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文化传统的实践与乡村文化振兴——以清潭街“舞草把龙”为例

“舞草把龙”是清潭街重阳节期间流行且带有非物质文化遗产标签的特定仪式,将其置于人类学视野下,追溯并描述其缘起与流变,挖掘其在特定情境中所发挥的社会功能,对维系乡村社会生机活力具有重要作用。基于清潭街“舞草把龙”仪式的社会实践,即“舞草把龙”仪式入选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被列入“刘三姐文化”旅游节等种种事项,不难发现“舞草把龙”仪式呈现良好的发展态势。研究认为,这主要归因于“舞草把龙”仪式本身具有社会互动功能、情感联结功能、教育传承功能、社会控制功能。但仪式空间式微、仪式主体缺失等潜伏性危机不容忽视,亟待破解。而时下积极倡导的乡村振兴战略为乡村传统民间仪式的合理开发与乡村文化的传承创新提供了契机。     

“偷宝”与“缴宝”：石阡仡佬族祈子仪式的器物、象征与社区情感

仡佬族“酬恩了愿”仪式中的“偷宝”与“缴宝”,是其表达祈子诉求、偿还龙神恩情的习俗与仪式。仪式之物“龙宝”作为贯穿其中的重要物品,具有三重所指——龙珠、灯球与口宝。物的三义揭示了仡佬族祈子仪式的象征意涵,也拉近了仡佬族“以宝喻子”和“偷宝祈子”的现实可能。文章基于石阡仡佬族“酬恩了愿”祈子仪式的田野个案,通过探究该仪式与物的象征系统,勾勒该族群书写民俗的内在逻辑与实现路径,揭示其文化表述的历史记忆与集体观念的地方性实践,从而在仪式中窥探仡佬族的社区情感以及道德的在场与作用。     

亻革家人“哈戎”仪式的象征符号研究

［摘要］仪式属于一种特殊的文化类型，它由一系列的符号或符号系统作所构成，这些符号或符号系统通过仪式的操演而不断地发挥其功能，并被人们赋予了十分丰富且深刻的文化意义。人类学家对仪式的象征符号有其独特的研究视角，本文以贵州省亻革家人的“哈戎”仪式为个案，运用象征人类学中的象征符号理论，从维多克·特纳所提出的“支配性象征符号”和“工具性象征符号”两个理论模式出发，对亻革家人“哈戎”仪式场景中象征符号的含义进行解读。     

“炎黄祭典”仪式教育价值的人类学解读

作为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中华民族集体记忆有效方式的非遗“炎黄祭典”仪式,不仅承载着中华儿女对“炎帝”“黄帝”的敬仰,而且仪式折射的精神唤回了教育本真,展演的内容丰富了教育资源,参与者突出的主体地位强化了结构化教育对象的“家国一体”思想,凸显了仪式的结构化教育功能,对于深化仪式嵌入教育结构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炎黄祭典”仪式嵌入教育结构可通过进一步明确“炎黄祭典”仪式直击的教育价值追求,挖掘“炎黄祭典”仪式蕴含的课程资源,发挥受教育者在“炎黄祭典”仪式中的主体地位等途径实现。     

吉林乌拉陈汉军旗人“台神”探微

“台神”是吉林乌拉陈汉军旗人入门萨满、正规学习“察玛”的一种萨满仪式。例行仪式的原因在于“因病许愿”、“病愈还愿”;公示正名、神化身份。其萨满仪式过程主有：听神鼓、经迷恫、坐马褥、聆听神谕、择师深入不辍地学习等几个部分。通过此仪式的举行可使人达到心理解脱、凝聚人心、心理警示及终身神前效力等作用。     

论汉魏六朝仪式歌辞的文化功能与传播特点

仪式歌辞是为满足封建王朝各种仪式活动需要而创作音乐歌辞,因其满足仪式活动之需的特殊功能,内容上强调其与仪式活动符号象征的一致性,形式上多采用典雅的四言正格,在传播方式上呈现出程序性、依附性、组织性和共时性特点。仪式歌辞特殊的文化功能和传播特点决定了其传播效果的局限性,在传播范围的拓展性、传播时间的延续性方面均不能与娱乐歌辞相比,人们对仪式歌辞的接受,也主要是从其内容的“象征图式”和“意象结构”出发的,是否美听悦耳不是接受重点。     

日本天皇即位仪式“大尝祭”的历史演变与社会分析

“大尝祭”是日本天皇即位最重要的仪式,是日本神道信仰的集中体现,它作为权力实践和权力技术的仪式来实现神权与王权的统一。它的变迁演示出民间社会与皇权集团互动、变异的过程。天皇即位时举行的“大尝祭”,来源于每年举行一次的“新尝祭”———庆祝国民平安、喜获丰收的纪念仪式,“大尝”意为“大的新尝”。“新尝”其最初由日本民间水稻丰收节———“吃新节”演变而来,究其根源乃出于中国大陆古老的稻作文化。     

文化支点——对广东梅州客家“香花”仪式音乐的文化解读

以往人们对一般音乐学的认识，即所谓的文化背景，就是先收集音乐演出的内容、形式，再附带解说一下创作的宗教的、政治的或经济的目的……这种错误的做法，乃是由于不了解这类“文化背景”对音乐现象有着某种“文化支点”的作用””卜越。结合梅州客家“香花”仪式音乐具体的研究实例，根据其文化局内人持有的灵魂观以及客家僧人执行仪式的“体”的整套音乐行为的具体表现，以“灵魂体”作为文化支点贯穿全文。同时，根据对梅州客家“香花”仪式“灵魂”与“体”的关系的论述，并通过对“实在”、“心灵”等深层面问题的探讨，提出全新的仪式音乐研究理论架构：以“心灵”为支点的“灵魂一体一组织”的正、反向运作模式，将隐藏在其文化局内人心灵世界的内在文化地图展示出来。     

中国共产党入党“宣誓仪式”的演进

在中共历史上,新党员入党并不是一开始就采用“宣誓仪式”,它的试行、发展、直至成熟经历了一个过程：党的创立时期,是宣誓仪式应用的酝酿时期,此时党员分为两部分,党的创始人和被吸收入党者。前者创立共产党性质的组织,并在此过程中自然转化为党员,后者主要通过介绍人的“谈话”加入党的队伍中来。大革命时期,宣誓仪式则开始试行,在一些马克思主义传播深入,群众素质好、觉悟高的工厂和学校,“宣誓仪式”首先被采用,并逐步形成了一些带有中国特点的程序和形式。土地革命时期,宣誓仪式逐步发展并初具模型,但是,由于历史原因,各地方在应用上也出现一些歪曲和错误。抗日战争时期至党的十二大,则是“宣誓仪式”发展成熟时期,各地方有了其程序和方式的明文规定,特别是党的十二大通过的新党章把“宣誓仪式”确定为入党的必经程序,标志着其发生质的飞跃。     

鄂西土家族丧葬仪式音乐研究的再思考

近年来各学科关于湖北鄂西地区土家族丧葬仪式音乐的研究成果比较丰富。中国音乐学界对于鄂西土家族丧葬仪式音乐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主要集中于音乐本体研究和将音乐置于信仰仪式中的研究两方面,但这两种研究方法容易将“音乐”与“文化”孤立开来,因此,对于鄂西土家族丧葬仪式音乐研究是否更应该关注鄂西土家丧菲仪式的复杂地域性问题、“仪式”与“音乐”的功能以及“局内人”角色的缺失。     

河湟“花儿”的民族特征及其传承

河湟“花儿”以其古朴原始的风貌，体现了青海各民族人民生产、生活的特征和审美情趣，具有较高的生态文化价值和人文价值。从文化人类学角度看，河湟“花儿”艺术积淀厚重，内容丰富，形式独特，凝聚着青海各民族群众的理想与感情，在青海区域性文化圈中占有重要地位。因此，应加大对河湟“花儿”传承与保护的力度，使之成为西部民歌中的标志性艺术精品。     

以土族“纳顿”谈民族传统节日的凝聚功能

以青海省三川地区的土族“纳顿”节为例，从传统节日的民族性、农事性与组织性等方面，分析了传统节日凝聚功能形成的基本要素，并指出当前挖掘民族传统节日凝聚功能的现实意义。     

“显性学习”与“隐性学习”的博弈留给我们的启示

＂显性学习＂和＂隐性学习＂有着不同的功能和效果。在语言教学实践中,怎样安排利用显性学习和隐性学习才是最合理的？不同的理论模式对此有不同的解读,导致显性学习与隐性学习发生了一系列＂太极推搡＂般的博弈。博弈的结果是,＂精讲多练＂原则应运而生。这似乎是一个合理的归宿。这场博弈的背后包含着丰富的语言学原理,给二语教学留下了有益的启示。     

论方言副词“忒”的语义内涵

由于“忒”是一个方言副词，所以一直以来对于该字的研究并没有引起学者的太多注意。结合大量的语料，包括《红楼梦》中的语料、部分现代鲁南方言、徐州方言，从词的语义内涵、词义和语境的关系角度重点分析方言副词“忒”。“忒”作为方言副词其语义内涵主要包括两类：一类表示程度过头，合有贬义、否定的情感倾向；一类表示程度恰如其分，合有赞赏、肯定的情感倾向。“忒”不同的语义内涵限定了它不同的语义搭配。针对“忒”不同的语义内涵，如何正确理解它所表达的感情倾向，语境便成了关键因素。     

论“使”字句的句式意义

根据致使结构理论对＂使＂字句的表意特点进行更深入的分析,将＂使＂字句的句式意义概括为：致使者A无意识地引起被使者B的一个不自主的变化C。致使者的无意识性、致果变化的非自主性以及＂使＂字的弱动力性使得＂使＂字句体现出客观致使、静态致使的特点,同时＂使＂字句有较强的书面语色彩。这个分析结果对指导留学生正确掌握＂使＂字句有实际指导意义。     

翻译标准的“和谐”观

通过对比中西方文化中的“和谐’’理念，笔者发现这两者有很多共通之处，并将这一观念运用到翻译中，尝试建立一种新的翻译标准，即翻译的“和谐”准则：只有作者和读者同时达到和谐才能保证整个翻译的和谐，才能达到那种内外协调、上下有序、与周围事物能够很好地融合在一起的自然之美。     

对贵州实施“西电东送”的绩效预测

“西电东送”是西部大开发的标志性工程,贵州在“十五”和“十一五”期间紧紧抓住了“西电东送”战略机遇,使电力产业成为该省的第一支柱产业,推动贵州省经济发展正在实现历史性跨越。本文从能源效应、经济效应、环境效应、社会效应四个方面对贵州“西电东送”战略工程进行了初步的绩效预测。     

朱熹论“义”、“利”及其现代意义

为探讨朱熹“义”、“利”思想的现代意义,运用文献研究法等方法对朱熹相关理论进行研究。分析认为,朱熹在总结前人观点的基础上对“义”和“利”进行了阐释,指出“义”是“天理之所宜”,是“心之制”,“利者,人情之所欲”;朱熹不仅继承了儒家“重义轻利”的思想,而且进一步把“重义轻利”思想与“理”联系起来,对其作了本体论的论证;其意义就在于告诫人们在现代社会既要重视“利”,也要重视“义”,当“利”和“义”冲突时首先要取“义”。     

简论＂两课＂教学中人格教育的问题与对策

培养大学生的健全人格是＂两课＂教育的重要目标.＂两课＂教学必须通过不断更新教学内容、采用新教法、增加实践教学等多种方式实施＂两课＂教学中的人格教育.唯有如此,方能使＂两课＂教育成为真正的思想政治高地,并推动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公民意识：培育“新型农民”的前提性承诺

“新型农民”的可能性前提是农民能够自觉行使公民权利和履行公民义务。培育“新型农民”首先必须激发和提升农民的公民意识，才能使农民与市场和政府的平等对话以及农村公民文化的传承成为可能，进而真正成为“新型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