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邕奏议论略

蔡邕是东汉文史大家，其奏议现存23篇。较之碑文与辞赋，蔡邕奏议并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本文从论政、议边患、荐贤才、陈下情等方面探讨蔡邕奏议的思想内容，从借灾异进谏、论理切直，抒忠愤之情、显不平之气，引经据典、辞藻华美，文风典雅、结构严密等方面，论述了其文学特点，并对其贡献与不足作了评述，以期对蔡邕与东汉奏议研究有所助益。     

“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探析

“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的发展史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证据体系,证明了此原则之关键并非在于是否确立,而在于如何在事实发现与权利保障的权衡中准确界定其适用范围。由于我国立法中还尚未确立“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本文认为确立此原则已成为刑事诉讼法再修改时的当然选择。当前我们的课题是正确定位“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并建立保障机制以防止该原则趋于形同虚设之势。     

蔡邕书法地位的变化与相关的历史问题

蔡邕是东汉末年的著名文士,也是一位有很高声誉的书法家与书法理论家。对于蔡邕的书法成就及理论著述等问题,后人有所怀疑。蔡邕书法地位在晋唐时期有很大变化,蔡邕书法地位被抬升与唐玄宗锐意提倡八分相关。为迎合唐玄宗的旨趣,八分书受到其时很多书家的重视,蔡邕也被文臣树立为八分之祖,而围绕蔡邕的相关传说与理论著述也在这一风气下渐渐出炉。     

制举的发展与唐代选官制度的完善

唐代的制举,作为将"举士"与"选官"相结合的特科,它的逐渐确立和不断调整、完善的过程,与唐代铨选制度的完善大体是一致的,更能体现通过考试选拔官员的精神和原则.本文通过唐初、高宗武则天时期、玄宗时期及安史之乱以后至文宗大和二年四个阶段的考察,分别论述唐代制举的科目和地位,并结合唐代政治和社会形势的变化,分析制举在唐代的动态发展,以及制举在大和二年废止的背景.     

《文苑英华》判文中所见唐代官吏失职犯罪

官吏是国家政务活动的重要参与者及管理活动的主要实施者。官吏依法履行职务是国家法制确立的重要基础。唐代法律惩治官吏职守有阙、违制违纪以及贪赃枉法等犯罪,涉及到方方面面,对各级官吏形成了严密而有效的法律约束。文章拟主要探讨《文苑英华》中所收唐代判文所反映的唐代官吏犯罪。     

论蔡邕的章表

蔡邕在章表的发展史上占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在他之前,两汉虽已有三十余位章表作家,但各自创作数量都非常少,亦未出现为人称颂的名篇。蔡邕第一次大力投入其中,今存章表13篇,皆言之有物,注重用比、用典,骈散结合,形成了华实相当、文质彬彬的风格特征,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影响了后来如孔融、阮瑀、曹操、曹植等的章表创作。然而蔡邕章表一直不为人注意,主要原因应是为其碑文成就所掩。直至刘师培,推重蔡邕文章,才稍提其章表,惜未有嗣响,章表至今仍是蔡邕研究的薄弱环节。     

论我国应确立绝对再审不加刑原则

尽管上诉不加刑原则在我国已经得到确立,但是在审判监督程序中加重被告人刑罚,甚至通过再审程序规避上诉不加刑原则的现象却屡见不鲜。这一现象不仅侵害了当事人之合法权利,而且会动摇司法机关的公信力,也不利于社会主义法治的进程。因此,有必要参照国外立法规定之情形,结合我国司法实践,探讨在我国确立再审不加刑原则,并随之确立相关制度保障。     

唐代御史纪行诗的认识价值

唐代御史台作为朝廷“纪纲之司”,职责广泛而重大,唐代御史由于职事活动的需要,经常巡查州县、巡边查访、知南选、出使各国。唐代御史行使其职事活动的过程,也是文学创作的过程。因监军、使边、巡边、带宪职入幕等多种原因,唐代御史出入边塞,“得江山之助”,创作了许多优秀的边塞诗,御史出行成为唐代边塞诗繁荣的推动因素之一。御史文学家在其职使行程中,还描写了特定地域的自然风光、民风民俗,这些诗歌不仅拓展了唐代文学的地理空间,也为唐代山水诗的兴盛带来契机。唐代御史纪行诗,是了解唐代地域文化风貌的宝贵资料,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独特的认识价值。     

论罪刑法定原则的实现

1997年刑法确立了罪刑法定原则。这一原则的确立 ,完善了我国刑法典 ,这无疑对我国刑法理论与实践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然而 ,这并不意味着罪刑法定原则在我国已经得到很好的实现。罪刑法定原则的实现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既需要人们观念的更新 ,又对刑事立法和司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 ,我们不能因为我国刑法已经确立了这一原则而有一劳永逸之感。     

试论我国工资立法的原则

确立符合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工资立法原则，是完善工资立法，发挥其规范、保障功能的关键之所在。确立我国工资立法原则，必须把握我国现阶段工资的性质及其所处的地位。同时应使之符合工资制度改革的目标，并体现和反映劳动法基本原则的精神。我国工资立法应确立和贯彻四项原则：公平分配原则、水准提高原则、工资保障原则、权限优化原则。     

蔡邕碑颂对《尚书》典故、体式的运用及其风格特征——汉代文学与经学之关联管窥

蔡邕碑颂具有鲜明的经学色彩,其与《尚书》更是有着密切关联。蔡邕本人不仅谙熟《尚书》,还与《尚书》传人有直接交往。其碑颂则大量运用《尚书》典故,且主要取自虞书。他在取典时遵循如下原则:典故与碑颂所言事象相契,所涉《尚书》政治角色与碑颂主人的官职相契,典故的取舍多与碑颂主人所治经典相契。对《尚书》典故的密集运用及体式因袭,使蔡邕碑颂具有鲜明的《尚书》风格。这正反映出汉代经学对文学的渗透与影响。     

唐代拘捕制度考论

参军、县尉及胥吏等卑品官吏为唐代拘捕制度的实施主体,他们常因拘捕未果、误期及误捕等原因遭受责罚。司法实践中的拘捕原则,则以属地管辖为主,共同管辖为辅,拘捕事务由随近法司与乡村里坊等基层组织联防实施,同时强调州县与敕使、法司与军府协作进行。据出土文献可知,拘捕活动与受理、告诉、庭审、执行等诸多诉讼环节相互关联,官府拘捕人犯,需由佐史等基层书吏拟定符帖,经长官批准,交由胥吏实施。传世文献并无关于唐代拘捕之详尽记载,但笔记小说描述之冥司追摄情节多本当时固定法律程式演绎创作而成。阴司狱讼虽非实录,却能在一定程度上还原与印证唐代拘捕制度,弥补律令典章记载之缺失,并从法律文化层面展示唐代拘捕制度的运行机理。     

河间杂歌的名称释义及文化探源

河间杂歌作为《琴操》中琴曲类别之一,是蔡邕对内容杂乱难以归类的琴曲的总称.杂歌的命名一方面借鉴了汉代文体分类中以杂命名模式,一方面依据汉代琴曲自身的特点.楚地民歌及汉代歌诗是汉代早期琴曲歌辞的主要来源,而杂歌则来源于西汉时期分散在朝廷之外的琴曲.汉武帝时期杂歌由河间献王搜集整理,汇集于斯,流行于斯.蔡邕在杂歌前面冠以河间之名,既源于汉代河间国与琴曲之间的密切关系,也基于对河间国在汉代独特的文化、政治地位的考量.     

驱疫与救治：唐诗中的疾疫书写

唐代疾疫对诗歌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激发了唐代诗人的创作欲望,也丰富了唐代诗歌创作题材与内容。唐诗中的疾疫书写为了解唐代疾疫与医疗提供了丰富的文化史料,而通过探讨唐诗中的疾疫书写,可以更全面地了解唐代社会和唐人生活状态、身心状况及其与唐代诗歌创作之间的关系。唐代疾疫诗不仅表现了唐人与疾疫斗争过程中的强烈生命意识,以及疾疫所带来的心态之变化,诗中所写唐人疫病防治观念与巫医并举的措施,也体现了唐代丰富的民俗文化内涵。唐代疫鬼思想观念下的驱疫活动、医学发展背景下的医疗措施,以及文人学医、种药和馈赠医药等行为,共同为我们呈现出一幅特殊而鲜活的唐代社会生活画卷,为全面了解唐代历史文化和文学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     

《周易正义》对唐诗的影响

《周易正义》作为官方指定教材的身份为孔疏在唐代的流传提供了制度保障,孔疏关于“象”论的创新对唐诗的创作以及唐代诗歌批评理论中的“意境”学说提出具有直接的理论刺激作用。但是这一点在文学史的研究上并没有受到应有自争关注。此外孔氏对于“易”之基本内涵为变易的强调以及对于“易简”本体论层次的提升,对于唐代诗学同样具有不可忽袒的影响力。《周易正义》的推行恰好与唐初史学的兴盛合拍,易史结合,是唐代文学文化精神逐步确立的两大思想来源。     

从蔡邕看东汉末期的文学趋势

蔡邕的文辞，在他生前已超过了当时的一般文人，如碑铭文学，甚至同前代的张衡一起，并称为＂张蔡＂。青年时代蔡邕的两位老师胡广、朱穆，对蔡邕的一生，无论在学术上还是政治上，都产生了深刻影响。蔡邕先后两次在京供职，都是党争平息之后，他尽量逃避险恶的政治纷争，是为了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学。尤其在董卓当权时，大有把蔡邕拥为领袖、形成一个文学集团的趋势，为下一时期的贵族文学的繁荣做了准备。     

《孔子诗论》与出土文献整理的正字法原则

上海楚简<孔子诗论>发表以来,在文字释读方面,出现了关于正字法原则问题的争论.学术史上的经典异文整理,尤其是唐代的正字学运动,确立了包含<诗经>在内的典籍的用字规范.在出土文献的整理过程中,应以传世典籍中的惯用字为正字,从而正确表达简文内涵.     

《九势》真伪考论——兼释“惟笔软则奇怪生焉”

传蔡邕《九势》是书法史上之要文,有人褒其为中国书法史上第一篇正式的书论,也有人诋其为南北朝时人伪作而轻视其价值。但双方皆未能举出确凿证据,以致聚讼颇多,而对其中"惟笔软则奇怪生焉"一句也争议不断。本文即从此二者入手,以求教于诸方家。     

论唐代的冥婚及其形成的原因

本文旨在探讨唐代冥婚墓志、敦煌冥婚书仪、以及唐代小说笔记中有关冥间结婚和离婚的记载中所反映的唐代的冥婚现象及其兴盛的原因。本文认为 :第一 ,冥婚反映了佛教对唐人的死后世界观的影响 ;第二 ,唐代前期的经济繁荣为重葬提供了良好的土壤 ;第三 ,唐代社会对男女之情的开放态度为冥婚提供了精神和心理条件 ;第四 ,冥婚为死者亲属提供了增进族间交往、伸张权势以及炫耀财富和地位的机会 ;第五 ,冥婚习俗随着唐代社会的衰微而渐趋消失。     

论翰林学士与中晚唐政治

唐代翰林学士正式确立于开元二十六年(738),它的出现在唐代政治制度史上是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中唐以来,翰林学士逐渐成为士大夫们步入最高权力中枢机关的一条捷径,在唐代中晚期的政治生活中扮演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一、翰林学士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