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事信托与公司制之比较

商事信托制与公司是两种商业组织形式,用来满足不同投资者的需求。基于优先权和剩余权的考量,阐述了商事信托与民事信托的区别,论述了商事信托与公司各自的特点,进而给出了商业策划者选择信托制或公司制的三个标准。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

法律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极其重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属性的内在要求、保持非物质文化遗产原真性及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要求需要公法强力介入,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财产属性的内在要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要求和利益平衡的要求需要私法的适度调节,以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因此,公法、私法互补共存的保护模式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模式。     

探析公法的私法化：以行政法为视角

公法私法化是传统的公法与私法的二元区分从近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过程中出现的一种新趋势,是公法与私法之间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的必然产物.公法私法化的产生有其深层的法律价值观和政治经济制度上的原因.在公法的私法化潮流中,出现了私法原则引入公法关系和公益事业的私营化管理,这种现象的出现反映了现代政府行使经济管理职能手段的多样化,它的理论基础仍然以坚持公法与私法的划分为前提,但同时肯定了私法对公法的渗透、私法原则对公法原则的影响.正是这种意义上的“融合”、“渗透”,反映了社会关系的复杂化以及由此带来的法律调整手段的多样化.行政法作为公法的典型代表,私法化的表现最为明显.     

论农村土地信托对保护农村妇女土地权益的制度价值——基于农地有效保护的反思

随着三化进程的加快、农业生产结构的调整和土地政策的不断变化,农村男性劳力大量进城务工,农村妇女成为从事农业生产的中坚力量,但其土地权益却未得到有效的保护,如何有效保护农村妇女的土地权益已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本文拟通过对当前农村妇女土地权益状况的深入分析,提出借助信托制度创新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方式,有效维护农村妇女的土地权益,增强农村妇女的获得感和安全感,为促进新农村建设,实现农村社会稳定和农业经济健康、均衡发展提供有益参考。     

信托政治论

信托政治,就是以信任和委托为支点的政治。在信托政治关系中,包括两类主体:政治的委托者和政治的受托者。受托者基于委托者的信任和托付,既获得了执掌政治的权力,但也必须承担作为受托者的、不容推卸的政治责任和道德义务。信托政治的观念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源远流长,是数千年来封建王朝更迭的理论基础;在现代中国,信托政治理论也蕴含着值得进一步挖掘的潜力。信托政治的观念不但有助于解释当代中国的政治现实,而且还具有强烈的实践指向性。     

域外行政合同研究述评:从行政法的角度

行政合同作为公法与私法嫁接的产物、契约性要素和权力性要素的融合体,兼具行政价值意义和合同价值精神。它逾越了传统理论设立的藩篱,使原本相斥的两个范畴渐行渐近。随着行政合同制度的兴起和发展,域外行政合同理论正趋于成熟。在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行政合同研究已经摆脱了适法性的阴影,呈现出更加系统和细化的趋势;素有公私法不分传统的普通法系国家,对政府合同的规制也已从普通法本位逐渐向特别规范转变。域外的行政合同研究成果,对于我国行政合同理论和制度的发展和完善具有较强的推动效力。     

论林业技术创新

在从传统林业向现代林业转变的过程中,技术创新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实现林业的跨越式发展和林业的"五大转变",必须发挥林业技术创新的作用。林业技术创新的重点是建立技术创新体系和制定技术创新法规,深化森工企业改革;林业技术创新运作的关键措施是以基础研究为根本,以应用研究为中心。     

中国公法崛起的法学认知和意义

中国公法崛起的必然性隐寓于其表征和原因之内,即公法法律文件的逐步完善,公法学术的迅速发展,公法向私法的渗透以及社会对公法的热切关注。而正是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推动了中国公法的崛起,这也给中国法学带来了三大机遇:拓展了中国法学的发展空间;推动了中国法律体系和法学体系逐渐趋于比较平衡的发展;促进法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交叉互动。同时,公法崛起也给中国法学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即如何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双向互动上,构建规制国家权力的严密体系。     

对信托法律特征的合理认识

信托在形式上表现为一种委托代理关系,其性质为间接代理,是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民事行为的,因此形成了不同于直接委托代理,即一般代理的法律特征。正确认识信托的法律特征对于在适用法律中规范信托行为,引导信托业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信托法律制度比较研究——以信托受益人的权利性质为视角

从信托制度产生的历史背景看,信托源于英国历史上的用益方式。为保护受益人的权益,法官在衡平法上承认了受益人的权利,使信托法律关系形成对同一财产的双重所有权。但从学理上看,这种双重所有权与传统民法系的完全物权存在冲突,这也使像中国这样的大陆法系国家形成了独特的信托制度。信托受益人有获得信托财产利益的权利,而中国法律规定受益人的权利具有债权性质,与英美法上的"衡平法的所有权"不同,债权性质的受益请求权不能完全保护受益人的利益。因此,应当赋予信托受益人对信托财产的权利以物权性质。为保持现有立法统一并符合民事权利理论的一般原理,还应当通过完善信托登记制度来实现受益人请求权的排他性以保障受益人的权益,且这也符合信托制度的原本含义和目的。     

美国人工智能的公法规制

人工智能的发展带来了维护安全、人权保障、程序规制、监管权限、监管机制和责任分配等公法挑战,需要公法规制予以回应。美国人工智能的公法规制体系包含了公法规范体系和权力结构体系两个部分,展现出一种综合性的公法规制路径,将立法、行政和司法相结合,力图构建一种全过程的监管机制。为弥补私法路径之不足,我国有必要提倡人工智能规制的公法路径,将人工智能系统视为一种公权力行使系统,充分且审慎地考量一些国情变量,采取综合性的公法路径来对人工智能进行有效规制。     

美国渔业公共信托理论评析——中国构建现代渔业管理制度的借鉴

在美国法上,渔业资源被界定为具有特殊性质的物,不适合由私人所有或者在特定情况下即使由州和联邦政府授权私人享有使用权,其权利人也不得排除公众对渔业资源享有天然的利益。"公产"与"私产"之争、公共渔业权与个人排他性捕捞权之争催生了英美法上特有的利益平衡机制——"有限介入权制度":将渔业资源归入公共信托资源,以此破解哈丁所关切的"公地悲剧"。我国《渔业法》虽经两次修订,但仍然不足以调整日益繁复的渔业法律关系。借鉴公共信托原则作为现代渔业管理创新机制的理论基础,并使之转化为我国渔业法条款,可望构建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渔业管理制度体系。     

投资劝诱的金融私法规制:困境及出路

投资劝诱是金融机构销售投资性金融产品时的主要营业行为,是金融机构成功销售金融商品的主要途径。从私法视角考察,投资劝诱法律本质是一种要约邀请行为;从金融商品销售规制的法理来看,强化私法规制尤为重要。现行金融基本法律规范中缺乏金融消费者的合同撤回权制度,损害赔偿责任制度的适用亦存在诸多困境。治本之策是完善金融特别法律规范,在投资性金融产品销售法律规范中全面引入"冷静期"制度,并完善损害赔偿责任制度。而治标之策是依据民法总则、合同法和侵权责任法等一般私法规范和原理,对投资劝诱这一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和相关民事责任进行法理解释从而实现规制。     

英国圈地运动中的法律规制

在16-19世纪的圈地运动中,英国没有出现大的社会动乱和经济危机,主要是因为国家法律和地方法令及其机构逐步介入,一方面对尚拥有土地和土地权利的农民采取一定的安抚和保护措施,另一方面给予圈地中的失地农民和其他流民一系列济贫救助.圈地的方式也由开始的协议转由国家一般法令调整,整体上是个逐步纳入法律规整的过程,因而避免了大的社会动乱,巩固了资产阶级的统治.     

信托财产权的性质及其在民法典中的地位

信托财产权是信托法的核心概念之一,也是我国民事权利体系中的一名新成员,它无法也不应该以传统大陆法系民法中的任何概念来解释。就本质而言,信托财产权不是物权,不是债权,也不是法律关系的主体,同样也不是物权和债权的变形或组合,而是一种新型的、独立的民事权利,我国未来的民法典应当对其有所“反映”。由于信托法与民法典之间存在着许多难以调和的制度冲突,民法典并不必将信托法的全部内容都纳入到民法典之中。     

全球化的公法之维

在全球化浪潮中,公法尤其是作为典型公法的行政法在全球治理及全球法律秩序重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公法所具有的规范公权、保障私权以及制度正义功能有助于全球法律秩序的形成.针对全球化提出的全球治理理论对公法的传统国内法特征提出的挑战,西方学者提出了全球行政法、欧洲行政法和全球化的行政法概念予以回应,我国也应该加强对全球化与公法多维度的研究.     

数据信托本土化的现实困境与路径构建

数据信托模式的本土化应用具有理论与政策层面的可行性基础,近年来,带有数据信托色彩的实践探索也为本土化应用路径之构建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引入第三方机构作为数据信托受托人能够在数据关系中建构起新的平衡,从根本上缓解数据主体与数据处理者之间的结构性差异,同时通过准入与监管机制确保第三方机构可信、可靠。在明确数据权利作为信托标的的基础之上,以数据权利分置明确其权属,并设置数据要素合理定价确定主体之收益,以满足信托有效设立之确定性要求。在技术层面,利用区块链和隐私计算技术实现确保数据真实性、提高流通透明度等目标,助力数据信托本土化应用的顺利进行。     

酒类信托 投资者的新宠

如果你爱喝酒又有足够的闲钱,投资酒类信托或许是个不满的选择,不仅可以取得固定收益,也可以提取实物。     

经济法与合同法对合同关系调整之分工

社会的变迁终究要推动法律的发展。随着社会经济结构发生巨变、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和经济的全球化,合同法有了新的发展。其中附随义务的产生就是其发展的表现之一。本文针对附随义务的缺陷及经济法对合同关系调整之特点,认为经济法与合同法对合同关系的调整具有一定的分工,在此基础上得出自己的结论     

浅议我国的信托税立法

目前我国的信托业正步入以回归信托主体为特征的全新发展阶段。但是信托公司在业务开展过程中仍饱受配套法律、法规体系不完善的困扰,信托税收制度的缺失已成为制约我国信托业务发展的瓶颈问题。本文试从建立我国信托税制所面临的问题以及如何构建我国信托税制等角度进行初步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