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氓狂热与集体理性——对群体中有关理性问题的经济政治学分析

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理性人假设,而现实中个体行为有理性和非理性两种情况,个体行为是理性和非理性行为的"混合体"。由于群体中的个体行为会有"羊群效应"等新特征,个体理性的加总不一定能得出集体理性,结合群体行为的两种极端情况:群氓狂热和集体理性,再考虑到政治和经济逻辑关系、个人偏好加总在更高层次上不能成立等特点,可以看出,群体的行为具有理性和非理性并存的特点,国家理性是集体理性在极端条件下的特例。只有集体中人数足够少,或者仅强调群体生存等低层次需求,才能实现集体理性。当代中国,在基层社会共同治理基础上才能构建、实现中国的国家理性,达到和谐社会。     

浅析我国微博问政的兴起及其理性限度

微博作为当前最新的一种交流媒介正在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及政府的行政方式,微博问政虽有着积极意义,但也必须理性客观对待,警惕微博问政流于形式、疏于责任、微博问政中的非理性行为发生及其制度规范的不完善。为了把握好微博问政的这些理性限度,提出政府应该转变执政理念、增强微博用户的道德自律意识、提供必要的制度保障。     

政府实现理性行政的基本途径探讨

在行政领域,理性行政取得了一定成绩,并成为政府行政改革的必然要求。文中以对权力伦理与理性行政的认识作为理论基础,对政府权力行使中的非理性的表现及其深层次原因进行了较为全面地分析。针对政府理性行政存在的问题,围绕对权力伦理观的构建这一基本途径,分别从政府组织内部、公务员自身及社会这三个角度设计提出重塑权力伦理观的有效措施,提升权力伦理价值,促使政府理性行政的实现。     

浅议我国市场经济主体的理性素质

我国市场主体的理性素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不相适应 ,致使社会生活中充斥着大量的非理性行为 ,经济领域尤其猖獗 ,产生种种弊端 ,严重扰乱了市场经济秩序。如何克服这种非理性的状况、塑造和提高市场主体的理性素质、促使其行为合理化、理性化是当务之急 ,可从四个方面着手 :首先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 ,其次以教育的发展和科技的振兴弘扬理性 ,再次熟悉并精通法律 ,增强法制观念 ,以法制的健全推进理性素质提升 ,最后要以人文精神重建提升市场主体的理性素质。只有市场主体理性的素质水平不断提高 ,才能不断提高我国的国际竞争力 ,全面应对入世 ,促进我国市场经济的有序发展。     

理性与非理性:证券市场投资者行为分析

投资者是证券市场的经济行为体,从心理预期到理性预期,从理性特征到非理性特征,对投资者行为理论的研究由来已久.投资者行为对证券市场的价格决定和波动性均具有影响.     

工具、价值与理性重建

价值理性是目的或价值的理性化，工具理性是工具理性化和理性工具化的统一。价值理性离开工具理性往往会异化嬗变为工具非理性。而工具理性也会异化造成价值非理性，为了最大限度地消除理性异化，促进人类自由的发展，必须确立价值相对性的理性新境界。     

试论人的理性与非理性的辩证统一

人是理性与非理性的统一体,是知、情、意的统一体。主体的认识过程是理性因素和非理性因素辩证统一的过程,在主体的认识过程中,理性和非理性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其中理性因素占主导地位,非理性因素受理性因素的制约。只有充分重视非理性因素的积极作用并对其加以理性的引导,才能进一步完善和深化主体的认识活动。     

关于实验经济学中理性假定的研究

探讨了实验经济学中关于理性假定的有关问题。从经济学实验中的若干悸论入手,分析了其中所隐含的理性或者非理性的因素,并在此基础上得出了四条结论：个体理性假定并不能保证必然达到个体效用或福利的极大化：理性假定会受到行为重复性的影响：理性假定受到“公平性条件”要求的影响;非理性因素会受其所处的文化背景的影响。     

主体实践活动中理性和非理性因素作用解读

在主体的实践活动中理性和非理性因素相互制约、相互影响共同起作用。把握理性和非理性的涵义,分析理性和非理性因素的特点,对于解读理性和非理性因素在主体实践活动中的作用及其表现的不平衡性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教育的理性权威与非理性权威

从教育伦理学上看 ,教育权威有两种 :理性权威与非理性权威。理性权威来自教师的个人素质 ,非理性权威来自教师的地位权势。两种权威的走向是不一样的 ,非理性权威是以权威强化权威 ,理性权威是以权威消解权威。非理性权威的师生关系类似于命令性的长官与下属的服从关系。理性权威的师生关系是楷模和仿效者的关系。     

论我国排除反致的合理性

国际私法学者长期以来对于反致制度的价值及存废争论不断,这造成各国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对其不同的态度,针对我国是否应当在立法中予以承认,我国学者也有较大的分歧,针对反致的产生、争议的焦点、我国现有立法等问题进行论述,针对我国现阶段不适用反致的理由提出见解,认为在我国排除反致的适用是具有合理性的。     

理性与非理性之辨：网络集群行为的产生及其演变

以南京大学小百合BBS使用者对"汉口路西延工程"的参与讨论为个案,通过对参与者的问卷调查分析及网上讨论的跟踪观察,发现发生在网络中的集群行为在初期存在着非理性的表现,并占据着讨论的主流,而理性观点则被淹没在讨论声中.但随着事件的发展及讨论的深入,客观、理性的声音逐步增强,并与非理性开始了交锋,影响着参与者的表达.在交锋中理性逐步占据主流,并最终实现了回归,引导着参与者做深入的思考.文章最后提出时这种理性的回归的思考:这种回归是否是真正意义上的回归,一个与此事件相关的事件的出现是否会再次引起讨论的高潮,又将会向什么方向演变.     

证券分析师盈余预测羊群行为的理性分析

由于复杂的利益冲突和信息不对称,证券分析师羊群行为对当前全球资本市场规范发展带来了新的挑战。文章以2010-2012年间中国证券市场上分析师对上市银行发布的盈余预测样本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了证券分析师羊群行为对盈余预测准确性的影响。研究表明,证券分析师在盈余预测中的羊群行为存在,并且羊群倾向程度越高,盈余预测的准确性越高;分析师盈余预测的羊群行为是一种理性羊群行为。     

理性、情感与自然保护——对Kay Milton情感论的解读

在经济发展和经济利益驱动的社会里,当面临经济利益追求与环境保护冲突时,理性的环境伦理能否战胜经济利益的疯狂追求？英国环境问题学者Kay Milton认为,在环境保护问题上,不仅需要理性（Rationali-ty,）同时也不能忽视情感（Emotion）。她对环境保护中情感重要性的理解展示了环境保护的另一种视野,对推动环境保护运动有着重要的积极意义。     

论现实与合理的一致

黑格尔的著名论断--"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包含着深刻的革命意义,但却引起了严重的误解.恩格斯曾经对此做过分析和说明.这一论断以及恩格斯对它的分析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关于政府行为非理性、自利性及其调控的分析

在公共管理中 ,政府行为的“二重性”是普遍现象。其中 ,非理性行为对政府的发展构成了严重障碍。导致政府非理性行为发生的关键因素是政府的自利性 ,并由此引起公共管理中价值选择的偏差。对政府非理性行为的调控必须从克服政府的自利性入手 :依靠完善政府动态运做机制 ,使政府的责任意识与服务意识有效统一 ;依靠改善政府静态生存状态 ,使政府的有限性与有效性高度统一 ;依靠政府质量的提高 ,使法制政府的权威得到维护。     

论后现代写作的合理性

有论者认为后现代写作是没有价值的写作.本文认为这是片面的,它忽视了后现代写作对现代写作的对抗性批判这一合理性内核.本文以此为逻辑起点,从后现代写作的本体论、价值论、方法论三个层次展开对其合理性的分析.最后认为,后现代写作仍然是对人类精神出路的一次积极探寻.     

美国选民的相对理性

运用定量分析的方法对美国选民在总统选举中的政治认知进行实证分析,发现美国选民在总统选举年份比在中期选举年份更有可能认识到两个主要政党之间的差异。这一发现为安格斯.坎伯尔(A ngus C am pbe ll)所发现的政治认知起落现象提供了认知模式。每当在总统府中发生党派更替时,大多数美国选举人都会预感到总统选举中势均力敌的情况。美国选民的政治认知首先是由信息吸收和处理所决定的,党派性是第二位的因素。这一发现确认了心理学的信息处理看法,扩展了安东尼.道恩斯(A n thony D ow ns)的理性选择理论和V.O.基关于留意公众和粗心公众的分类。     

国家与所有权——转轨时期政府行为分析

国家与所有权之间存在着持久的冲突 ,它们之间很难直接博弈 ,从而使双方调整策略 ,实现二者的一致。中国在处理国家与所有权冲突的过程中 ,采用了一种既完全不同于西方“市民阶级公共领域” ,又不完全是新兴产权主体与国家博弈的机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着眼点在于通过政府行为的改变 ,调整国家与所有权的冲突 ,寻找二者之间的制衡机制。对于中国这样的传统集权的国家而言 ,地方政府这一新的博弈主体 ,作为国家与所有权冲突的制衡力量 ,使得中国政府的行为逐步向理性化方向转变 ,带来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     

公共产品供给的政府行为外部性分析——以番禺垃圾焚烧发电厂选址僵局为例

公共产品供给的政府行为外部性源于公共决策过程固有的缺陷。公共选择在决策相关各方的理性动机和行为下——包括选民的理性无知、政府的"经济人"特征和压力集团的利益驱动——趋向一个非理性的、与帕累托最优的社会目的相背离的结果。以广州番禺"焚烧发电处理垃圾"事件为例,分析这一公共产品供给的政府行为外部性的形成机理,并针对选民"理性无知"和政府"经济人"特质思考了相应对策,提出纠正负外部效应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