重要的社会关系已被纳入法治轨道.这六大主题是当代中国法治建设的着力点.     

论催生法治社会的社会权力引擎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全面依法治国的决定将法治社会建设提高到与法治国家和法治政府建设一体建设的地位,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十三五"规划的建议中指出要"加快建设法治经济和法治社会,把经济社会发展纳入法治轨道",法治社会建设备受关注。法治社会的主旨是社会领域的依法自主治理,法治社会建设主要应由社会权力来推进,社会权力是催生法治社会的主要动力引擎,社会权力的健康成长和机制运行是法治社会建设的内生动力和关键因素。要认真对待中国法治现代化建设就要认真对待法治社会建设,要认真对待法治社会建设就必须认真对待社会权力的引擎作用。     

论影响民族地区法治文化建设的因素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作为一项重要任务。由于民族地区在地理位置、历史环境、民族习俗等方面的特殊性,致使民族地区法治文化建设过程中受到不同程度影响。因此,本文试图从经济、宗教、民族习惯法和法律执行等因素对民族地区法治文化建设的制约和影响作用进行分析,以便从中找到阻碍民族地区法治文化建设的根源,进而有针对性地进行民族地区法治文化建设。     

西方法治观念的演变

法治衍生于西方的文化传统,经不断孕育、更新与发展,已具有一种成熟、多元而独特的文化品格和制度框架。追寻西方法治观念演变的历程,有助于准确把握法治的基本内涵,对我国的法治建设具有理论上的指导意义。     

演进的法治

20世纪末 ,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依法治国”的基本治国方略被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这是中国社会主义法制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也是中国建设法治国家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在 2 1世纪的中国 ,尽管法治的道路是漫长而艰辛的 ,但“依法治国”的信念却是不能动摇的。如何从各方面加速法治的进程 ?如何处理法治与社会发展的关系 ?本刊特邀六位法学界的知名学者 ,就这一问题进行讨论。公丕祥认为 ,应该凭借自身基于本民族需要和条件的创造性行动来创设现代司法文化与制度。徐显明认为 ,2 1世纪中国法治的发展 ,将取决于我国平等权、财产权、自由权、生存权、发展权这五大权利群的整体进步与发展。卓泽渊认为 ,改革与发展、冲突与互动、和平与稳定将是影响中国法治乃至整个社会发展的重要外在因素。徐祥民认为 ,在当下中国 ,选择的法治只有经过一个演进的过程、尤其是宪法的良性运行和公民法律文化的建设 ,才能成为稳定的、良好的法治。温晓莉认为 ,实现现代法治价值 ,建立一个符合法治精神的宪法制度框架 ,并在充分肯定法治的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 ,将法治与德治、制度建设与道德建设很好地结合起来 ,是 2 1世纪中国法治建设的主题。赵正群认为 ,公民的得知权及与其相应的政府说明义务构成了政务公开政策的法理基础     

论先秦法家法治与亚里士多德法治之共性

法家的"法治"和亚里士多德的"法治"思想分别在东、西方历史上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尽管法家的法治与亚里士多德法治理论存在着诸多差异,但由于人类社会生活的共性,以及人类追求美好生活和制度的共同愿望,作为代表同时代中西方法治理论的最高水平,先秦法家法治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法治确有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二者都旗帜鲜明地主张法治,反对人治;都追求良法;都要求君主守法.法家法治思想对我们当下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仍然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我们可以根据传统法治文化固有的精神,结合我们当下实行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的需要,在诠释中对法家法治理论作出新的解释,或者可以称为一种"创造性的转化".     

试析影响中国法治权威树立的因素

中国在实施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的过程中,最主要的问题之一是法治权威并没有真正树立起来,这是多种因素影响的结果。宪法制定、修改和实施中,立法执法以及司法过程中,以及文化传统等方面都存在诸多因素影响着法治权威的树立。     

中国法治建设的法文化障碍

20世纪是中国试图重建一个全新的法律秩序的世纪。自晚清“新政”改革传统法制引进西方法律制度以来 ,近百年的中国“法治”建设历程可谓艰难曲折。本文从中国与西方政治文化和法律文化的比较研究入手 ,考察和分析了中国法治建设进程中传统的政治文化、法文化与现代法治理念的内在紧张 ,进而揭示了中国重建“法治”和法律秩序的三大文化障碍 :即传统政治文化的“权力至上”传统对现代法治“法律至上”原则的排拒 ,传统“礼治”的特殊性精神与现代法律的平等性和普遍性原则的冲突 ,以及传统法文化的工具性取向与以保障人权和自由为目的的现代法治理念的冲突。作者认为 ,中国“法治”建设的成效 ,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我们能否尽快地确立一种机制 ,使执政者以及一般民众都能养成尊重法律、自觉守法的习惯     

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法治原则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离不开农村的法治建设,而在新农村法治建设过程中要恪守基本法律原则、法治统一原则、公平公正原则、权益保障原则、村民自治原则.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中华法治文明论”试绎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总结中国古代法制传统和成败得失，挖掘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精华，深入揭示中华法治文明的深厚底蕴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可称之为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中华法治文明论”。习近平总书记系统阐明了中华法治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及其清晰制度表达；中华法治文明的直接载体是中华法系，《唐律疏议》是其精华要素的集中呈现；中华法治文明的发展方向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法治文明，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同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中华法治文明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法治领域的典范，是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理论基础与实践动力，为建构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建构提供了智识来源与方法论指引。     

广州新型城市化发展的法治保障

广州新型城市化发展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进一步的法治保障。当前存在的法治障碍,尤其是以外生性、强制性制度变迁为主导的制度障碍,影响新型城市化的健康发展。从法治的视角来看,良好的立法机制是新型城市化发展的前提基础,法治政府是法治城市建设的核心环节,公正司法是新型城市化发展的司法保障,只有从这三方面着力,才能为广州新型城市化发展提供较为全面的法治保障。     

试论培植当代中国法治文化的基点和路径

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法治文化是实现法治的基础性条件。中外法治的实践充分表明,法治文化作为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存在着不同的培植、生成模式。如何立足于我国国情、传统与民情,培育出既符合法治的共性,同时又具有中国特色的法治文化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现实性课题。     

法治社会与法治国家问题研究

从人类文明的形态上,国家与社会一直是人类创造并生存于其间的两个最基本的组织体,从法律意义上说,它们分别代表着两种不同的价值导向。法治的其本形态就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宗法模式,与社会决定国家的民主模式。法治的真正基础与源泉是社会而不是国家。现代法治是法治国家与法治社会的统一。在当代中国,建构以社会为本位的社会主义法治模式是最可行亦是最有效的。目前,在法治建设中应确立私法优位理念、社会优位理念和权利优位理念。     

刍论我国农民法治意识之培育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作出了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大决定,提出实施以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为内容的新农村建设战略。这是一个系统工程,涵盖农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等的方方面面。法治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内容,是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有力保障。对于塑造新型农民,构建和谐的农村秩序意义重大。为此,应当从完善农村市场经济、健全村民自治制度、发展农村文化教育事业、加强农村法制体系建设等几方面培育农民法治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