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律对共同犯罪成员的处罚

唐律中对共同犯罪处罚的基本原则是首犯处全刑,从犯减一等.对一些社会危害性特别严重的共同犯罪,在定罪科刑时则不分首从.在区分首从的情况下,唐律规定了对首犯、从犯、造意犯和教唆犯的处罚办法,又规定了因身份不同而处罚不同的具体办法.     

论信息共同犯罪的片面共犯

传统的刑法共犯理论是形成并发展于现实的物质空间中的,而新兴的信息域的共同犯罪是以虚拟的信息空间为场域的.因此,以传统的"实在"的共犯理论来调整"虚拟"的共同犯罪必然会难以自圆其说.但是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传统共犯理论在信息社会的初级阶段并没有失去生命力,相反在进行理论时代更新之后会同时适用于现实域与信息域两个空间.     

论共同犯罪中止的认定标准

当前对于共同犯罪案件如何认定犯罪中止,司法机关在办理中是仁者见仁,法学人士在讨论研究中是智者见智。共同犯罪中止的认定,应以行为人自动停止犯罪并有效地阻止其他共犯利用其先前行为继续实施犯罪或防止危害结果的发生为标准。     

论共同犯罪的立法精神

从犯罪本质的基础意义上说,社会危害性作为国家对行为的否定评价,虽依托行为,但根本否定的是行为人反社会的主观心态.共同犯罪的立法精神就在于针对性处置这种敢于相互沟通的邪恶意志,以及在此恶意支配下所形成的犯罪组织形式.共同犯罪的整个制度构建正是通过确立有别于单独犯罪的责任原则和责任方式,以处置被强化的主现恶性来实现的.     

论纯正单位共同犯罪及其主从犯的认定

纯正的单位共同犯罪是单位和单位共同实施的犯罪。在单位犯罪中主从犯的认定,纯正单位共同犯罪中同一个单位直接责任人员主从犯的认定,纯正单位共同犯罪中属于不同单位的直接责任人员主从犯的认定,都是司法实践的一些难题,为此应根据罪刑相适应原则和共同犯罪原理加以分析和研究为司法实践提供进路。     

必要共同犯罪概念的体系化构造

理论和实践对我国刑法必要共同犯罪概念的认识,基本还停留在德、日刑法必要共犯概念上,二者的混同已然导致了一系列水土不服的现象。事实上,基于中外刑法犯罪论体系、共同犯罪理论及立法的差异,我国刑法必要共同犯罪概念与德、日刑法必要共犯概念存在本质区别,二者乃处于不同层次的两个不同概念。必要共同犯罪实际上仅相当于必要共犯分类下"纯正的必要共犯",至于"不纯正的必要共犯"则应属于任意共同犯罪范畴。若依此对必要共同犯罪概念进行体系化构造,则可使其司法适用难题迎刃而解。     

中国古代“富民”理想流产的法律原因——以中国古代家族财产共有制为例

“富民”理想在我国古已有之,由于我国历史上一直奉行的家族财产共有制,强化等级秩序,剥夺卑幼行使财产处分权,否定个人对财产的所有权;强化对土地的控制,妨碍土地的自由买卖,抑制了中国古代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从而最终没能使中国走上“富民”的道路。     

论我国刑法共同犯罪中止理论之完善

共同犯罪与犯罪中止是犯罪构成结构和犯罪过程中的特殊形态,二者并存时就产生了所谓的"共同犯罪的中止"问题.我国目前的犯罪中止理论是就单人犯罪而言的,实践中关于共同犯罪中止的认定往往引发颇多争议.本文通过借鉴和吸收主观主义、客观主义和折衷主义等国外共同犯罪中止理论的优点,认为在把"脱离共犯关系说"作扩大解释的基础上,借鉴"因果共犯论"来解决此难题,不失为完善我国刑法上的共同犯罪中止理论之可能路径.     

胁从犯体系定位之困惑与出路——一个中国问题的思索

胁从犯的立法虽受到"胁从不问"政策的强烈影响,但对其从宽处罚的法理根据可以运用期待可能性理论进行说明;主流通说将胁从犯的认定着眼于"被胁迫参加犯罪"与"所起的作用较小(小于从犯)",并据此将其视为独立的共犯人种类的观点存在逻辑障碍,需要进行深入检讨;在解释论上否定胁从犯是独立的共犯人种类的理论观点,虽避免了逻辑冲突,但结合立法规定仍会导致罪刑失衡的难题;在既有解释路径无法妥善解决胁从犯的体系定位与合理处罚的前提下,必须直面现行立法的缺陷,提出合理的立法建议。     

共同犯罪视野中单位因素的介入及其思考

单位犯罪与共同犯罪的竞合虽然是一种逻辑必然，却仍然在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中引发了巨大的争议和困惑，对于单位共同犯罪的类型加以划分，并探讨单位共同犯罪的定罪规则，以及单位共同犯罪中单位和个人的定罪量刑标准差异化规则，并由此来探讨单位共同犯罪中两个层级的主从犯认定，对于单位共同犯罪的定罪和量刑诸问题进行深入的反思，理论意义重大，并为司法现实所急需。同时，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单位内部自然人的关系，直接影响着单位犯罪和单位共同犯罪的定罪和量刑。     

想象竞合犯之法理探析

犯罪竞合论是刑法学理论与实务上的一个难题,而想象竞合犯因其自身的独特结构所引起的争议更大。正确界定想象竞合犯,不仅可以加深对犯罪竞合论的理解,还可以对刑法中的一些基本理论有更深刻的认识。在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想象竞合的本质应为对于单一行为的复数构成要件评价所形成的单一刑罚,处罚后则应采取从一重处罚并适当加重其刑罚的方式。     

中国式加重犯未遂问题研究

主张区分加重构成与量刑规则,进而认为前者存在未遂而后者不存在未遂的观点,因与客观未遂论相冲突而不具有合理性。应该说,只要行为人主观上以侵害加重犯的保护法益为目标,客观上也对加重犯的保护法益形成了具体、现实、紧迫的危险,就应肯定加重犯未遂的成立。只要承认故意的结果加重犯概念,就难以否认结果加重犯未遂的成立;发生了加重结果而基本犯未遂的,成立结果加重犯未遂;“杀害被绑架人”以及“奸淫被拐卖的妇女”等结合犯,有成立加重犯未遂的余地;行为人主观上以数额（特别）巨大的财物为盗窃、诈骗目标,客观上也已经对数额（特别）巨大的财物造成具体、现实、紧迫的危险的,成立数额加重犯未遂,适用加重法定刑,同时适用未遂犯从轻减轻处罚规定;数人企图轮奸而未得逞的,不成立“二人以上轮奸”未遂;应区分情节“严重”与“情节”严重,不能完全排除情节加重犯成立未遂的可能性。     

行贿罪与受贿罪的对合犯若干问题探讨

行贿与受贿双方均构成犯罪才符合对合犯的基本特征,单方构成行贿罪或者单方构成受贿罪则不属于对合犯。行贿罪与受贿罪的对合犯不宜认定为共犯,它在共同犯罪的共同罪名、共同主体、共同故意、共同行为等方面都不符合共犯的要求。行贿罪与受贿罪的刑事责任应当是完全对等的,     

对我国“犯罪既遂标准说”的反思——“犯罪对象侵害说”之倡导

"构成要件齐备说"作为犯罪既遂的认定标准存在重大缺陷。王志祥教授、徐光华博士为"构成要件齐备说"所进行的辩护难以奏效。学界对"犯罪目的实现说"、"犯罪结果发生说"还存在着重大误读。新近出现的"类型化标准说"提倡不同的犯罪类型适用不同的既遂标准,其旨在增强犯罪既遂标准理论的实践功效。可是,该学说不仅未跳出"构成要件齐备说"的藩篱,而且又制造了一些新的"麻烦"。当下的"犯罪既遂标准说"存有"立场错误"、"操作性差"等方面的问题,需要我们构建新的"犯罪既遂标准说"———"犯罪对象侵害说"。     

聚众斗殴罪相关问题研究

聚众斗殴罪是一种常见的、多发性的犯罪。根据刑法规定,在聚众斗殴致人重伤、死亡的情况下,按照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处理。但在具体的司法操作中,责任主体的认定仍然是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本文主要结合刑法的相关规定,对聚众斗殴罪的人数组成、行为特点特别是转化过程中的责任主体问题进行了分析论证。     

贪污罪主体的身份与共犯问题研究

本文首先采用通说的观点,认为贪污罪是"纯正身份犯",其身份特性为"国家工作人员"。然后对学界存在较大争议的问题,即在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中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人员与国家工作人员勾结,分别利用各自的职务便利,共同将单位财物占为己有的如何定性进行了探讨。在分析"主犯决定论"、"分别定罪说"、"主要客体决定说"、"贪污罪说"的基础上,提出应当正确理解犯罪构成、共同犯罪的含义,将主观要件作为核心,在对上述人员定罪时,主要考虑主观上利用了谁的职务便利,如果是相互利用,则要考虑数罪并罚和想象竞合犯。     

21世纪初的中国古代史研究

新资料的刊布促使研究工作呈现出持续进步的态势,研究者的兴趣点更为广泛,以及研究理念和学科建设引起了学界的思考,这些是21世纪最初13年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基本趋势。目前中国古代史领域面临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如下方面：第一,研究工作多致力于对古代历史的重建,而对一些值得深入思考的重要理论问题着意有限。第二,由于缺乏问题意识,出现了研究工作立意有限的情形。第三,学术评论一直没有得到有效开展。第四,对新资料的使用存在一定程度的偏差。第五,在电子技术的背景下,提升研究者史识的紧迫性得到凸显。在未来的中国古代史研究中,我们需要打通不同研究领域的壁垒,思考学术研究的一些深层次问题,更多地关注中国历史上的重大问题,从而促进中国古代史研究质的飞跃。     

论重复保险责任的非真正连带性

尽管重复保险的各保险人均对保险期间发生的保险事故向被保险人承担赔付保险金的责任,但是各保险人对被保险人的责任是相互独立的,被保险人有权按照投保人与各保险人订立的保险合同在保险金额的范围内选择各保险人进行索赔。基于公平原则,法律规定各保险人之间按比例分摊保险责任,但这种责任份额不得对抗被保险人。重复保险的责任既非连带责任,也非按份责任,而应当属于非真正连带责任。建议《保险法》作适当修改,以切实保障投保人、被保险人的正当权益。     

古史年代学研究的误区--夏商周断代工程金文历谱问题分析

构建金文历谱以推求古史年代的方法,在目前对上古历法不能考明的情况下还不可行。夏商周断代工程依据少量铜器断代所建立的推定西周王年的支点多不可靠,为构建金文历谱所预设的西周历法要点也仍有待证明。工程列为标志性成果之一的共和以下历谱,由于不知共和原不单独纪年,可能问题最多,而由此上推共和以前年代亦必致多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