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汉政权重要官员的地域构成及变化--兼议诸葛亮的"贵和"精神

刘备蜀汉政权的统治基础,由荆州、"东州"和益州土著三大政治集团组成.为巩固政权,刘备和诸葛亮对这三支政治力量采取了不同的态度.以荆州士人集团为依靠,极力笼络"东州"人士,使二者融为一体,成为政权的组织基础;对益州人士,则笼络利用和戒备打击兼而用之.从而达到有效控制益州的目的.蜀汉政权的具体构成,完全服从于刘备、诸葛亮制定的基本组织原则.作为蜀汉政权组织路线的制定者和执行者,诸葛亮在具体的人士安排上,表现出"用士惟诚,国事惟和"的"贵和"的思想和道德准则.这一方针的长期坚持,保证了蜀汉政权长时期的稳定和安宁.     

《出师表》与蜀汉政治

建兴五年,诸葛亮伐魏前上《出师表》,详细规定了刘后主与辅佐大臣各自的职责所在和应遵守的政治伦理秩序,设计了蜀汉统治政权的权力架构及运行方式。次年又上《后出师表》,对一年来军国大事的实际状况作了全面的说明和解释,提出了辅佐大臣应坚持的道德操守,确立了蜀汉统治发展的方向和道路。两份《出师表》是蜀汉建国后建设与发展的纲领性文件。     

“后刘备时代”蜀汉政权政治遗产清理

刘备去世后的蜀汉政权存续时期可称为＂后刘备时代＂。以刘备精神内化作为政治动力、以＂兴复汉室＂作为政治旗帜,体现了＂后刘备时代＂蜀汉政权的基本特征。刘备去世后给蜀汉政权留下了沉重的政治遗产。鉴于刘备在认识和实践上对于规划先霸业政权继而指向王业政权的蜀汉政权开辟道路的最高战略纲领——《隆中对》的理性考量不足,成为蜀汉政权衰势命运走向的直接主观原因。     

再论蜀汉政治中的北伐问题

再论蜀汉政治中的北伐问题赵昆生三国时期的蜀汉，相对魏、吴而言，不仅国家小，政治、经济、军事力量薄弱，而且立国时间短，统治政治简单。在蜀汉政治中，最为突出的事件要算北伐曹魏了，它贯穿于蜀汉整个历史过程中，为历代史家关注。重新梳理这段历史，仍有诸多值得研...     

诸葛亮与《管子》

诸葛亮治理蜀汉的成功实践,在中国古代封建君主专制政治中,是别具一格的。本文从诸葛亮思想形成、政治运作等方面进行分析,认为其经世治国之方略与《管子》一书多有契合。诸葛亮与刘备、刘禅建立在诚信基础上的特殊的君臣关系,以及他坚持“循名责实,信赏必罚”的法治原则,建立注重民生的法律框架,采用抑制君权的行政措施等,都能在战国齐法家的主张中找到依据。诸葛亮以《管子》作为自己政治运作的指导,是他治理蜀汉的一大特色。     

"德福一致":政治合法性的道德基础

政治与道德是人类实践哲学的两个方面,从发生学来看,政治是在人类活动的自律性机制--道德规范无法约束社会生活之后的产物,这也就表明了政治的合法性与人类道德原则之间的逻辑关系--政治合法性的价值原则应当从道德原则推导而来,而任何道德价值原则又都是奠定在一定的人学本体论之上的,因此,从根本上说,政治合法性的价值基础在于人学本体论.从现代人学本体论出发,政治合法性的价值原则既应坚持对个体权利的道德辩护,实现"德福一致",又应坚持对整体的伦理关怀,实现"普遍的道德合理性",其中"德福一致"是政治合法性的道德价值基础.制度是现代政治的最集中表现,因此,政治合法性的最根本的价值基础在于制度的"德福一致"即制度道德.制度道德既在于制度制定又在于制度执行,而制度的制定和执行都离不开制度中的人.因此,探讨新时期关于制度和制度中人的建设问题具有深刻的政治和社会现实意义.     

自然法隐退了吗?——反思法律-政治中的普遍正义空间

与以道德价值和普遍正义为圭臬的正统自然法理念相异,近世多元化和相对主义促成了以商谈为基础、政治道德意义上的正义理念,产生了政治对道德伦理中立的诉求。然而,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国际国内制度实践中,以道德价值为正义基石的自然法在法律-政治中具有不可或缺的地位,特别是法律-政治活动的实践理性过程——判断和决定的过程充分体现了关注自然法原则及其推理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正义原则无论是作为契约政治的中立“政治道德”,还是在一般道德伦理意义上、以道德为基础的原则,即正义与道德伦理理念的关系与离合将是自然法的下一个战场。     

对道德权威的再认识

道德万能论与道德无用论代表两种对传统道德权威不同的审视结果。由于政治权威对道德领域的渗透 ,道德权威变质为一种权威道德。政治权威树立道德权威的过程 ,抹杀了个人的理性精神。现时代道德权威的全面缺失 ,呼唤树立一种新道德权威。这种道德权威应从人们普遍遵守的道德底线出发 ,注重培养人的自由观念、民主意识和科学精神 ,并遵循人道原则、公平原则和进取原则     

蜀汉政权灭亡原因浅论

蜀汉政权在三国中首先灭亡，流行的看法是把责任归咎于后主刘禅，“扶不起的阿斗”成为家喻户晓的成语。然而真实历史中的刘禅并非昏主，蜀汉之所以灭亡，其最根本的原因乃是蜀汉在资源、人才和地缘政治等综合国力上天然的劣势。扶不起的不是阿斗，而是蜀汉。     

论党执政权威道德支持的主要原则

执政党政治权威是指执政党组织系统在管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事务过程中统合执政党内部与外部政治资源的威望和能力,是执政党开展政治活动的影响力。正确认识执政党政治权威的支持体系,立足党执政的道德依据,恪守党执政的道德原则———公共性原则、服务民众原则、高度负责任的原则、公正民主效率兼顾的原则,树立党的政治权威,对于我们建设符合时代特点和要求的政党权威,加快推进政治文明建设的步伐,意义特别重大。     

汉代经学博士与经典学术权威的政治制造

汉高祖刘邦及其布衣卿相建立汉帝国后,采取了无为而治的政治理念,儒生儒学在汉初的政治建设和思想建设中并未发挥更大的政治作用。除稷嗣君叔孙通、贾太傅而外,诸儒生博士鲜有政治影响力。经学大师在民间锲而不舍地传授着儒家经典,已经入仕的经学宗师和儒家私学弟子在政治上遥相呼应,经过几代儒生坚持不懈的政治努力,汉武帝立五经博士于学官,五经遂成为官学的教材,儒家思想逐渐成为汉代的指导思想。五经博士不仅仅培养了大量的彬彬汉吏,由于经学权威的应运而生,在国家官僚体系内部形成了以学术为核心的政治集团,相关利益共同体的发展与衰微决定了汉代经学的发展趋势,也影响了汉代政治的走向。     

晚明士大夫党派分野与其对耶稣会士交往态度无关论

以晚明士大夫对耶稣会士交往态度的具体情况进行的分类排比和统计分析,可得出这样的结论,东林、阉党及无党派中绝大多数与耶稣会士有交往的士大夫都对耶稣会士及其传入的"天学"持有肯定的态度,没有任何一个党派的士大夫从整体上因其政治派别而对耶稣会士持友好或拒斥攻击态度.这说明各党派士大夫对耶稣会士的交往态度与他们在晚明党争中所属的政治派别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清代归旗制度行废述论

归旗制度是满洲统治者为防止驻防官兵丧失本民族特性、渐染汉习而采取的一项措施。但却在要求归旗的同时,也默许了一些驻防官兵居留驻防地。满洲统治者于此间流露出的无奈之情,乃是时势所限。而归旗制度的废止,却为满族不同社会群体的形成,尤其是分布全国的驻防群体的形成拓平了道路,是清朝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一种必然结果。     

宋代《春秋》学述论

《春秋》是宋代学者着重研究的儒家经典之一,此时期《春秋》学研究的主流在于诠释、探讨、阐明经义,带有鲜明的政治针对性,同时也有学者研究《春秋》经传中的具体问题,学术性较强。宋代学者研究《春秋》的重要特点在于试图摆脱三传,直接从经文中去挖掘微言大义,这样不可避免地走上了逞臆说经的道路。     

英国都铎王朝的财政结构及王权和议会的关系

都铎王朝财政收入结构由普通收入和非常收入两部分组成。从都铎王权财政收入结构看,王权对议会具有很强的依赖性,这突出体现在关税和议会税在财政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上。这种依赖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王权和议会的关系,主要表现在"王在议会"和"议会至上"原则萌芽以及王权有限性和议会权力增长等方面。这种独特的关系对英国政治和历史产生深远影响。     

明代政治生态与士大夫政治文化的双向路线

明代严苛、暴虐的政治生态,使得士大夫政治文化出现了与宋代不同的状况。以王阳明为代表的士大夫,认识到在这样的政治生态下无法实现"得君行道"的上行路线,开始转向"觉民行道"的下行路线,这既是王阳明思想的转变,也是明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转变。在传统的皇权制度政治结构和政治理念没有根本性改变的情况下,士大夫们很难放弃"得君行道"的路线。王阳明之后,士大夫在民间从事讲学活动以求觉民行道的同时,并没有放弃"得君行道"的上行路线,其中的王龙溪和焦竑颇具有代表性。明代士大夫政治文化中"觉民行道"的下行路线与"得君行道"上行路线的并存,是明代士大夫适应惨烈的政治生态而被逼发出来的取向。     

清末民初女子教科书的德才观传承

清末民初的女子教科书以全新的文本形式和政治关怀开启了焕然一新的女性公共空间，它打破了“女子无学”、“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格局，为女性才智的发展提供了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为广泛的可能性。然而检视教科书文本却不难发现，在“女德”和“女才”的关系问题上，这一全新的文本形式与传统保持着十分清晰的连续性——它们认同“道德优先于才学”。它们嘲笑传统社会的“女子才学”行为，追求传统女性读本所倡导的道德和实用原则，它们塑造的两类新形象——贤妻良母和国民之母——均是“女德”的新型政治形式。     

论高闶《春秋集注》的理学特色

高闶是南宋四明洛学的开创者 ,他的《春秋集注》继承了胡安国的学术路径 ,以义理解经 ,道德化、政治化的倾向非常突出 ,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南宋初年四明洛学者的伦理、政治思想。高闶在《春秋集注》中 ,尤其强调封建纲常 ,突出“尊王攘夷”并表达了一系列经世主张 ,具有鲜明的时代针对性 ,对后世的《春秋》学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太原功臣与武德政争

在唐代开国过程中,太原功臣跟随李渊起兵,并且在从晋阳至长安的关键时期发挥了重大作用。然而,随着李渊从军事政权首领向帝国皇帝身份的转变,其集团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太原功臣逐渐被冷落,李渊通过《褒勋臣诏》对他们的身份做出了限定,使之成为一个仅享有“免死”特权的群体。然而,太原功臣们并不甘心,于是,在武德年间的政治斗争中,他们日益分化,为了自己的出路而选择不同的立场。他们在政争中的命运,映射出了唐初政权性质的变化,也揭示出了唐初政权结构的某些特色。     

西汉政论文风论略

西汉政论文是"大一统"背景下学术官方化后,专业政治家对现实政治的研究,是有关治世原则、见解和措施。西汉政论文风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发展,初变于汉初,文风指事直言、雄直激切。再变于武帝、宣帝时期,变为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坐而论道、凝重典雅。三变于元、成、哀之世,以引经据典、雍容温润为特点。这些都体现了西汉士人一种趋于冷静的、理性化的审美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