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古特的游牧与农耕——以西夏崩溃时期的问题为起点

一在《隋书》卷八三《党项传》中记载有:“牧养犛牛、羊、猪。以供食。不知稼穑。”《通典》卷一九○《党项》条云:“不知耕稼。……以犛牛、马、驴、羊、豕为食。”又说:“不事生产。好为窃盗。常相陵劫。”总之,除了谈隋、唐时代的唐古特原来过着游牧生活外,再没有谈别的。另外,从《通典》前述条中所传唐古特诸部族的人口:“大者万余骑。小者数千骑。”来看,在记述其人口数字时,特别使用了“骑”这个字眼,这与其说是表示     

元朝在西藏所封的白兰王

《元史》《诸王表》的前言说:“元兴,宗室驸马,通称诸王,岁赐之颁,分地之入,所以尽夫展亲之义者,亦优且渥。然初制简朴,位号无称,惟视印章,以为轻重。厥后遂有国邑之名,而赐印之等犹前日也。”表中所记有元一代藏族封王者仅有一人,“白兰王。琐南藏卜,至治元年封,后出家,泰定四年还俗,复封。”(卷108,表第3) 《释老》中又记载:“泰定间,以帝师弟公哥亦思监将至,诏中书持羊酒郊劳;而其兄琐南藏卜遂尚公主,封白兰     

元史研究重要著作述评

兀是我国中古时代后期,由兄弟民族蒙古族建立的一个近百年历史的重要封建王朝。 明初所修《元史》一书,凡二百一十卷,是一部比较系统的记载这一王朝兴亡过程的封建史书。但成书仓促,史料蒐集不周,且出众手,在编篡上谬误疏漏较多,问世后,明清两代乃至民国期间,一直为后人所诟病。 顾炎武、朱彝尊、钱大昕、赵翼、阮元等学者,都曾对它加以指摘。顾氏说“本纪有脱漏月者”;“诸志皆案牍之文,并无熔范。”朱氏说“其文芜,其体散,其人重复”;“至于作佛事则本纪必书,游皇城入之《礼乐志》,皆乘谬之甚者”。钱氏为清代最精博的学者,对元史研究下过很大的工夫,对《元史》深为不满,指出《元史》两开史局,合起来不过三百三十一天,“古今史成之速,无如《元史》者,而文之陋漏,亦无如《元史》者”;“开国功臣,首称四杰,而赤老温无传。尚主世胄,不过数家,而郓国亦无传。丞相见于表者五十有九人,而立传者不及其半。太祖诸弟止传其一,诸于亦传其一,太宗以后王子无一人立传者。本纪或一书而再书,列传或一人而二传。宰相表有姓无名,诸王表或有封号无人名。此义例之显然者。且纰漏若此,固无暇论其文之工拙矣”!     

悦般即乌孙说

《魏书·西域传》载天山腹地有乌孙与悦般两国。乌孙之名已见于《史记》,而悦般国名首见于《魏书》。《魏书·西域传》虽将乌孙与悦般分别记为两国,但却留下了许多疑点,详加推究,不得不使人认为悦般即是乌孙,两国实为一国。现说如下。 一、赤谷城同为乌孙、悦般之都城 公元前130年左右,乌孙昆莫由今天山东部西迁至伊犁河、纳伦河流域。至公元前126年后不久,摆脱了匈奴的直接统治,对匈奴“取羁属,不肯往朝会”,成为独立的乌孙国。据《汉书·西域传》载:“乌孙国,大昆弥治赤谷城,去长安八千九百里。”又据《魏书·西域传》     

元代瑶族概说

元代,瑶族事迹已大量载于史籍中。其名除通作“瑶”外,尚有其它称谓: “莫瑶”。如《元史·余阙传》载:元统时,“会莫瑶蛮”反。按:莫瑶之名,由来最古,早在《梁书·张缵传》中已有文。 “山瑶”。如元人阳恪《平蛮记》载:黔中郡辰、澧二州蛮反,元当政者“起集山瑶、仡佬以为响导”(见《元文类》卷二七)。按:山瑶之名,宋已有之,如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四即有此称。     

南“诏”与越“昭”——兼论濮非越

《南诏德化碑》赞南诏阁罗凤:“诏弱冠之年,已负英断。”《旧唐书·南蛮传》:“南诏蛮,本乌蛮之别种也,姓蒙氏。蛮谓王为诏。”明洪武年间钱古训奉命出使缅甸,途经今云南德宏傣族地区,回来写了一本《百夷传》,说傣族称当时的麓川平缅宣慰使司土官思伦发”曰昭,犹中国称君主也”。至今,傣语仍称王族为昭。“昭”,汉文书写固异于“诏’,含义也不尽相同,但二者均是汉译写字,译之者仅取其音相近之字标写而已,并未拘泥于字形本身的同一,犹如印度,古人既译写作“身毒”,也写作“狷笃”、“乾笃”、“乾竺”及“天竺”等。傣“昭”与南“诏”译体同一,史载昭然,今语昭然,因此在本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学术界适时地引出了一个论题:唐中晚期称雄于中国西南一偶的方国南诏,是泰掸人主建的国家。是耶非耶,迄今乌云已经拨开,研究已近结论;南诏国主不是泰人掸人,而是古代氐羌的传人。然而,南诏“谓王为诏”,泰掸人“谓王族为昭”,二者间是否存在着因袭关系,仍未见有论者略为深涉,不能不说是件憾事。     

岁末驱傩

何谓驱傩 “傩”的本义是“行有节也”。如《诗经·卫风·竹竿》:“巧笑之瑳,佩玉之傩”。传曰:“傩,行有节度”。很显然,这与驱傩之意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据《正字通》:“(?),同傩,为‘奈何’之合音”。《说文通训定声》:“傩,假借为(?)”。当“傩”与“(?)”通假时,“傩”的含义也就变为驱逐疫鬼之意了,《玉篇》:“(?),惊驱疫疠之鬼也”。《论语·乡人傩》集解:“傩,驱逐疫鬼也”。 驱傩的缘起 驱傩的记载最早见之于《周礼·夏官》:“方相氏……帅百隶而时傩,以索室驱疫”。驱傩是我国一种古老的传统礼仪,其起因有如下诸说: 一种是《汉旧仪》说,颛顼氏有三子,生而亡,为疫鬼。一居江水为虎;一居若水,     

略谈藏语的演变与发展

“言者意之声,书者言之记。”(《书序》正义)这句话说明了语言和文字的关系。自从有了人类,就产生了语言。但一发即逝的语言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于是产生了文字——语言的书写符号。我国清代学者陈澧归纳得好:“声不能传于异地,留于异时,于是乎书之为文字。文字者,所以为意与声之迹也。”(《东塾读书记》卷十一)     

《九歌·礼魂》与沅湘民俗传花活动

<正> 成礼兮会鼓, 传芭兮代舞, 姱女倡兮容与。春兰兮秋菊, 长无绝兮终古。《九歌·礼魂》《九歌》中的这段歌词,每一句话都通俗易懂,但是,把词意连贯起来读,却总有一些茫然。历代诸家的解释,互不一致,又都含糊其词,不知所云。封建时代的学者,惯用儒家思想去解释屈原的著作,不仅牵强附会,而且酸气冲鼻。如《山带阁注楚辞》云:“礼魂,盖有礼法之士,如先贤之类。故备礼乐歌舞以享之,而又期之千秋万祀而祧也。”这种解释,今日的读者一看便可知其荒谬。旧说又有解释《礼魂》为“谓以礼善终者”更是胡猜,王夫之先生的《楚辞通释》已辨其非。现代学者如郭沫若、闻一多等名家,摆脱了几千年来的封建桎梏,用新观点来解释《九歌》,较前有了重大进展,但是,     

丝绸之路史料钩沉

自汉初张骞出使西域,对于中西交通、创建奇功.曾有《出关志》一书,见于《隋书·经笈志》,以后记西域行程,各处舆地情形之作,代不乏人,而大都仅于各史艺文志中,著录书目,而原书颇多佚亡,如《唐书·艺文志》中有许敬宗撰之《西域图志》六十卷,今竟未见传本,即宋人所编目录中,已少提及,盖已不存,殊为可惜.幸于旧史如《史记》、《后汉书》、《唐书》、《五代史记》等书,尚转引了张骞、班勇、贾耽及高居海之《出关记》、《西域风土记》、《四夷道里记》及《于阗记》等部分或全文,得之亦觉可珍.惟分见各书,检用不便,爰就各书,一一抉出,计汉代得二种,晋唐各代禅师往印度求经者,所记见闻,亦得五种,加以唐宋元明各代使西域之专著,又得十余种,共为二十六种,汇为一编,则历代记载西域行程之作,粗备于斯.其中或自瓜沙经过新疆至中区各地,或则由新疆而转入印度,虽终点不同,而经过之地,仍属丝绸之路,故并存之.又以沙州为行程枢纽,故亦取《沙州图经》诸篇,俾详其附近地域之形势.惟辑佚各篇未必全文,敦煌存卷,又多残缺,一仍其旧,不敢增损.     

儒学在丝绸之路上的传播

正儒学在丝绸之路上的传播,特别是儒学在西域段的传播,是与汉民族在西域的屯田和移民分不开的。《汉书》卷九四上《匈奴传》:"其明年,西域城郭共击匈奴,取车师国,得其王及人众而去。单于复以车师王昆弟兜莫为车师王,收其余民东徙,不敢居故地。而汉益遣屯士分田车师地以实之。"《汉书》卷九六下《西域传·车师》:"匈奴闻车师降汉,发兵攻车师,(郑)吉、(司马)憙引兵北逢之,匈奴不敢前。吉、憙即留一候与卒二十人留守王,吉等引兵归渠犁。车师王恐匈奴兵复至而见杀也,乃轻骑奔乌孙,吉即迎其妻子置渠犁。     

第一个潜入拉萨的英国人曼宁之被驱逐出境

托玛斯·曼宁(Thomas Manning)是进入西藏拉萨的第一个英国人。事在1811—1812年。在这以前英国驻印度总督瓦伦·哈斯廷斯(Warren Hastings)曾先后派过两个使者去西藏,但都没有能到达拉萨,即中途折回。因此,在英国人的著作中,曼宁一直被说成是一个非凡的英雄人物。 1904年英国武装入侵西藏的军事头子荣赫鹏(Francis Younghusband),在所著《印度与西藏》一书中关于曼宁的“访问西藏”,有专章叙述,说他是“不可抗拒的英国探险家”;又说“当时恰值吾人与西藏关系最淡”的时候,他“能在1904年远征之前,克奏虏功”。在英国1917年出版的《国民传记词典》中,曼宁有传,说他是     

青海道述考

古代中外陆路交通,主要是指经甘肃河西走廊进入新疆,沿塔里木盆地两缘穿越葱岭,通往中亚、印度和欧洲的那条大干线,即所谓“丝绸之路”。除此之外,还有一条不经河西走廊,而是走青海古羌人居住区而通今新疆以至域外的路线——为论述方便,故称之为“青海道”——其作用和重要性可能不让于前者。然而,由于文献材料缺乏,对它的开发与利用,特别是晋、南北朝以前的那段历史,迄未展开深入的研究,有的学者对该道在晋、南北朝前是否存在,表示怀疑。在此,笔者不揣浅薄,略述其始末,考其史实,作为引玉之砖,以就教于方家。 一、问题的提出 青海道交通,晋、南北朝前文献记载虽不甚明朗,但事出有因,最早提到这条路线某些线索的竟是中国第一部记传体史书《史记》,其卷一百二十三《大宛列传》云: 骞从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领。留岁余,还,并南山,欲从羌中归,复     

动物亲情启示录

清人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一书中对“亲”字的注文曰:“父母者,情之最至者也,故谓之亲。”父母对子女那种呵护有加的感情和行为,即为人们常说的亲情。但是,我们在这里将要叙说和谈论的,却是某些动物的亲情。因为这些动物既错综复杂又奇趣良多的亲子行为,对我们培养和教育子女,很有启发,值得借鉴。     

“岛夷卉服”和古代海南黎族的纺织文化

成书于战国时代的《尚书·禹贡》记载:“淮海惟扬州……岛夷卉服,厥篚织贝,厥包橘柚,锡贡。沿于江海达于淮泗。”但“岛夷”在何处,“卉服”为何物,盖因其文辞简约,语焉不详,后代学者的注解又不一致,故众说不一。综观历代的注解,大抵有五说:(一)、日本说。清胡渭《禹贡锥指》四海图注:“倭与东鳀即扬州所云岛夷卉服也,”东鳀“后汉谓大倭王国,即今日本。”(二)、浙江舟山(定海)说。《定海厅志》引元《吴莱甫甬东山水古迹记》记载:“昌国即《禹贡》岛夷”,元代昌国州即今定海;(三)、琉球、菲律宾群岛说。扬守敬《历代地理沿革图》说:岛夷“当以琉球、吕宋诸国当之。”(四)、台湾说。余文仪续修《台湾府志》卷一记载:“台湾,《禹贡》扬州之域。”(五)、海南岛说。宋苏过在《斜川集》中说:“苏子居岛夷……其民卉服鼻饮,语言不通,”宋哲宗时,苏过乃是随父苏轼谪居于海南的。     

明代西藏“贡道”研究

《明史·辅教王传》、《西番诸卫传》及《野获编》卷30、《广志绎》卷5均记载,明代来京路线,是限定“从四川雅州入”。而对从河州(临夏)、洮州(临潭)来朝贡的,则拒不延接,不予赏赐。足见雅州乃明廷与西藏的交通枢纽。在明代从雅州进出西藏,有两条路线可供选择:一是取黎州经飞越岭入藏;二是取天全六番经罗岩州入藏。前者如《松窗梦语》卷3谓西藏贡使取黎州入京是其证。后者如《明史·大宝法王传》谓武宗朱厚照派宦官刘允入藏,取“天全六番出境”是其证。     

《吐蕃传》地名考释(五)

四、良非川战役相关地名《新传》:“仪凤四年(679)年,赞普死,子器弩悉弄立。钦陵复擅政,使大臣来告丧。帝遣使者往会葬。明年(680年),赞婆、素和贵率兵三万攻河源,屯良非川。敬玄与战湟川,败绩。左武卫将军黑齿常之以精骑三千夜捣其营。赞婆惧,引去”。《旧传》作“黑齿常之破吐蕃大将赞婆、素和贵于良非川,杀获二千余级,吐蕃遂引退。”(叙在仪凤四年前。)查黑齿常之本传云:“仪凤三年,……贼酋跋地设弃军走。帝叹其才,擢左武卫将军,检校左羽林军,赐金帛等。进为河源军副使。”此谓承风岭之役     

知识荟萃

“醍醐”是何物? 醍醐即现在的酥油。唐·苏恭《唐本草》中说:“醍醐出酥中,乃酥之精液也。好酥一石,有三四升醍醐,熟抨炼,贮器中,待凝,穿中至底,便津出得之”。时至今天,我国牧区的少数民族牧民用手工操作提取酥油,仍然沿用这个传统的方法。“醍醐”一词,有个演变的过程,元代才开始叫“酥油”。元代宫廷食医忽思慧在其《饮膳正要》卷二“马思哥油”一条中曾记述酥油的提取方法说:“取净奶子,不住手用阿赤(系打油木器)打,取浮油者为思马哥油,今亦云曰酥油”。不过在当时“醒醐”、“酥油”两词并用不悖,直到清代以后,在饮馔之类的书籍中就很少提到“醍醐”一词,而逐渐被“酥     

《西夏志略》考

《西夏志略》一书,见于近人编的几种西夏书目。如清道光中瞿世瑛撰《清吟阁书目》,载有《西夏志略》,但不记卷数,亦不著作者名氏。孙殿起《贩书偶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史部卷五载:“《西夏志略》四卷,载记二卷,不著撰人姓名,旧钞本,后有何元锡印梦华馆印各一方。”在邓衍林编的《中国边疆图籍录》中,有与《贩书偶记》大体相同的记载。今所见《西夏志略》皆为传抄本,国内如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民族文化宫、南京大学等图书馆都藏有传抄本,其所分卷者与各书目所载     

为《因明》一词翻译的辩解——兼论藏文文献分类中的一个观点

问题的提出: 汉传因明学家虞愚先生著《因明入正理论》的内容特点及其传习中说;《因明入正理论》一卷,商羯罗主造,唐玄奘于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在弘福寺译出。因明(Hetu Vidya)一词,梵本原来没有,译者因为要表示出这部论著的性质才加上去的。汉传因明学家虞愚先生著《因明入正理论》简介中说“《因明入正理论》一卷,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