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理性：和谐社会的政府公共治理选择

和谐社会的建设,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共治理本身是否具有制度理性。在公共治理的主体中,尽管其他组织也能在公共治理中扮演一定角色,但最主要的仍然是政府。现阶段社会不和谐,从治理的角度而言,主要在于政府公共治理的非理性。构建和谐社会的政府选择在于,构建合理的公共服务制度,以制度理性替代非理性化的社会治理,将潜在的制度供给转化为现实的供给。     

公共选择理论与政府经济行为分析

公共选择理论源于现代经济学对政府经济行为和经济政策的思考,为解释政府经济行为和经济政策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论范式,也是研究政府经济行为和经济政策的基础理论.     

公共经济学视角下兰州市污染治理的理性选择

兰州市空气污染世界闻名,目前针对兰州市空气污染的原因分析和解决措施的研究资料较多,但从公共经济学视角论述在既定资源约束下兰州市污染治理的最优选择的相关研究并不多见。因此,从这个角度入手,结合兰州市城市空间布局状况,将会对兰州市空气污染原因的深入剖析,进而总结政府公共政策选择的一般规律性大有裨益。     

公共选择理论视角下的政府失灵及对策

公共选择理论指出,政府的自利性是造成政府失灵的重要原因。因此,要治理政府失灵,必须从制度上克制其自利性,一方面限制政府经济职权范围和立法活动,并加强对政府行为的监督;另一方面引入竞争机制,打破行政垄断,移植市场化的经营模式改进政府运作,通过法治化和市场化的手段提高政府干预经济活动的效率。     

公共选择理论与政府改革的“选择”

公共选择理论就是探讨政府选择的一种理论,是经济学方法在政治学领域的应用,主要研究公共决策的过程和结构。其实质就是政府通过具体的决策对各种各样的公共有效物品的供给问题和公共无效物品的克服问题做出决策。鉴于公共选择理论在政治产品、政治市场和政治民主三个方面的分析和建议,政府改革应向三个方向发展：政治产品的效率——精政府、社会化,政治市场的秩序——立宪制、树规范,政治民主的价值——民主化、平民化。     

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新解读——公共选择理论的政府观分析

政府与市场关系历经几次大的历史演变,仍未找到最佳契合点.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政府的职能范围就是市场失灵的地方,即提供公共物品;由于"经济人"自利和理性在政治领域的存在则使实现政府职能的公共选择机制变成了利益与实力的较量,最终导致政府失灵.公共选择理论既承认政府的必要干预,又反对政府的过度干预,试图利用制度约束在政府与市场之间寻找一种新的平衡,从而为政府与市场关系提供了一种新解读.     

公共选择理论在政府经济职能中的运用

公共选择学派主要观点有 :强调个人自由 ,鼓吹市场经济 ,推崇古典学派经济思想 ,坚持自由放任 ,反对国家干预等。现代市场经济国家中政府的经济角色主要有五种 ,即公共物品的提供者 ,宏观经济的调控者 ,外在效应的消除者 ,收入财产的再分配和市场秩序的维护者。政府职能的范围应取决于市场和社会的需要及自身的能力。     

土地征收中的政府失灵分析:基于公共选择理论

我国土地征收实践中,政府行为的局限性导致了政府失灵,引发了诸多社会问题。文章从公共选择理论出发,分析了征地过程中政府失灵的表现及原因,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布坎南公共选择理论与我国政府廉政建设

詹姆斯·布坎南是公共选择理论的重要代表,他应用经济学方法研究政治过程,把"经济人"假设拓展到政治领城,提出了政府失灵说。对这一理论进行介绍和分析,对于我国政府廉政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政府公共决策中信息选择问题探析

信息是政府进行公共决策的基础和生命线，从中选择与公共决策相关且恰为其所需的信息则更为重要。然而在信息选择这一行为过程中，决策者的个人价值偏好、信息选择能力、个体权力高低等主观因素和备择信息情况、信息选择渠道及决策集体构成等客观因素，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对决策者的信息选择产生不利的影响，引发信息选择偏差，导致公共决策的欠科学化和低效率。因此，本文提出通过注重决策者的伦理价值观建设、提高决策者的信息选择能力、健全信息选择的相关政策和法律、增强信息选择的科学技术支持、构建常态化的异质性决策集体以及实现信息选择过程的知识化管理等途径，来消弭公共决策中不利因素对信息选择的影响。     

公共选择理论与我国政府改革

本文从比较方法论的角度入手,试图将经济学中的人性分析方法引入政治学的研究.凭借对公共选择理论的发生、发展及其研究模式的演变历程进行的概括性回顾与分析,重新审视了公共选择理论的价值及其现实意义,揭示该理论对我国正在进行中的事业单位改革、国有企业改革以及政府机构改革所具有的借鉴意义与作用.     

公共产品供给的政府行为外部性分析——以番禺垃圾焚烧发电厂选址僵局为例

公共产品供给的政府行为外部性源于公共决策过程固有的缺陷。公共选择在决策相关各方的理性动机和行为下——包括选民的理性无知、政府的"经济人"特征和压力集团的利益驱动——趋向一个非理性的、与帕累托最优的社会目的相背离的结果。以广州番禺"焚烧发电处理垃圾"事件为例,分析这一公共产品供给的政府行为外部性的形成机理,并针对选民"理性无知"和政府"经济人"特质思考了相应对策,提出纠正负外部效应的建议。     

公共理性:协商、公共服务与协同善治

公共理性确立于基本道德与政治价值之最深层次,是民主社会宪政体制的理性前提,是价值多元主义的整合机制。它涵摄着协商与公共服务双重价值,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社会公众的权利理性、道德走向与精神建构,决定着公权运行者的运权理性、道德姿态与政治智慧。它在实践中以协同善治为价值旨归,倡导公民社会与公权领域携手治理公共事务,从而最大限度地促进"公共善"与国家正义事业。     

从"平衡论"的角度透视政府权力的合理性

以行政权力为核心的现代国家政府权力 ,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我国民众对政府权力的认识随时代发展而呈现不同的状态 ,要达到对政府权力的正确认识 ,必须把握政府权力与民众权利的相对平衡。“平衡”认识政府权力有其合理性     

公共权力、个人理性与制度制衡--关于当代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一种思考

人的自利性、公共权力掌管者的信息优势及其在"利己"活动中的便捷性和危害性,使防范公共权力掌管者行动可能造成的破坏性成为公共领域制度设计的重中之重。因此,必须用制度制衡公共权力。     

论基于“公共理性”的教育制度

“公共理性”是来源于政治学并扩大到社会学各个“公共领域”的理性概念,公共理性不同于个人理性,不是绝对理性和后现代无理性。在教育制度制定过程中,公共理性是有效教育制度建构的内在要求;在教育制度实施过程中,公共理性是教育制度有效实施的核心保障力量。     

政治理性：认知理性还是公共理性——论桑德尔对罗尔斯理性观的挑战

在对正义原则进行哲学论证时,罗尔斯借助了工具理性和基于个人间的公共理性的观念,桑德尔批评罗尔斯的这种理性观念是先验的,是与他的先验人性论——自我观紧密相联的。桑德尔越过罗尔斯的理性观,进而提出了他自己的理性观——社群背景下的认知理性:在社群背景下发现自己目的和认识自己目标的能力。     

公共理性发展：从一元、多元到合作理性

从18世纪到20世纪,康德、韦伯和罗尔斯等人的公共理性思想具有一元性特征,但它们具有不同的思维基础和不同的发展主旨。康德的“普遍的人类理性”立足于认识论层面,留有中世纪理性的道德痕迹;韦伯的“工具理性”则完全融入了组织,从属于法的形式并舍弃了价值属性;罗尔斯的“公共理性”尽管局限于政治领域,但试图融合法的形式性和道德的引导性。总体而言,工业社会的公共理性主要是一元公共理性。后工业化过程中,博曼等人假设公共领域及其价值的多元化,提出了多元公共理性。这是公共理性思想发展过程中的重大变化,但两者都无法摆脱其本质的竞争特性,不利于合作治理的实现。因此,公共理性的发展将走向合作理性的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