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国内哲学研究状况检讨——一个有限的观察和评论

目前国内哲学研究在总体上仍呈现为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三足鼎立之势。它们各自争论的最主要问题,归纳起来,不外乎中国哲学的合法性辩护、西方哲学的本土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性诠释等问题。近年来取得的研究成果间或有某些原创性成分,个别的甚至堪同国际水准相媲美,但总的说不宜估计过高。研究现状中最引人注目者乃是一系列悖谬现象:哲学的自觉与哲学的自我迷失、哲学的创造冲动与哲学的底气不足、哲学的通达与哲学的自闭、哲学的繁荣与哲学的贫乏等等。如何“哲学地”“思”乃是全部问题的症结和关键。面向未来,我们面临的难题是如何使“说”哲学(外在的、对象化的、旁观式的)变成“做”哲学(内在的、体认式的、上手状态的)。它的恰当解决,乃是中国哲学研究逐步走向成熟的前提。     

马克思的哲学观和“哲学的终结”

马克思哲学决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哲学或作为一种学科创制的哲学。对马克思来说 ,哲学从来就不是纯粹形而上学的思辨 ,不是什么重建本体论的努力 ,而是人类解放的精神武器。现代西方哲学主张“哲学的终结” ,但却始终未能超越哲学。“哲学的终结”反映了哲学的危机 ,更反映了社会和文化的危机。维特根斯坦否定哲学是因为哲学没有正确地使用语言而造成许多伪问题 ;海德格尔宣布哲学终结是因为哲学无法思考存在的前提 ;罗蒂提出后哲学文化是为了反对实证论的本质主义 ,去除哲学的真理垄断地位。刺激他们思考的科学主义、虚无主义和本质主义正是现代性的基本特征 ,这些特征不仅在人的思想中、更在人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制度中有其根源。马克思把哲学危机看作一定时代危机的表现 ,批判哲学 ,必须批判哲学生存的现实 ;消灭哲学 ,必须消灭哲学依附的制度。马克思真正使哲学变成了社会改造实践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 ,马克思真正实现了对哲学的超越。     

从“能否思想”到“有无意义”——西方哲学真实蕴涵的再思考

哲学素有“智慧之爱”之称,“爱智慧”,“追求智慧”是哲学的本性。现代哲学虽然呈现出多元化的取向,却无一例外地视智慧为对生命意义的追求,以“意义”为其核心范畴。然而对生命意义的追求不只属于现代西方哲学,从对西方哲学真实性判据原则的分析中可以发现:哲学在对人独特的意义性存在的自觉把握与自我意识中,从古至今一直在表达着它对于生命意义的追寻,表达着“智慧之爱”所担负的历史与时代的使命。同时,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代转变都以思考现代人的意义世界为旨归,因此我们可以从中、西、马所共同担负的哲学使命的“融通”中寻到哲学未来发展的路径。     

不可或缺的上帝与上帝的缺席——论莱维纳斯哲学中被悬置的上帝

上帝问题是莱维纳斯哲学中不可或缺的论题。莱维纳斯批判西方哲学传统的上帝观以本体论方式理解上帝 ,认为在存在的层面上上帝是缺席的 ,并从柏拉图的“善”和笛卡尔的“无限性”寻找到这一思想资源。同时他另辟蹊径 ,指出应从“踪迹”、从“他人”体会上帝 ,只有在与“他人”的伦理关系中才能走向上帝 ,从而使上帝问题在康德之后与伦理问题再次结为一体。     

现代西方哲学研究的新视角——《现代西方哲学方法论》

现代西方哲学研究的新视角——《现代西方哲学方法论》陈耀彬方法论问题右来是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古今中外的哲学概莫能外。中国哲学史上对“方法”有过不少探讨，如孔子明确提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强调学思并重的思想方法，墨子坚持“以众子耳目之实...     

生存之维:经验视域与超验视域的分化与融合——关于建构生存哲学的思想史研究

对哲学史上生存论思想进行梳理和辨析 ,是我们在今天建构生存哲学的理论前提。本文分别考察了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发展的逻辑 ,指出 ,西方的前现代哲学就其对人类生存理解的差异来看 ,可以区分为两种思维向度或两种哲学类型 ,一是“经验”哲学 ,属“平常思”;一是“超验”哲学 ,属“异常思”,它们长短互见 ,构成互斥互补的关系。现代哲学尤其是马克思的生存实践观点则是对上述两种哲学类型的扬弃和辩证综合 ,它打通了“经验”与“超验”、“形下”与“形上”,将被人为割裂即“二元”化的世界整合为统一的生活世界 ,并为人们在这一充满矛盾的生活世界中的合理生存提供了“正常思”。较之西方哲学 ,中国传统哲学的特点是基本上坚持了“天人合一”、“体用不二”的致思取向 ,没有形成明显的“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儒家尤为重视人在日常生活世界中的安身立命。但中国传统哲学也因此在理论和实践上产生很多问题。因此 ,在马克思生存实践观点的指导下 ,会通中西而又能扬长避短 ,应是我们建构合乎时代需要的生存哲学的正确抉择     

马克思哲学:一种价值论哲学

马克思是如何实现人类哲学史上的革命性变革的 ?马克思哲学的本质属性究竟是什么 ?在经过了 2 0多年“恢复马克思哲学真精神”、对马克思哲学进行“返本开新”的阐释和解读之后 ,对第一个问题我国哲学界已经在学理上做出了令人信服的回答且基本上达成共识 :马克思哲学是一种具有当代意义和价值的“现代哲学”。可是 ,在对具有现代哲学特征的马克思哲学的本质属性的具体理解上 ,哲学界却出现了以王南的“现代实践哲学”(或“人类学哲学”)和高清海的“人学”为主要代表的两种各自表述的理论路向。这表明 ,关于马克思哲学的属性问题 ,迄今仍悬而未决。笔者认为 ,“现代实践哲学”论与“人学”论是内在一致的 ,二者实际上指向的都是一种“价值论哲学”。将马克思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有’‘无’之辨”(即西方哲学中的“存在论问题”)和以“语言学转向”、“后现代哲学”为标志的现当代西方哲学联系起来 ,表明马克思哲学是一种价值论哲学。确认马克思哲学的价值论哲学属性 ,是时代给中国哲学提出的一个必然要求 ;将马克思哲学理解为一种价值论哲学 ,就是对第二个问题的合理解答 ;确认马克思哲学是一种价值论哲学 ,其意义相当深远。     

思想表达中的西方哲学中国化“三跃迁”

我国西方哲学研究从“西学东渐”向西方哲学中国化的发展实际上经历了由“哲学史就是哲学”向“哲学史就是认识史”再向“哲学史就是思维的创造史”的三种理论形态的跃迁.按照这种跃迁方式的理解即是将西方哲学在中国传播、发展、演变的历程加诸动态的分析,突出强调认识西方哲学中国化的重要立足点,即以事实的梳理为我国西方哲学研究发展的内在根源;清晰地把握西方哲学中国化的合理逻辑机理;推动西方哲学在中国研究的未来发展趋向.     

关于诠释学视阈中的马克思哲学的学术对话

如何在新的视阈下重新理解马克思哲学,是当下中国的马克思哲学研究领域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而要重新理解马克思哲学必然涉及到下述基本问题：如马克思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马克思哲学与西方哲学,尤其是与黑格尔哲学的关系;马克思与思格斯哲学思想的关系;成熟时期马克思哲学与青年时期马克思哲学的关系等等。为此,我们特别约请了教育部首届人文社科长江学者特聘教授、“985工程”复旦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与国外思潮研究国家创新基地（“大基地”）主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小基地”）主任、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生导师俞吾金先生与“大小基地”研究员、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生导师王凤才教授,以对话形式对上述问题展开深入的讨论。     

“截断众流”与“中西互释”——对中国哲学史研究中两个问题的讨论

在近百年间被归于中国哲学这个大题目下的研究内容中间,存在两个可称为“截断众流”和“中西互释”普遍方法,但相关的学者在运用的当中却缺乏针对它们的清晰论说与系统反思,本文就希望较全面澄清这两方面可能存在的种种问题。前一问题关系到我们对中国哲学史前史的认识：一个动态的思维变迁过程并不等于一幅静态的社会历史图景,如果希望完成一部完整的学术史,现在有必要为中国哲学添补一段“史前史”而不是求助于任何一种文化的决定论,但这一工作到目前为止对中国人来讲却仍困难重重。至于第二个问题因关涉整个中国哲学研究的合法性显得更加重要,至今为止的种种以西方哲学为基础的对中国古代哲学的阐述都缺乏可靠依据,我们不能保证已经获得了贯通中西学术的统一标准,比照佛学入中土时所经历的“格义”过程,也许会对我们理解现在西方哲学的传入有所帮助,我们需要一个更长的时间取得足够的谈论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的话语,或另辟蹊径从完全不同的角度来思考国学的存在     

现象学视域中的“纯粹哲学”所涉及的几个前提性问题

倪梁康认为,“纯粹”概念在胡塞尔现象学中有明确的定义,它不仅指纯粹数学所具有的那种纯粹性,而且还意味着纯粹反思的纯粹性。纯粹的和不纯粹的现象学,代表了目前现象学研究界的两种思考方向。刘永富则通过对“怎么才算现象学的视域”、“怎么才算现象学视域中的纯粹”以及与此相关的一些前提性问题的澄清,认为“现象学视域中的纯粹哲学”就是关于所可能知的一切归根到底只能如何的思辩的学问。陈家琪讨论了胡塞尔所坚持的“纯粹意识哲学”的信念,特别是他有关“生活世界”的论述,并在康德所区分的“通俗的道德哲学”与“道德形而上学”(以及实践理性)的基础上,强调直观与描述是否可能把哲学的“通俗概念”(非学院派)与“纯粹概念”(学院派)重新统一起来的问题。张再林以梅洛-庞蒂的身体现象学为入径,对中国古代哲学中的身体性进行重新发现与梳理,希望有助于中国古典哲学的正本清源,并为回归一种更彻底、更根本的“不纯粹”的“生活世界”提供坚实的基础。     

论马克思哲学探索中的两种理论向度——作为“理论的理论”和作为“实践的理论”

马克思既坚决反对旧唯物主义抛开主体,直观地认识事物的思维方式,又坚决反对唯心主义抛开客体,单纯从主体方面认识事物的思维方式。与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不同,马克思在思维方式上实现了从"两极"到"中介"的革命,并且把这种在思维方式上实现的革命,贯彻到了"现实的个人"中。从"现实的个人"之价值规定性和社会历史规定性出发,马克思在其哲学探索中,构筑了其作为价值批判原则的"理论的理论"和作为实践原则的"实践的理论"。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种理论向度之间的关系,既非平行,又非前后"断裂",而是相互渗透和融合于其整个理论体系之中。马克思哲学探索中的这两种理论向度,对当下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无”与“在”的辩证：黑格尔与海德格尔的论证

在对存在的思考中,黑格尔哲学和海德格尔哲学中都贯穿了"无"与"在"的辩证,只是思考的路径不同,导致了对"无"与"在"的不同理解.黑格尔把进入概念的存在看作真正的存在,把非概念化的存在看成无.海德格尔则相反,他认为存在的概念化导致了虚无主义,为了理解真实的存在,必须将被概念束缚住的存在释放出来,因而需要解构以黑格尔哲学为代表的传统哲学.     

中国传统哲学属于全人类的精神财富

中国传统哲学博大精深、内容极为丰富 ,它有中国特有的思维方式、理论形态、价值取向、精神意境和语言风格。我们哲学思维的个性 ,也就是我们哲学理论的价值。我们的哲学并不仅仅是我们的 ,它也是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在对待中国哲学的问题上 ,总有许多人为的框框限制我们的思想。我们研究中国哲学就应该从中国的历史情况和特有的文化形态出发 ,按照中国的思维方式去理解中国的哲学传统 ,这样才能真正把握中国的哲学精神 ,理解中国哲学的特有价值。中国哲学的价值 ,主要就在于思维的独特风格和理论的特有意境。发扬中国哲学的传统 ,认识这一点是最为重要的。     

“哲学基本问题”的三重逻辑内涵

“哲学基本问题”是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中提出的一个重大问题。该问题是哲学研究中绕不开的核心问题。长期以来学术界对哲学基本问题的研究形成了诸多争论和观点。但就西方哲学史的发展逻辑来看,哲学基本问题主要包含三重逻辑内涵：一是反思的思维方式何以可能;二是形而上学何以可能;三是思维与存在的统一何以可能。三个方面共同构成了哲学基本问题的要义。     

中西“游”和“游戏说”的对话

中西对“游”和“游戏说”都有着丰富的理论探讨,且存在诸多的共通性,但两者毕竟植根于两个相距遥远的文化,它们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异,特别是表现在中西不同的人生态度和思维方式上、不同的审美体验方式上、不同的话语体系上。当然,这并不等于说,两者便没有任何对话的可能：（一）思维方式,对于西方的“游戏说”而言,应当淡化主客二分和主体性原则,提倡人物融合的诗化之境;而对于中国的“游”而言,既要引入西方的主客二分和主体性原则,但又不能重蹈西方文化的覆辙,真正的道路或许便是于中西思想的边界处的冒险。（二）审美心态,海德格尔的“诗化之思”或许为中西“游”和“游戏说”之审美心态的融合和对话提供了某些指引。（三）语言,自从“语言转向”以来,西方传统的语言观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其不再是那种表象一工具型的现成性的语言观,而成了一种生成性的语言观,这似乎与我们中国的“道言”观有着某种契合之处。     

“实践”与哲学主题的转换

对于马克思哲学的核心范畴“实践” ,必须结合马克思所实现的哲学革命才能理解。而马克思哲学的革命性关键并不在于思维范式的转换或哲学视野的转移 ,而在于哲学主题的转换 ,即它实现了哲学主题由“解释世界”到“改变世界”的转换。因此 ,必须从哲学主题转换的角度理解马克思哲学及其核心范畴的“实践”。     

“阶级观念”的确立与“斗争模式”的蔓延——论“十七年文学”的叙事话语

在阶级斗争思想的普及与强化、战争时期形成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遗留等因素共同作用下,建国后十七年文学或显或隐地蕴含了一种"阶级斗争模式"。随着政治环境、审美环境越来越严厉和"阶级斗争模式"的迅速扩展,人际关系的本质已经被完全抽象为仇恨和对立的象征体,彻底丧失了"人"的生动性和复杂性,作为个体的"人"完全沦为他所属的那个阶级的想象性符码。作为"人学"的文学丧失了"人"的本性,只能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     

哲学主题的历史转换与哲学的当代性问题——试论马克思哲学的“存在论”意义

在西方哲学史上,康德哲学的二难问题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是当代哲学必须面对的哲学问题;当代哲学的主题是如何走进"存在"本身或"是"本身。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是在"无之无化"和"沉默"中走进"存在"本身或"是"本身的。马克思的哲学在时间上是历史的,在意义上却是当代的,他关注着人类存在的意义;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意义就在于面对康德的问题,在"实践论转向"中,让我们从哲学的"言说"走进现实的"感性生活",在"社会批判"中创造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世界。马克思哲学的"存在论"意义就是"改变世界"。     

"后世俗社会"的批判理论——哈贝马斯与宗教

社会批判理论的主要代表尤根·哈贝马斯最近几年来频繁讨论与宗教信仰及其社会作用有关的话题,本文在澄清这些讨论的具体语境的基础上,着重探讨哈贝马斯在"内部超越"观念的语言学转译、"后世俗社会"对宗教传统的世俗转译、实现"内部超越"的社会文化条件观念等方面的观点,并设法表明,哈贝马斯以"超越性"的内在化作为重点的社会批判理论,有助于我们思考中国文化的当代意义,思考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进行沟通的文化前提,甚至还可能有助于我们思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