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非政府组织参与全球海洋环境治理的问题审视与路径优化

全球海洋环境治理要求多元化主体参与。国际非政府组织作为全球海洋环境治理的重要主体,其参与全球海洋环境治理具有国际、区域和国家层面的治理依据,呈现出一定的治理特征,能够弥补全球海洋环境治理其他主体的不足,推动全球海洋环境机制的形成与发展并增强全球海洋环境治理的合法性与正当性。但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参与全球海洋环境治理过程中面临治理法律依据薄弱、治理中立性不足、治理作用发挥受限等困境,需要以增强国际非政府组织参与全球海洋环境治理的法律依据、保持治理行为中立性、推动其与全球海洋环境治理多元主体间的合作等方式作为破解之道。中国应当重视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全球海洋环境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与之发展长期合作伙伴关系,共建“海洋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全球公域环境治理的意义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具有广阔的国际视野,不仅针对国内环境问题,而且适用全球生态问题。全球公域是全球互联互通的重要区域,也是人类资源、环境乃至军事活动的重要场域。它的范围远远大于主权国家的领土在地球上所占的面积。尽管其对全球繁荣、权力和地球的健康意义重大,然而这一领域缺乏强有力的全球机构来进行管理。全球公域的环境治理建立在脆弱的基础上,新的技术和行为体的涌现考验着国际社会的治理能力。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所具备的思想内涵和品格从多个方面指引着中国深度参与全球公域环境治理,积极提供全球生态公共产品,并为全球公域环境治理提供中国智慧。     

生态文明背景下中国妇女参与全球环境治理分析

从20世纪70年代始至2015年《巴黎协议》出台,对环境问题进行全球治理的呼声越来越高,而妇女参与全球环境治理成为一项摆在中国妇女面前的新议题,尤其在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当下,妇女的参与不仅仅是有效的工具性需求,更有助于从制度上与理念上重塑国际与国内环境治理。中国妇女虽然已在不同程度上参与到全球环境治理横向互动与纵向互动的各层面中,但在国际层面上的交流与合作的参与度依然较低,而提高这一层面上的参与度对于中国妇女的自身发展、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和实现可持续发展都有着重要意义。只有实现妇女的全面参与,才能推动建立更为公平有效的全球治理制度。     

论新时代中国生态文明国际话语权的提升

提升中国生态文明国际话语权不仅有利于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际地位,也是强化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需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为全球环境治理贡献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深度参与角色日益显现,国际话语权持续增强,取得世界公认的成就,这是提升新时代中国生态文明国际话语权的现实机遇。增强综合国力,参与全球环境治理,广泛传播生态文明思想,增进国际话语认同,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国际合作,拓宽国际话语平台,是提升新时代中国生态文明国际话语权的基本路径。     

论全球环境治理中的国家主权

全球环境治理是全球化背景下全球环境保护的新模式,它通过宣扬全人类都接受的核心价值、扩大参与主体、增加规则类型等方式弥补了国家在国际环境保护中的不足。     

信任和收入对农户参与村域环境治理的影响

农户是农村环境问题的制造者,同时也是直接的利益相关者,农户参与农村环境治理有天然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信任和收入是影响农户参与意愿和参与方式的重要因素。利用对陕西省474户农户的入户调研的微观数据,采用Heckprobit模型,实证分析了信任与收入对农户参与村域环境治理的影响。研究发现,信任对农户环境治理参与意愿有显著的积极作用,即信任水平越高,参与意愿越高,但对参与方式没有显著作用;农户人均年收入对参与方式有显著的积极作用,收入越高,越倾向于以投资的方式参与供给;信任与收入水平对参与意愿和参与方式的交互影响均不显著;家庭人口对参与意愿有显著的积极影响,而对参与方式有显著的消极影响;年龄对参与意愿有显著的消极影响,而对参与方式没有显著影响;环境认知水平对参与环境治理意愿有显著的积极影响。为此提出,政府在农村公共环境管理制度制定过程中,应更重视农户的主体作用;继续引导农民创收,提高农民收入水平;重视农村社区以信任为代表的社会资本的培育,以提升农户的信任水平和对环境治理的参与意愿及贡献度。     

区域性海上执法协作机制研究

区域性海上执法协作机制作为全球海洋治理的重要形式,其构建呈现出公共性、层次性和作用领域多元性等不同以往的特点.中国正通过参与和构建不同的区域性海上执法协作机制,在全球海洋治理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未来中国在参与和构建区域性海上执法协作机制过程中,要注重价值取向的多元性,包括维护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深度参与全球海洋治理,保障海洋强国战略、"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在路径选择上,应积极加强与各类国际组织的合作,积极与周边国家加强执法协作,进一步贯彻落实"走出去"战略;中国海警局应在中国区域性海上执法协作机制构建中发挥更大作用.     

改革开放30年：我国参与反腐败国际合作机制的历史逻辑、现实动因与挑战应对

腐败是全球性公害,需要借助反腐败国际合作机制进行全球治理。中国对腐败的治理经历了从专注国内到参与国际机制的历史性转变,这是中国基于历史逻辑与现实动因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中国参与国际机制战略在反腐败领域的具体体现。中国对反腐败国际合作机制的参与既取得了重要进展,也存在诸多问题与障碍。解决和消除这些问题与障碍,有助于丰富和深化中国对反腐败国际合作机制的参与。     

公众环境治理参与行为的多层分析

近几年,环境行为研究逐渐成为研究者关注的重点,国内外研究者较多关注公众个体日常环境行为及其影响机制,往往忽视了公众环境治理参与行为。基于CGSS2013数据和中国统计年鉴,构建公众环境治理参与行为的影响因素嵌套模型,对中国公众环境治理参与行为从微观和宏观层面进行分析。研究表明:在微观个体层面上,居住在农村的居民环境治理参与行为较多,教育水平较高的公众实施较多环境治理参与行为。媒体使用、环境污染感知、政治参与及政府信任对公众环境治理参与行为有促进作用。在宏观省级层面,经济发展、产业比重合理调整可以激发地区公众平均环境参与行为,在经济稳步增长的前提下,垃圾清运量的增加和PM2.5浓度升高,会促进地区公众平均环境治理参与行为。     

全球环境治理与生态型政府构建

应对与解决全球环境问题迫切需要发展全球多元环境主体和建立全球环境合作机制的全球环境治理。而全球环境治理中的非政府主体成长和参与，以及合作性规制制定和实施都必须依赖生态型政府的支持与引导以及主导与推动。真正全球环境治理的非政府主体兴起有力促进生态型政府的职能转变，其民主责任模式要求深入推动生态型政府的民主进步，而扭曲全球环境治理的强势国家主权干涉则严重阻碍生态型政府的自主发展。     

全球环境管治改革:争论与进展

产生于1972年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的主要组织决定就是创建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其职能是在环境全球管治中协调联合国相关机构的环境活动并担当新政策创议的发动者。自那时以来,国际社会已经在环境全球政策(以及最近在可持续发展政策)方面付出了巨大努力,并创建了大量的条约、组织和机制。从总体上说,进展是积极性的,并日益指向一种不断扩展着的全球环境管治体系。但同样显而易见的是,尽管全球环境管治体系的规模和资金都在迅速扩大,但它在实现其实质性改善全球环境、走向可持续发展甚或扭转环境恶化趋势等目标方面并不是真正有效的,甚至可以说,恰恰是全球环境管治体系的演进本身带来了难以应付的制度性挑战。正因为如此,近年来一种渐趋一致的共识是,我们必须充分考虑如何改革这一现存体系,而且关于全球环境管治改革的讨论必须超越联合国环境署本身的改革,以便构建一种全新的体系,其中不同行为体能够更加高效和有效地相互作用,从而服务于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最终目标。     

生态文明视角下我国环境危机成因分析

我国环境危机成因的复杂性,成为生态文明建设进程中环境治理路径选择的一个难点。准确界定我国环境危机成因中的主要因素,成为环境治理成败的前提。深入分析历史与现实,可以认定目前我国环境危机的成因主要包括近代列强入侵、全球产业链体系中的生态帝国主义行为、粗放型发展方式、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资本逻辑的存在四个方面。我国环境治理应从化解这四个环境危机成因入手,从全球环境新秩序的构建、资本逻辑和异化劳动的消除、生态生产力的培育、生态文化的创造方面来努力推进。     

全球治理中的猎鹿困境

今天 ,全球治理的发展正面临着巨大的困难 :不仅包括已有着充分讨论的“白搭车”、相对收益等问题 ,还包括卢梭所论说的“猎鹿困境”。对全球治理而言 ,卢梭“猎鹿困境”暗示了在缺乏有约束力的中央权威下 ,集体协议遭到不受制裁的违背的极大可能 ,其伦理原因在于“自我保存伦理”与“自我超越伦理”的根本冲突。在走向全球治理的过程中 ,无论是高政治还是低政治领域都存在着严重的“猎鹿困境” ,个别国家对绝对安全的追求、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全球环境保护努力受挫等仅是冰山一角。因而 ,要超越“猎鹿困境”、实现真正的全球治理 ,伦理上需要确立自我超越伦理的首要地位 ,而在制度上则需实现由等级式治理向网络式治理的转变     

环境政治视角下的环境全球治理探析

全球环境问题日趋严重,而单一民族国家在解决全球环境问题时却显得力不从心。全球环境治理被认为是解决环境问题的可能途径之一,受到极大关注。问题在于,国家之间的利益选择和矛盾冲突让全球治理的前进脚步异常沉重,全球环境问题的本质是什么,如何有效推动全球环境治理的发展,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     

论全球化与环境治理

本文分析了贸易自由化对环境的影响、环境收敛情景、环境极化以及全球环境治理问题。指出贸易对地区和全球环境的影响依赖于各国比较优势的分布特征,这种比较优势的确定是由污染政策差异和其他影响(如要素禀赋差异)共同决定的;全球化不仅可能形成环境极化的危险并加剧环境退化的风险,而且也能创造补偿各种力量的机会;全球环境变化可被看作是市场与政府治理失灵后果的综合,只要所有国家分享它的成本并从矫正中获利,全球环境变化就可能成为环境和谐收敛的一种动力。     

国际气候治理的制度分析

气候变化是21世纪人类社会前所未有的地缘政治与经济议题,它将改写有关和平、发展与繁荣的全球方程,应对气候变化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行动。当前,在国际气候治理的制度化趋势日益明显的背景之下,全球气候变化的严峻形势已经对国际气候制度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由于气候制度本身存在诸多的＂先天缺陷＂,导致推动气候制度改革与气候治理深化的过程异常艰难。针对当前气候治理现实与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在全面分析影响气候制度建设的国际环境因素之后,对推进未来国际气候制度的发展提出若干建议,这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法治与全球治理机制的合法化

主体重塑是全球治理浮现和发展的重要特征,各种不同类型的政府间国际组织逐步转型为各具特点的全球治理机制是主体重塑的表现之一,但也引发了关于全球治理机制的合法性的追问。全球治理宪法化这一理论就是解决上述问题的一种尝试,但仍有其局限性。全球治理宪法化的主张实际上意味着一种从法治的角度推进全球治理机制改革及完善其合法性的努力。近年来关于联合国和世界贸易组织的法治化进程的讨论展现了这一思考进程的重要性。     

全球环境治理中的"认知共同体"及其限度研究

全球环境治理是国际关系中的一个新领域,全球环境问题对国际关系从国际合作的实践和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都带来了挑战。而Peter M Haas所发展的“认知共同体”理论,为理解国际环境合作提供了新的视角。“认知共同体”理论认为对特定环境议题持有共同理念的跨国科学家联盟有助于帮助决策者进行议题界定、厘清国家利益以及提供政策选择,从而有效地促进国际环境合作。     

全球环境治理中的“认知共同体”及其限度研究

全球环境治理是国际关系中的一个新领域,全球环境问题对国际关系从国际合作的实践和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都带来了挑战。而Peter M Haas所发展的“认知共同体”理论,为理解国际环境合作提供了新的视角。“认知共同体”理论认为对特定环境议题持有共同理念的跨国科学家联盟有助于帮助决策者进行议题界定、厘清国家利益以及提供政策选择,从而有效地促进国际环境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