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行为理论与实践的价值研究

法的价值是指法作为一种规范体系或行为规则有哪些性状、属性、作用为人所运用、珍视、欣赏和追求;而法律行为价值是指法律行为对于法学研究、立法、司法、执法的意义和作用,创设“法律行为”这一法哲学意义上的概念,最终是服务于法学理论研究和法律实践的.法律行为的价值,包含客观与主观价值、应然与实然价值,本体与工具价值、理论与实践或适用价值.本文站在法哲学高度上提出并阐释了法律行为之理论与实践,具有七大价值:规范、识别、指向、本体、工具、体系和适用价值,这也为国内法学界之所鲜见.     

社会资本理论若干问题的再探讨

运用文献综述的研究方法,探讨了社会资本理论的三个问题:(1)关于社会资本概念的发展轨迹。认为其经过了从微观到宏观、从批判性概念到建设性概念、从社会学、经济学范畴到文化、道德范畴、从私人产品到公共产品的发展过程;(2)一个社会的特定社会资本形式到底如何形成?认为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不能局限在社会资本理论本身来寻求解决;(3)社会资本理论的创新性何在?对其理论价值如何进行评判?通过对以上问题的再探讨,期望对社会资本理论的发展和完善有所助益。     

财富劳动与价值：概念分析和理论探索

财富劳动与价值是<资本论>的核心,也是经济学研究的基础,但是概念需要赋予时代的内涵.随着经济的发展,财富劳动和价值的概念也在丰富着,这就需要不断发展原来在经典著作中提出的概念和理论.很多学者在这方面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但没有形成一致的看法,笔者在本文中针对已经提出的关于财富劳动与价值的理论进行了论述.     

论格莱斯意义理论的意图问题

格莱斯的非自然意义理论首次提出了交际意图概念.该概念与语用学界随后的会话含义理论、言语行为理论、关联理论之间都有一定的渊源关系,且在外语教学中具有现实意义.     

民主理论协商转向的合理性——基于社会和理论背景的分析

民主理论的协商转向作为民主理论发展中的重要现象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和理论背景.现代社会的多元发展趋势,特别是价值冲突的普遍化,对古典民主理论构成了重要挑战,也成为现代民主理论必须回应的基本问题.面对这一现实问题,自由民主的精英理论否定共同利益的可能性及大众参与的可欲性,从而在事实上采取了消极回避的理论策略;而自由民主的市场模式所内舍的交易或妥协原则在处理价值问题上则是不恰当或不充分的;民主的激进理论对规范政治概念和参与价值的强调是重要的,但它对可能的参与方式、后果等却估计不足,解释不多.而协商民主理论则力图直接回应现代社会中价值冲突普遍化问题所带来的挑战.其理论的展开也是建立在对自由民主不足的批判以及对激进民主传统的资源的继承和反思之上的.     

基于经典扎根理论的商业模式研究

技术和环境的快速变化加快了对商业模式及其创新的研究,然而大量商业模式研究成果对其基本概念仍未达成共识。针对商业模式这一抽象复杂概念,运用经典扎根理论这一质化研究方法对大量商业模式资料进行系统分析;同时对商业模式各种因素之间的关系以及商业模式与战略的关系、商业模式的变革与创新类型进行了深入探讨,得出了具有价值主张核心逻辑的商业模式定义,并构建了商业模式体系,为进一步理论研究、商业实践提供了理论依据。     

中国写作理论的嬗变过程及其意义

中国的写作理论发展已经历时千年,其发展过程可分为八个阶段.在这八个阶段中,以五四时期为界,前四个阶段为古代写作理论发展期,后四个阶段为现代写作理论发展期.写作理论史上曾出现过三次理论高潮,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写作理论的发展.中国写作理论具有中国的鲜明特色,也为世界写作理论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言语行为理论在英语教学中的应用

言语行为理论是语用学研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这一理论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由哲学家奥斯汀首先提出,后由塞尔修正并发展,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套更加完善、系统的言语行为理论。该理论是一种对语言的意义进行研究的理论,对外语教学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介绍了言语行为理论及其主要内容,并探讨了其在英语教学中的应用。     

关于生活形式与生活世界

生活世界或生活形式是胡塞尔、哈贝马斯和维特根斯坦在其各自意义理论中提出的重要概念。在他们的视野中,这两个概念虽然不尽相同,但都起到了支撑意义理论的基础性作用。本文在梳理和比较这两个概念的同时,着重强调了他们在各自意义理论中对这两个概念的相似理解,并进而认为哈贝马斯所提出的生活世界概念不仅摆脱了主体哲学范式,而且也使其意义理论更具全面性和综合性。     

行为决策理论综述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行为决策理论越来越被人们所重视.行为决策理论发展经历了从刚开始的在理性人的基础上的最大期望效用理论,到发现人是有限理性的,从而提出了启发式偏差、前景理论等理论这一过程,本文在此基础上分析了行为决策理论在中国的研究现状并对未来行为决策理论做了展望.     

论法律援助的契约性理念——兼谈对我国法律援助体系的启示

2022年1月1日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将法律援助的体系化工作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然而在制度体系不断完善的背景下,我国法律援助实践依然面临着诸多困难,突破这些困难的对策可能不仅需要完善法律制度,更要厘清制度背后的法理与实践背后的理念。因此,在法律援助制度改革的背景之下,有必要重新澄清对于法律援助理念的错误认知。这种错误的认知主要包含意志性和功利性的解读。法律援助的意志性理念主要包括三种形式:贵族精神、宗教启示以及精英意识。它们将法律援助立基于道德理想之上,而存在着供给不稳定以及人格不对等的弊病。法律援助的功利性理念,则主要包括两种形式:市场行为论和政府行为论。它们将法律援助立基于现实利益之上,而对律师职业的内在伦理价值和独立性构成了威胁。法律援助理念应当是一种契约性理念,它包含了两个层次的契约,即以公平原则为核心的原初契约以及作为子契约的"律师—社会"契约和"律师—国家"契约。契约性理念解释吸收了意志性和功利性理念的优点,并摒弃了它的不足,其主要具有四个优势:第一,联结了伦理与效用价值,使律师职业在赚取收益与保持法律援助积极性之间实现平衡;第二,重构了责任的概念,使其转被动为主动;第三,实现了法律援助模式的更新,使其由单向度的国家权力施予,变为多向度的多元实现;第四,重塑了互尊的状态,保护了被援助方的自尊。我国律师制度改革的精神与契约性理念是相契合的,它可以为我国法律援助体系的建设提供有益的启示:律师帮助权的基本权利定位、法律援助的多元参与模式、法律援助实践的细则化以及法律援助意识的培育。     

论物权行为的独立性

在大陆法系国家中,物权行为的独立性是一个极具争议的问题,对司法实践和民法理论均有巨大影响。物权行为是物权、债权两分下的必然逻辑结果,物权行为因此也必然独立。即使是在所谓的债权意思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下,也难以彻底否认物权行为的存在。我国的相关法律和司法解释中,也隐含了对物权行为独立性的承认。对物权行为独立性的承认有利于维护私法自治,正确认识物权行为独立性是理顺法律逻辑和解决现实法律问题的必然要求。     

抽象使用损失:一种应当赔偿的财产损害

我国侵权领域抽象使用损失可赔偿性尚存争议,究其原因为损害的“差额说”导致。“差额说”由莫姆森(Mommsen)于1855年发表《利益说》一文提出,认为损害为受害人在损害事故发生后所有的财产数额与其在假设损害事故不发生的条件下应有的财产数额的差额。因受害人并未支出替代物费用,自然没有产生财产差额,故无损害的发生。莫姆森“差额说”的理论源头为罗马法上的“利益(interest)”概念,对抽象使用损失可赔偿性的否定来源于对罗马法上差额状态的误解。所谓“差额”关注的是物上利益的整体状态,而非简单的财产数额计算,因此“差额说”的真正内涵应当为侵权事件发生前后的利益变化。抽象使用利益的损失应当为一种财产性利益损失,原因有三:第一,抽象使用损失的范围可以凭借主观计算方法确定,物的抽象使用价值可以凭借“商业价值理论”获得财产价值属性,且其确定性要求并非绝对,仅需达到“相对确定”标准即可;第二,应当同等评价营利物的使用损失和自用物的抽象使用损失,加害人的侵权行为阻碍了权利人实现物上的使用利益,造成了受侵害人合理期待的落空,所谓财产的本质与意义不仅在于其本体,更包括利用该财产以达成人生的目的;第三,财产性利益损失的概念更加周延,避免了损害赔偿范围的盲目扩大,对抽象使用损失加以限制更契合中国特色《民法典》权益保护的理念。德国法早已承认抽象使用损失的可赔偿性,并通过司法实务建构出一套完整的规范系统,并以“规范的损害”概念填补传统“差额说”在使用领域赔偿上的不足。“规范的损害”是与“自然的损害”相对的概念,提出损害的定义不拘泥于法律规定,而是根据受损权益在法规范评价上的重要性来决定是否具有可赔偿性。根据《民法典》设立的“获利返还”制度,加害人代受害人实现了物的抽象使用利益,这一利益根据法秩序应归属于受害人,因此这一利益应当返还给受害人,因此抽象使用损失的可赔偿性符合法规范的评价。我国《民法典》亦受德国法影响,采取损害赔偿的一般规定和具体列举损害赔偿项目的结构,因此德国法上“规范的损害”概念对我国有可借鉴意义。与我国损害赔偿体系融合的过程中需要注意规范评价的限制因素,即须满足“受损物为维系个人生活必需之物”和“可感性”要件。本文之目的即在介绍德国法上相关制度构建,并结合中国特色损害赔偿体系,为国内实务与学说提供参考。     

财产理论与法治型社会管理模式的建构——以自然法为视角

生命、自由、财产逻辑下的财产理论,以劳动证成财产合法性,建构起内在人性到外在显现的社会场景;其中,形而上的自然法财产形式实现着人道关怀,操作性的实证法财产形式确立着历史权利;值此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初步形成之年,应基于“制定法律的目的即是保障人们的权利”的理念,践行内在心理的敬畏和外在社会的遵从两维度,以契约人为理念建构法治型社会管理模式,以法治来统领并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来化解转型期社会风险,建构和谐社会。     

关于“小产权房”的法律思考

房产权本来没有"大"、"小"之分,"小产权"也不是一个法律上的概念,它的涵义没有一个规范的解释。"小产权房"存在着多种法律风险,"小产权房"的产生折射出很多深层次问题,"小产权房"合法化将会产生严重的结果。因此,应立即叫停"小产权房"建设,同时在全面调查的基础上,从法律和政策两个角度认真研究对待、解决和规范"小产权房"问题。     

我国生态保护补偿概念的法学界定——基于历史的分析进路

生态保护补偿概念是相关立法的基本前提，也是相关法学研究的逻辑起点。“生态保护补偿”是特定政策实践与理论发展的产物，亟待以科学的认识论为指导，从多元化的静态分析路径转向动态的历史视角。发展至今的“生态保护补偿”一词，在法规政策中的表述或概念研究层面的理解，其彰显的“正外部性”补偿特性已获得广泛的立论支持，且被进一步认为是包含“发展利益受限”等其他各种正外部性行为的补偿。但“发展利益受限”没有被作为“生态保护补偿”的唯一特殊予以重点关怀而仅仅是点到为止。此外，总体而论，当前的概念认知仍停留在“对正外部性行为予以补偿”的传统认识论阶段——这使得所有产生积极环境效益的行为无法被区分。由于当前生态保护补偿的界定已然失之个性，生态保护概念必然无法有效解释并指导制度实践的开展。为此，很有必要基于新的理论基础对生态保护补偿概念予以再界定，旨在揭示其特殊的存在价值。生态保护补偿概念重构的理论基础为“私法层面的自然资源使用权受限与利益弥补”。该定义一方面可以解释生态保护补偿的独特本质，另一方面能够指导我国各类补偿实践的开展。     

物权变动混合模式的经济学分析

受传统法教义学研究的局限,中国有关物权变动模式的争议一直难以消解。争议主要集中于单一模式与混合模式、债权形式主义与物权形式主义的立法选择。传统法教义学研究中的政策学与体系论之间存在着难以协调的冲突与矛盾,双方各执一词难以形成物权变动理论的共识。英美法系并无物权的概念,而是以财产权概念代之。英美法基于法经济学研究的微观视角,为全面理解物权变动的相关理论提供了一个视角,为破解既有争议提供了一种研究方法。借助法经济学研究工具,单一模式符合法律供需平衡、法律制度创新的经济学基本规律;形式主义符合成本与收益、安全与效率的经济学基本规律。结合法律思维与经济分析两种路径,物权变动模式以单一模式为较优选择。在单一模式之下,理论上以物权形式主义的单一模式为最优,在中国既有立法情境中则以债权形式主义模式为可行之道。     

外空法中"人类共同继承财产"概念探析

外层空间作为人类共同继承财产,既不是＂无主物＂、＂公有物＂,也不是＂共有物＂,人类对其并不全面享有所有权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四项权能,人类对共同继承财产享有的权利近似于用益物权。＂人类共同继承财产＂不是国际习惯、国际法原则、强行法、政治性质或哲学性质的观点,它是尚在发展中的具有重要进步意义的一个国际法概念,是对外层空间法律地位的高度概括。     

论准公益性传媒的法人制度建构

准公益性传媒在性质上属于特殊的公法人,虽在公法人制度的构架下能获得较大的自主权,但必须确保其行为不偏离政府的目标。应当允许准公益性传媒拥有部分自有财产。准公益传媒应当剥离与其所属经营性公司的产权关系,其不能完全按照《公司法》的规定建立现代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在制度设计上必须坚持和保证党的领导。     

现代产权伦理的价值取向

产权伦理作为经济伦理的基础,是调节人们之间财产权利关系的一种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也是调整人们产权关系的一套规则体系。它通过不同的价值取向来影响人们的实践活动。产权伦理的功利价值,促成经济利益最大化;产权伦理的道义价值,促使自利行为公益化;产权伦理的文化价值,促进物性文化人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