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危机下“官微”的政府形象修复策略与效果

政府形象修复是公共危机管理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社会化媒体的普及,政府"官微"为其形象修复活动提供了新的场景和工具。但是,在面对一些偶发性公共危机事件时,"官微"的表现却不尽如人意。以天津"8·12"重大事故为例,从危机情境到策略选择的视角切入,通过定量与定性分析,不难看出:"官微"对政府形象修复尚存在着修复意识有待加强、修复能力存在欠缺等典型问题,需要政府官员卸下"官本位"思想的包袱和"面子"心理,与公众进行更加平等和开诚布公的沟通,使官方话语与民间话语在社会化媒体环境中实现更亲密的对接。     

台湾香港当代文学中“日本形象”比较

日本在台湾、香港当代文学中呈现出不同形象。台湾文学中的日本形象是复杂的,有着特定的发展过程:从光复初期日本形象的多元化,到20世纪70年代文学作品多以"反日"为题材,再到20世纪80年代很多作品中的日本殖民者形象被国民党"殖民者"形象代替,直到今天某些台独分子表现出"日本情结"。而同样曾经历经日本殖民统治的香港却没有形成台湾人那样复杂的"日本情结",对战时日本的记忆更多表现为残忍、血腥和暴力的形象。这种差异的产生与台湾、香港不同的地理位置、文化传统以及被殖民方式有关。     

“三言”僧尼形象的审美分析

冯梦龙的"三言"是晚明通俗小说史上的重要文本.其中的僧尼形象充满时代气息,具有与以往僧尼形象迥然有别的审美价值.通过对这一群体形象进行分类解析,探讨其在审美取向上形成"避美趋丑"的内在原因.     

“水”在中国文学中的形象类别

水不仅是人类社会重要的生活、生产资源,也是重要的审美资源。在文学领域,描写"水"的内容极为丰富。"水"成为具有感染力的文学形象,经过历代延续,已积淀为频繁出现于作家笔下的"传统形象"。中国文学典籍中对水的描写,可以分为实用意义的水形象、审美意义的水形象两大类,后一类又可进一步分为环境形象、本体形象、比喻形象。这些水形象的丰富内涵成为中华水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     

“鲁迅形象”的生成及文化反思

"鲁迅形象"议题内含了融通鲁迅本体与鲁迅映像的话语实践,必须夯实在20世纪中国动态文化语境中才能开掘其内在的深层意蕴。鲁迅形象谱系的生成经历了从"前鲁迅"到"成为鲁迅"两个阶段,在这过程中,鲁迅形象言说的多样性与鲁迅形象本身的规定性的相互作用,凸显了鲁迅精神资源的多元性、超越性、变异性等特质,也呈现出复杂文化语境下阐释者的文化心理及思维形态。     

从“出走”到“回归”——论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族长形象

20世纪家族文学中出现了一系列族长形象,他们在不同的时代被赋予了不同的意蕴内涵。由启蒙时代决绝的鞭挞到世纪末的肯定和无限怀恋,恰好完成了从"家"的"出走"到"回归"。     

释“意境”

今天用"意境"来谈艺衡文的也多,本文则仅仅讨论"意境"的本义.由于意境的发生、发展走过了从"形象--意象--意境"的逻辑发展历程,所以本文虽题目为"释意境",其实是要解释"形象"、"意象"和"意境"三个概念,解释这三个概念的本义以及相互间的逻辑发生变化关系.     

《诗经》“硕女”、“静女”、“游女”及其审美性与社会性

从《诗经》中对女性形貌描写看,女性审美形象大致可分为"硕女"、"静女""游女"三类,分别包含了健美、柔美和飘缈三类。"硕女"形象即既高大又健壮的女性,这既是商族和周族史诗对女性祖先的赞美,反映了早期先民的生命意识,也是农业社会初期女性在社会生活中占重要地位的反映;"静女"这种看似对女性所作的纯审美观照,显现了进入男权社会后男性审美对女性的期待;"游女"这类女性审美形象多出自神话传说,依然可看作是对女性享有崇高地位时期的追忆和向往。女性审美形象的变化,一方面显现了生产力的提高、社会物质文明的进步,另一方面也显现了父权制的进一步加强。     

“一带一路”话语的媒介生产与国家形象建构

当下,建立在"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上的传播行为,是一场话语生产与权力争夺的较量,是中国在综合国力渐增后试图获取更多国际话语权、建构良好大国形象的新尝试。本研究以《人民日报》"一带一路"报道为样本,从文本视角和语境视角对其进行话语分析。研究发现,"一带一路"话语历经媒体"家国同构"与"天下大同"的模式化生产,已成为中国形象的重要话语标识,媒体以"一带一路"话语为载体,企图建构身份共同体与利益共同体,助力于国家形象的建构与传播。     

以官为本的官员形象－－近十年小说官员形象分析

小说官员形象的“官本位”意识的描写源自历史的“官本位”文化和现实官场中强烈的权力本位主义欲望的影响。绝大多数小说官员形象或多或少都有官本位意识 ,区别官员好坏的标准 ,不在于他们是否追逐权力 ,而在于他们是否不择手段地追求权力 ,以及对权力进行利己性操作。小说官员形象的“官本位”意识体现在两方面 :一是刻意追求权力 ;一是肆意地扩张权力     

寇连材之死与“烈宦”的诞生

光绪二十二年太监寇连材因为违制递折子而被慈禧处死之事迄今不能得到完全的澄清。一个无法证实的折子,衍生出来了一连串的故事和情节,最终树立起一个在宫廷斗争中正义凛然的"烈宦"形象。特别是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极力讴歌寇连材的"忠直",使得寇氏在近代史的叙述谱系中始终以支持维新的正面人物出现,并早已深入人心。然而,从寇氏被杀后京城清流士大夫的赞誉,到戊戌政变后康、梁出于保皇立场的宣扬,再到民国时期大量野史、掌故和文艺作品对其事迹的激情创作,寇氏的历史形象其实经历了一个不断构建的过程。寇连材的"事迹"和"烈宦"形象以及其他许多生动的细节和"事实",很大程度上都是在他死后被人们构建出来的。"烈宦"诞生的背后,隐藏着他人不同的政治诉求和利益取向,人们心目中的寇连材是被"打扮"出来的。     

“气”和“势”的时空化过程——《姜斋诗话》论诗的形象构建

传统诗论探讨诗歌的形象问题,总和某种特定的哲学形态和思想观念密切相连,其构建过程则以营造一种时空间感的方式实现。船山论诗,以此为据而又有所突破。其中,"气"是形象在诗中时空化的本体依据,"势"是形象时空化的外在特征。如此,于内,是求诗中意之神、理、气的合一;于外,便是求诗之外在空间形态和艺术张力,在"敛"与"纵"、"藏"与"显"之间,建构了富于张力的意义空间。     

消费文化的“形象异化”问题批判

与宗教型精神文化的"神圣形象异化"相比较而言,消费文化的"形象异化"主要是一种"非神圣形象异化"。它的特点主要是世俗性与经验性。这种"形象异化"主要表现为三种现实形态:动物或准动物式的人性形态;纯经济人的存在形态;庸常人性的存在形态。     

政府形象建设应超越传播

政府形象建设的核心问题,乃是自身行为的规整。政府形象的传播,必须建立在政府自身高度负责任的行为的基础上,否则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每年的"两会",虽然不是政府层面的活动,但却给不少政府官员提供了一个在媒体和公众面前频频亮相的平台。今年"两会"亦是如此:一场接一场的新闻发布会或记者见面会,让包括新任总理李克强在内的国务院和各部委办许多     

德国表现主义文学中的“中国人”形象

形象学(Imagologie)通过对文学的研究来了解民族与民族之间是怎样互相观察、互相表述的。形象学中的"形象",不仅仅指异国的人物、景物,也可以指作品中关于异国的情感、观念和言辞。这一新兴学科正越来越多地吸引着我国比较文化研究者的目光。近年来,国内关于"中国形象"的异域表述的研究也逐渐兴起。选取德国表现主义作家阿尔弗雷德.德布林(Alfred D?blin,1878———1957)、阿尔伯特.埃伦施泰因(Albert Eh-renstein,1886-1950)、弗兰茨.卡夫卡(Franz Kafka,1883-1924)的著名中国小说为例,借助形象学的理论,进行"中国人"形象的分析和阐释。     

近代中国在西方的“他者”形象

研究一个时期一个国家作品对另外一个国家的描述,可以看出这一时期这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总的观点和看法。从比较文学形象学理论出发,梳理19世纪到20世纪20~30年代的中国在西方思想家、传教士和作家作品中的中国形象,可以看出,在大国主义优越感、传教需要和商业利益等现实目的作用下,中国被镀上了一层越来越晦暗的令人害怕与恐惧的色彩,渐渐成为不在场的"他者"。     

“前瞻”与“反观”——新世纪乡村叙事中的“受难农民”形象改写

新世纪乡村叙事有两种农民形象的书写。与占主流的"受难农民"形象书写不同,它们要么侧重从"苦难"和"底层"中发掘和构建富有"新生"质素的令人鼓舞的农民形象,要么侧重从历史、文化的角度审视农民的现代主体建构所面临的深层的精神桎梏。比较而言,后者更能深刻反映出农民现代化和中国现代化的艰难,因而更深沉,更有力度。     

从“重构原意”到“创生意义”——论教学形象的转换

"重构原意"与"创生意义"是教学中"理解"的两种形象。"重构原意"下的教学展现为对客观化知识的偏好、对传递型教学的信守和对符合性评价标准的青睐;"创生意义"下的教学显现为对建构性知识的追求、对对话教学的倡导和对生成性评价标准的切近。基于教学作为德性生活的要求,实现从客观化知识到建构性知识、从传递型教学到对话教学、从符合性评价标准到生成性评价标准的转换,即从"重构原意"到"创造意义"的转换,反映了教学"进化"的逻辑和方向。     

文学形象论——兼论文学的隐秀、性命与物化

文学的"形象"概念可以从语言自身的历史演变中得到论说。首先,"形象"是从具有潜能的质料"象"到被赋予现实形式的"形"的转化,这实际就是文学的"隐秀论"。其次,"形象"具有从未始有区分的天命化的自然之道向具有区分的性情化的人伦之道的演进,这可谓文学的"性命论"。最后,"形象"具有从主体化的作者情意到客体化的作品形式的生成过程,这就是文学的"物化论"。从"隐秀"、"性命"和"物化"三个层次解说"形象",可以更有效地诠释文学自身的复杂意蕴,可以更好地揭示形象论在中国文学和文论传统中并未得到重视而在当代文论中却成为文学批评的核心关键词的原因所在。     

积极娱乐视角下“王西厢”中的老夫人形象

自《莺莺传》、"董西厢"到"王西厢",老夫人逐渐参与到崔、张爱情发展的全过程,并且愈发明显地成为诸恶所归和温和慈善的矛盾集合。老夫人形象的发展变化和积极娱乐有重要关系,"王西厢"对老夫人形象的改造,一方面使形象本身和作品整体都具有更好的娱乐效果;另一方面在娱人的同时,更加凸显了作品反抗束缚、征服环境、追求理想生活的精神,在带给读者娱乐的同时能够唤起他们深层次的情感共鸣,这使得老夫人形象具有特殊的魅力和久远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