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动了太平桥？

徽州文化的核心是宗族，宗族的核心是宗祠、宗谱，这是一份世界级的不可多得的历史文化遗产，其理由如下： 一、徽州的宗族、宗祠、宗谱不是一村一镇，覆盖一府六县及周边地区的几乎全部姓氏，这是国内唯一完整的地区，如北方大多数姓氏只能追寻到山西的大槐树和江西瓦屑坝，而徽州的宗族、宗祠、宗谱可寻到一个村。     

徽州宗祠文化的宗教性探析

徽州宗祠是徽州建筑中反映社会思想意识最突出的代表。徽州宗祠文化博大精深。关于徽州宗祠文化的研究,目前学术界已有的成果多从史学的角度进行探讨的,本文试图从宗教学的角度探析徽州宗祠文化所体现出的宗教特质:以祖宗神信仰和崇拜为核心的观念的宗教性;以血缘、宗族为纽带所形成的组织的宗教性;以祠堂为场所、祭祀为主要形式、朱子《家礼》为礼仪的活动的宗教性;以程朱理学为教条、朱子之书为经典、儒学伦理为本位的教化的宗教性。     

清代徽州歙县棠樾鲍氏祠产土地关系

清代,徽州盐商利润流向土地,促进了徽州宗族建祠置产的普遍化。因此,着重考察徽商购置土地——宗祠公有地产的内部构造,是蠡测清代土地制度及徽商资本活动的重要方面。一、祠产结构与地权形态棠樾村位于歙县西乡22都9图,东至歙县城15华里。北宋时,其鲍氏始祖文学荣公在此创建别墅。至南宋,荣公曾孙鲍居美、鲍居安率其族人由歙县西门迁徒至此,遂为鲍氏宗族世居之地。     

徽州木商俞子良的商业经营

徽州俞氏在明代刻本《新安名族志》中的排名,仅次于程、鲍、方、柯之后,名列第五,实为望族。婺源西冲俞氏乃其中之一支．始迁祖为16世俞世崇。其先世原居婺源县市．因“独爱西谷有山水之乐,无车马之喧,有田野之饶,无嚣尘之扰,遂于斯家焉”,于南宋端平年间（1234-1237）始迁至此。     

徽州宗族文化生态探析——以《歙淳方氏会宗统谱》和真应庙为中心

徽州方氏会宗统谱的修纂和真应庙的修建历史,生动地说明徽州祠堂的广泛修建是徽州宗族宗法的物化表征;徽州宗谱的普遍纂修是徽州宗族宗法的血脉延续。遍建祠堂和广修族谱是徽州宗族文化生态最突出的两个特色,对徽州地域社会有本质性的影响。     

一村八祠堂寻钱到里方——歙县霞坑里方村徽州文化生态调研报告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歙县霞坑镇的里方村是一个有600多年历史的闻名遐迩的徽州文化古村落。村名“里方”,本身就是一段生动的徽州文化。据村中故老传说：明代洪武末年,徽州钱姓三兄弟始迁此地,依风水先生言说,该地四面山峦围护,伏源河绕村而过,地形似圆形铜钱,村中应留方形空地,族众只能在方形空地周围建民居栖息,形成铜钱形村落构形,主钱氏家族兴旺发达。钱氏族人遵此风水理念,经数百年努力,     

18世纪一个贡生眼中的徽州社会——关于《澂潭山房古文存稿》的史料价值

本文对清人文集《澂潭山房古文存稿》做了较为细致的研究,分析了该书反映的徽州社会生活、徽商在各地的活动,并结合各类文献,就乾嘉时代“写真”的流行与徽州容像的关系,做了初步的勾勒。尤其指出,从特立独行的程古雪所揭示的历史画面来看,清代徽州妇女的生活,远非我们以往想象得那么闭塞;在不同的地区以及不同的宗族内部,宗祠的运作也有所不同;清代淮扬一带的写真技法传入皖南山区,并在徽州传统的族谱画像和祖容画像之绘制中得以相当程度的运用。     

18世纪一个贡生眼中的徽州社会——关于《徵潭山房古文存稿》的史料价值

本文对清人文集<徵潭山房古文存稿>做了较为细致的研究,分析了该书反映的徽州社会生活、徽商在各地的活动,并结合各类文献,就乾嘉时代"写真"的流行与徽州容像的关系,做了初步的勾勒.尤其指出,从特立独行的程古雪所揭示的历史画面来看,清代徽州妇女的生活,远非我们以往想象得那么闭塞;在不同的地区以及不同的宗族内部,宗祠的运作也有所不同;清代淮扬一带的写真技法传入皖南山区,并在徽州传统的族谱画像和祖容画像之绘制中得以相当程度的运用.     

论朱熹与徽州宗族文化之间的关系

朱熹与徽州宗族文化之间关系密切,他推进了徽州宗族修谱传统的形成,徽州宗族修谱传统反过来促进了朱熹思想在徽州民间广泛渗透,受朱熹的影响,徽州宗族形成了重教兴文的传统,朱熹思想深刻影响了徽州宗族内部的礼仪规范建构和风俗习惯的形成.     

明清徽州宗族匡正不良风气的举措——以族规家法为考察中心

明清时期由于徽商的成功,加之当地地痞无赖的引诱,一些不良的社会风尚逐渐盛行。徽州是典型的宗族社会,民间赌博活动猖獗、争讼之俗愈演愈烈、资产雄厚的徽商及其子弟生活奢靡等社会问题都不利于徽州社会宗族内部的稳定,因此,为了维持族内秩序的长久稳定和发展,明清时期徽州宗族积极实施了一系列措施来匡正治理宗族内部的不良风气,遏制社会问题的进一步恶化和发展。     

明朝内庙祭祀制度探讨

明初,朱元璋取法宋代的钦先孝思殿,在宫内设立奉先殿祭祀祖先,创立起明朝的内庙祭祀制度。设于两京宫中以奉先殿为核心的内庙,实为明朝皇帝的家庙。其在设置、渊源及祭祀礼仪上,都有一些不同于宗庙的特点,是明朝皇帝祖先祭祀体系当中的重要一环。     

明代宗族祠庙祭祖礼制及其演变

洪武时期多次作出祭祖方面的规定 ,《大明集礼》的规定具有仿照《家礼》和国家礼制象征的性质 ,《家礼》、《教民榜文》和胡秉中的主张在社会上更为流行 ,政府祭祖礼制的特点是认同朱熹《家礼》,这也反映了《家礼》被社会认同的现实。明代宗祠的建设与发展 ,是以《家礼》的普及和士大夫的推动为背景的。“议大礼”的推恩令导致的嘉靖十五年家庙及祭祖制度的改革 ,特别是允许庶民祭祀始祖 ,更在客观上为宗祠的普及提供了契机 ,强化了宗祠的普及。     

读殷墟花园庄甲骨卜辞

本文就最近刊布的殷墟花园庄出土卜辞,讨论了下述三个问题：1.卜辞书刻省略例证;2.一种先祖祭祀的特殊祭序;3.进献割裂的牺牲是商代宗庙祭礼的主要仪法。     

金代孔庙的发展、成因及作用

孔庙作为儒学的宣传阵地在金代有了更大的发展，大致经历了由破坏到恢复到发展到繁荣的历程。其发展是由于统治推崇儒学和治的需要，是金朝尊孔崇儒、实行治的重要手段。孔庙的广泛建立推动了儒学的推广。由于儒学的推广，从而完成了女真族的汉化，吸引了汉族的人才，促进了金朝的统一和安定，实现了治。     

明代南京佛寺修建考

明代南京佛寺修建分为三个阶段明初敕建一批佛寺，带动了寺院的恢复；明代中期，僧人是佛寺修建主角，为寺院发展时期；明代后期，士、僧大建佛寺，是寺院繁盛时期。从空间分布来看，中城、东城佛寺较多，南城最为集中，而西城、北城相对较少。寺院间距，一般不超过十里，很多甚至相邻相接。明代南京佛寺有名称可数者近210所，总数起码有300所，最多可能超过600所。     

殷商时期的环境保护

本文论述了殷商时期气候状况及当时的生态环境,并通过殷墟都城规划建设中体现的环境保护意识、殷墟宫殿宗庙区和族邑居址的垃圾和污水处理、设立专属田猎区保护殷墟及周边的生态环境等三部分内容,指出殷商时期人们对自然环境和自身生存环境等方面的保护曾进行了有意的探索,体现了殷商先民所拥有的朴素的环保意识。     

徽商经营淮盐最早时间不晚于西商

《清史稿》等史料表明,明前叶经营淮盐的商人主体,是由西北商与淮商(又称扬州盐商)所构成。即该时期淮商不包括西北商。且在当时的淮盐经营中,也无陕商、晋商、徽商等一类称呼。从这种意义上看,不但徽商与西北商是处在不可比状态,而且连陕商、晋商是否为西北商主体也须论证。再据地方史料记载,徽州早在明初,甚至宋元时期,便有人迁往两淮,并有人在那里业盐。是盐法志科第记录表明,构成明前叶西北商主体者,为陕籍商人(另可能还有晋籍),而同时期的淮商主体,则只能是徽籍商人。且该时期在淮徽籍盐商绝不是一个小数,其科举业绩也早于西北商。故从这种意义上说,明前叶又是徽商与西北商同时在经营淮盐。明中叶以后,西北商加入淮商,与徽商一起构成新的淮商主体。     

程敏政《新安程氏统宗世谱》谱学问题初探

明代著名学者程敏政所修统宗谱具有开创性,对本族与徽州产生了很大影响。本文认为,程敏政所修统宗谱的十条“凡例”主要表达了别宗姓、严谱系、明教化、新体例等四个方面的主张,进一步明确了徽州望族的条件,强调族谱编纂的宗法精神与严谨的学术性,使统宗谱成为学术考证后的规范性族谱。程敏政“谱辨”建立在考证的基础之上,由考而辨,提出宋以前的世系因太详细而不可信,一般人奉为姓氏学指南的《元和姓纂》不尽可靠,应该根据具有可靠史料价值的金石碑刻、古谱考证世系,建立信而有征的谱系。通过考证,程敏政否定了流传已久的祁谱。“谱辨”的看法始为新安程氏采纳,后来基本上被作为一说而已。程敏政对于族谱世系的等证与宗族文化存在着内在的紧张关系,尽管新安程氏尊重作为著名士大夫的程敏政,佩服他的学问与考证功力,但是不愿接受其考证结果。这不能不说是学者修谱的悲哀。     

唐代追尊皇后祔庙考

有关追尊皇后的祔庙情况,《新唐书》、《文献通考》、《十七史商榷》等史书记载差异较大,有皆别立庙,必祔太庙以及两者均可三种观点。先天皇后、贞顺皇后、贞懿皇后等追尊皇后神主别立庙;恭皇后、恭顺皇后、恭应皇后等追尊皇后神主祔追尊皇帝庙;宣庄皇后、光懿皇后、景烈皇后、元真皇后、太穆皇后、和思皇后、昭成皇后、肃明皇后、元献皇后、章敬皇后、哀皇后、宣懿皇后、元昭皇后、惠安皇后等追尊皇后神主都曾祔太庙。追尊皇帝的追尊皇后神主一般祔于追尊皇帝庙。神主祔太庙的追尊皇后,后嗣一般是皇帝且要配祔的皇帝室中没有其它皇后神主还要符合太庙礼制的要求。反之,则别立庙。此外,追尊为皇后时间早于需要配祔的皇帝死亡时间,这种情况下的追尊皇后神主也是要别立庙的。     

明代阅读活动发展的地域文化特点

明代的江浙和徽州是阅读活动较为发达的地区,其重教尚读风气之浓厚,藏书和出版业之发达,文人学者之辈出,皆为明代之首。它们对明代的阅读活动和学术文化发展始终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