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华文文学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建设的作用和价值——以战后中国文学转型为例

关注世界华文文学显然能在汉语新文学/中华民族新文学的整体背景上加强"世界华文文学"和"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对话。世界华文文学的视野中考察战后中国文学的转型,有着众多深化:一是世界华文文学强调的互为参照的学术视野和多重的、流动的文学史观照有利于二战后文学转型的深层次机制的把握,最终会超越单一地区"文学运动史"、"文学思想史"等层面而指向文本自身,从而凸显史的"文学"性;由生活于中国大陆、台湾、港澳、海外等不同"历史时空"的中国人/华人提供的"历史逻辑修正"所揭示的无法同化的原创性,在不同的文学价值观的冲突、递变中的代表性,在历史传承中对后来者有巨大引导力的影响性等,都反映出文本的经典性累积倾向;世界华文文学的存在以民族语言的根提醒着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研究走出国族意识的局限,使其学术期待、努力更好回归文学自身。     

延安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进程中的复调与对话

作为断代文学形态的"延安文学",在中国现当代文学迄今为止的历史进程中,既具有显著的历时性的价值和意义,又具有隐含深切而又独特无二的共时性的价值和意义。在前一个方面,其根本体现并不仅在于改变或逆转了"启蒙"与"救亡"双重思想主题的关系,而是在于延伸和加强了从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以及苏区、左联文学中贯穿下来的本土功利主义的文学价值倾向。在后一个方面,"延安文学"事实上是作为基于知识分子群体"进城"和"下乡"的双向社会流动而成型的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场域的历史时空的共时缩聚体,而存在和发挥作用的,其中最值得深究的核心问题是围绕"语言"与"阶级"这组文化、政治范畴的关系所展开的多边复调"对话"。     

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之意识形态说批判

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中之意识形态说经历了三个大的发展阶段,意识形态与文学亦相应构成等同与消解、决定与从属、主导与结合的不同关系形态。文学意识形态说有特定的政治（阶级）内涵,长期被视为文学本质,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的思想理论基础和逻辑起点。文学的意识形态属性被人为强行提升为本质,违背了马恩相关论述的原意,在思维方式和理论逻辑上都是错误的,也给文学理论上的诸多问题带来一系列重大偏误。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观反思与学科意识的建构

中国现当代文学要想建立合理的学科意识和文学史观,就必须时时反思自身对现实的遮蔽性,即思考的先验性与思维模式的二元对立性,前者包括意识形态的先验影响与理论先验对文学独特的遮蔽,后者衍生出一种文学观念惟我独尊的片面思维等.同时,在学科意识建构的操作层面上,还需处理好文学史与思想史的关系、文学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的关系、先验性理论的适用范围以及其与文学不同属性之间的关系、意识形态立场、经典化的具体标准等问题,由此学科研究才能落到实处.     

经典性阅读:中国现当代文学“典律构建”的基石

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典律构建”基石的经典性阅读,既指阅读要选择好经典性著作,也指要用“经典解码”的方法认真开展阅读活动.当今文学作品经典性累积过程中的“选辑”、“论述”和“改编”环节的大众参与性越来越明显.文学经典具有“历史逻辑修正中的丰富解读性”,这种“历史逻辑修正”首先是由生活于不同“历史时空”的中国人/华人提供的.文学经典的创造性阅读,需要运用多种方法进行经典解码:一是综合运用传统解码方法;二是重视文学本体的解码;三是关注文化多元背景下的经典解读.     

国学热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在后革命时代和全球化的背景中,国学热的兴起已经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这意味着一直依赖于革命正义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受到了质疑,间接促成了它在大学的教学时数被普遍地压缩,学科对思想文化界的影响力明显地下降。应对之策,在于坚持五四文学革命的历史正当性,突出其作为新文学历史原点的意义,强化中国现(当)代文学与中国古代文学的思想艺术观念的差异性。对革命的反思,不能成为取消革命历史事实的理由。新文学不是在古典文学的基础上,而是沿着五四文学革命所开辟的方向走上了与现代社会民生密切相关的创作道路,而晚清文学的创新及其价值则要通过五四新文学的成就才能得到充分的体现。国学热的压力促使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反思自身的存在理由,同时也获得了动力来拓展其研究思路和研究领域。     

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机遇与挑战──关于“文化研究”的一种思考

文化研究理念的确认给新世纪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带　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面对这种机遇与挑战，新世纪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尤其关注文化转型　与文学过渡期的理论整合，同时更加重视文学史自身在史料方面的积累和学术史建构的规范　化，在方法上则重在建立文化研究互动认知的方法论，追求差异性的和而不同。     

中国现当代文学现代性的三个特征

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现代性具有双面性,既表达了对传统的反抗又不断质疑着现代性,由此导致了反抗中的怨恨、建构中的怨恨、回瞥中的怨恨成为中国现当代知识分子最主要的现代性体验。     

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想史的对象、理念及方法

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想史是文学史研究的深化,是思想史的重要内容,也是古代文学思想史的接续和创新。它以社会思想、作家创作、文学作品和理论批评为对象,关注作家与作品、理论与批评、内容与形式的思想内涵和历史演进,体现思想史与文学史互动共生的述史理念。在方法论上,它将文学体制、观念认知、生命体验和文本形式结合起来,并加以立体化和复杂化阐释,特别将文学体制、文学观念和语言形式纳入研究视野,力求还原历史,呈现复杂的思想场域,建构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想史的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     

现当代文学中的“匿名教徒”现象

纵观中外文学史，宗教文学的深厚传统就足以表明宗教与文学的密切关系，也表明了宗教信仰是文学表现的一个重要精神维度。因此，在文学的范围内来论述宗教精神，就具有了重要的意义；而我们现在来讨论现当代文学中的匿名教徒现象，也便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英语世界里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格局与批评范式

将中国文学引入西方世界的译介活动早在晚清时期就已开始,但直到20世纪60年代夏志清的著作《中国现代小说史》问世,海外汉学界的研究视野才开始从古典文学转向现代文学,致力于作品分析以及文学史、文学选集的编撰。一些文学选集被作为美国高校的教学参考书,成为普及中国文学的有效途径;以夏志清、王德威、李欧梵等为代表的海外汉学研究,在方法论和历史观上为中国内地的现当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某些新的可能性。但不应忽视的是,作为一个复杂的构成体,海外汉学研究的面貌不能仅以代表性学者的论断来框定,将海外汉学研究的理论思维套用于中国现当代文学时也需要对历史语境与现实状况差异导致的认识偏误进行反思,西方学者在冷战思维影响下的文学批评范式以及英美反知性主义传统对五四以来作家创作心态的误读也需要正确认识。虽然英美主流媒体仍习惯沿用这种批评模式解读中国当代小说,但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研究也呈现出一系列理论范式的转向,显示出重建文化研究格局的趋势。     

理论转换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史料系统”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论述体系与近代史学转型中对“历史系统”的强调息息相关,而作为学科基础的史料整理也存在着系统性。同时,随着学科理论意识的不断转换,作为学科基础的“史料系统”也发生了相应变化。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史料系统”并非“客观实在”,而是与学科发展趋势相伴随。由于学科的“当代性”,“史料系统”之间就会产生视差,因此,“什么是历史证据”本身便充满了理论性。同时,学科的“当代性”呼唤着批判性史料的出现,由此才能超越“纪念碑”式的历史,从而不断更新学科的整体问题意识。     

“本土经验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世界性”学术研讨会在长沙召开

2OlO年12月18日,《文学评论》编辑部与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联合主办的“本土经验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世界性”学术研讨会在长沙召开。研讨会开幕式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高建平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陆建德、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李湘舟、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副厅级纪检员刘云波出席会议并致辞。     

对话“五四”——“‘五四’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2009年是中国五四运动爆发90周年,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改革开放30周年。逢九之年,回溯百年历史,于中国知识分子而言,总是分外沉重或易生感慨。2009年4月23至25日．由北京大学中文系主办的“‘五四’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大学召开,以此纪念“五四”90周年。此次会议集结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界海内外的同道,     

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分期的再思考

目前中国学界关于现当代文学的分期主要是一种"两分法",有这样两种观点,一种是传统的,主张以1949年为界将现当代文学分为两段;另一种是近年提出的,主张将新中国27年文学与新时期文学分开,而与现代文学并为一处.本文认为,现当代文学分期中最突出的问题是,新中国27年文学与前后两期的文学都有非常大的差别,它应当被切分出来作为独立的一段.因此中国现当代文学应当分为3段,即现代文学、新中国文学和新时期文学.     

“当代文学”的文学史意义——以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为中心

上世纪80年代以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等新的文学史概念逐渐流行,学者多试图从整体上把握百年来中国文学的发展进程。与之相对,洪子诚则辨析“当代文学”这一旧有概念被构造与描述的过程,通过与“现代文学”的对照,关注40-50年代之交的文学转折,进而建立起独特的“当代文学”论述。这也为我们重新思考“现代文学”甚至“文学”的概念,思考文学与历史的复杂关联提供了新的视角。     

学科正名论:“华语语系文学”与“汉语新文学”

最近几年有学者隆重其事地提出新的名词,一是“华语语系文学”,另一是“汉语新文学”.“华语语系文学”的“语系”一词不甚妥当,弊在不精确,容易引起误会.“华语语系文学”其实就是“华语文学”,就是“华文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和中国新文学、中文文学、华文文学、华语文学的一个共同语病是:中国或中华民族由多个种族构成,有多种语言,而学术界使用中国新文学、中文文学、华文文学、华语文学等词的时候,绝大多数指的是用汉语书写的文学.“汉语新文学”的提法提出了可行的、统合的观点,超越了国家板块、政治制约的观点.若干学者在美国提倡的“华语语系文学”,其语系一词在学术上不专业,在意识上有分拆、对抗的主张.朱寿桐倡议的“汉语新文学”正好相反:名称正确且旨在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