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自由的边界——对《论自由》的一些思考

密尔在《论自由》中主要思考了社会权力与个人自由的关系,通过分析证明社会权力运行遵循"多数决定制",代表了多数人的利益,必然侵害"少数人"的利益,导致了"多数人的暴政",所以个人必须拥有社会自由,才能对抗"多数人的暴政",才能保护并实现个人利益;也指出了在个人自由与社会权力之间划出一道边界的原则:即是否侵犯了他人的利益,与他人利益无关的领域即是社会权力不可侵犯的领域,就是个人的社会自由领域,并且驳斥了各种压制个人自由的理由,为此进行了精彩的辩护,肯定了自由对个人的重要性。     

关于自由的法学思考

本文以马克思主义法学观为指导对自由的法学内涵、自由的法律确认与限定、自由对法治的要求等问题进行了探讨。文章认为，在法学意义上，自由是权利与义务的有机统一；我国法律对公民的人身自由、政治自由、经济自由、精神自由等给予确认与保护，但这种自由不是绝对的，法律上给予一定的限制；要使人们的自由权利得到实现，就必须完善关于自由权利的立法，严格司法，并大力提高人们的法律意识     

霍布斯政治合法性思想探析

霍布斯从抽象的人性原则和人类的理性与经验出发,阐释了国家的起源及其合法性基础,即人们自己通过缔约建立“国家”,但人们所缔之约是“带剑”的契约。为保障政治秩序和维护社会稳定,霍布斯主张给予主权者超越于法律和臣民之上的权力。同时他也主张为个人的自由留下空间：一是在“法律沉默下”的自由,二是自我防卫的自由;并规定了主权者的义务：保卫人民的安全是其根本义务,人民的安全是最高的法律。如此,霍布斯游弋于极权与自由的两极之间,耕耘一生也没有找到突破口,从而留给我们一个充满悖论又富有启发意义的思想体系。     

浅析卢梭政治理想国中人的政治自由

卢梭为在文明社会处于异化状态的人们构造了一个获得自由的途径--通过平等地签订社会契约,交出个人所有的权力,甚至私人财产,由此产生一个公意指导下的政治国家.在此公意指导下,人人获得平等政治权利和政治自由.公意是组成这个国家的人们的政治自由的基础和保证.文章探讨了卢梭所构想的人人平等的政治权利和政治自由的由来及其实质,同时分析了在这个国家中个人自由的困境.     

论私权自由的法律界限

自由是人类对规律充分的认识,体现个人和社会之间对立和统一的理想关系,表现为个人的独立和自决与社会的统一和公决之间的和谐关系,表现为个人和社会双向的权利和义务的合理配置。法律为自由的实现而设立,自由以法律为其强力保障,私权作为个人的基本权利,享有充分的自由,这是私权自治原则的基本要求,但这种充分自由的行使必须在法律许可的公共秩序范围内,至少不应低于善良风俗的最低道德要求。     

论国族-国家的宪法与宗教

国族-国家与传统国家有着本质的区别,国族意识是其文化基础,世俗化是其主要走向,而宪法则是其得以建立的合法性基础。宪法是国族-国家区别于传统国家的首要标志,政教分离、宗教多元以及宗教信仰自由,则是国族-国家区别于传统国家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国族-国家的形成以及现代宪法的诞生,不仅标志着现代国家政权世俗化的实现,同时标志着政教之间关系的根本性变革:在政教分离的国族-国家,宗教不再分享国家行使暴力的权力,难以凭借武力进行精神垄断并排斥其他宗教,于是宗教的多元化开始出现,宗教信仰自由才成为可能。宪法对宗教信仰自由的文本确认,是对传统宗教专制的一种矫枉,并反过来说明国族-国家取得了超越于宗教的政治地位和组织力量。依此剖析中国国族-国家的建构可以发现,传统中国的政治呈现出一种二元结构,即在城市,县、府以上实行的是马克斯.韦伯所说的科层制,而在乡村则是靠宗法进行治理的宗法政治,政教之间存在交织,现代意义上的国族-国家并不存在。清末"新政"以及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所进行的乡村建设,一定程度上瓦解了传统的宗法政治,而今在村民自治制度尚未发育成熟之际,宗法政治又呈现出死灰复燃的态势。因此我国当前的国族-国家建构,应以实现国家政治的现代化为任务,着力对农村社会进行现代化改造,以非个人的行政权力代替宗族组织,以法律关系代替血缘关系,使农村社会的现代化程度不断提高。     

论行政自由裁量权的监控

行政自由裁量权是行政主体提高行政效率必需的权限,它能使行政执法者因地制宜、灵活机动地处理问题.同时,行政自由裁量权又是必须要加以控制的权力,权力行使者的不当或错误的运用会使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本文在对西方国家行政自由裁量权监控模式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从多个方面就我国的行政自由裁量权监控模式进行探讨分析,并提出了一些可行的做法.     

经济宪法学理论框架建构新探

经济宪法学是宪法学学科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研究围绕以财产权为核心的基本经济自由与权利展开,寻求国家权力介入公民经济生活的边界。对经济宪法学的研究应以宪法文本为基础,分析宪法中保障经济自由与权利的相关制度。经济宪法学还应研究经济自由与权利与其他宪法权利之间的关系、经济权利与自由对宪政、经济发展的作用以及国家权力的经济基础等问题。     

浅谈法与自由的关系

自由是人类社会诞生以来就具有的神圣权利。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自由的内容在不断增加,人们在不断追求自由权利的同时,也在寻求一种能够使自己的自由权利不被损坏,并对已经拥有的自由权利进行保护的东西———法律。那么,法律与自由到底谁先产生,它们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怎样保护人们的自由权利?怎样制定法律来使人们充分享受自由权利?本文试图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寻找到人们对已经取得的自由权利十分珍惜,对已经取得的充分享受的自由进行保护的法律十分亲睐的原因。     

政治参与视阈下两种自由观及其内在和谐——读邦雅曼·贡斯当《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

邦雅曼·贡斯当主张将自由划分为古代人的积极政治自由和现代人的消极个人自由，他力图将两种自由观有机的结合起来，认为两者之间存在内在张力但都不可偏废任何一方，政治自由是个人自由的保障，政治自由又是建立在个人自由的基础上。在公民政治参与的视阈下，分析古代人与现代人的政治自由之区别，并结合贡斯当的代议制建设及现代权力分化，公民政治参与对于两种自由观及其关系的作用不可忽视，并得出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能更好地促进两种自由观之间的内在和谐。     

契约正义与契约自由及其限制

本文通过对契约正义、契约自由、契约自由的限制三者之间关系的论述 ,论证了契约正义是契约自由的核心 ,人们崇尚契约自由是为了契约正义 ,人们限制契约自由 ,也是为了实现真正的契约正义。结合我国立法关于契约自由及其限制的规定 ,本文得出结论 :我国新合同法将契约自由确定为法律原则并大力倡导 ,其根本原因也是为了确保契约正义在我国的充分实现     

利维坦、无支配自由及其限度

霍布斯的利维坦假说为后人思考国家主权和公民权利的关系提供了一个经典版本, 也产生了利维坦困境。借助于两种自由概念,伯林强化了利维坦困境。罗尔斯的新契约论自由主义国家干涉理论和佩迪特的新共和主义最低限度国家理论分别为解决利维坦困境提供了意见相左但立场鲜明的方案。罗尔斯认为,国家或权力主体对公民权利或自由的限制、干涉和支配是必要的,这构成差别原则的可预见结果。佩迪特则提出了无支配自由理论,试图在最大程度上保护公民权利和自由。虽然佩迪特表示无支配自由理论可以同罗尔斯的初级产品理论兼容,但实际上它是诺齐克所有权理论的新共和主义版本。正像诺齐克的天赋所有权理论不兼容于罗尔斯的初级产品理论一样,无支配自由理论不兼容于初级产品理论,佩迪特在解答利维坦困境上并不成功。     

言论自由与公正审判的关系研究——以司法对言论的应对为视角

言论自由作为一把双刃剑它在促进司法公正,防止司法腐败的同时也能构成对公正审判的威胁,原因就在于言论自由与公正审判二者背后的价值基础的不同。出于遏制不当的言论对司法公正造成的不良影响的需要,须对公民的言论进行正确的价值引导,同时司法机关自身也要通过相关的制度建设来保证立场的独立与公正,消除民众对司法行为的合理怀疑而引致的猜测性的言论,实现公民言论自由与公正审判的双重目的。     

也谈“媒体审判”——论新闻自由与司法独立

现实生活中,新闻事业的发展和法治国家的建设紧紧相连,但是新闻自由和司法独立之间却有着越来越多的冲突。新闻自由在中国法律中并没有作为一项单独的权利出现,而是散见于《宪法》和一些法律法规之中。新闻自由的内容不仅包括报道方面的自由,也包括评论方面的自由。媒体与司法的本质差别,导致了新闻事实和法律事实的不同。社会本位思想在传媒管理上的应用,可以缓解二者的冲突。若要实现新闻自由与司法的良性互动,对媒体知情权和表达自由权的保护是应有之义,在体制上也要进行媒体的去行政化。与此同时,在价值观念和具体职业操作中,要严防媒体自由度的过界,维护司法的独立性,提高司法的公信力。     

人类自由的伦理道路及其依归——兼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础

人类的自由从古希腊开始就从人们的伦理实践得到说明。康德以后,黑格尔从现实的个人的社会条件出发,阐明了他的伦理自由观。在现代社会,自由的现实意义在于成为社会现代化动力系统的构成环节,每个人的自由只有在理性设计和伦理实践中组织和改造社会关系,保障个人财产权和人格独立才是可能的。我们要建设持久的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础就在于通过社会的伦理实践来确立全社会认同的相互之间的契约关系,建立一个伸张正义的法律制度,实现人们的社会利益关系和自身身心的和谐。     

评密尔《论自由》关于国家干预的限度原则

密尔在<论自由>一书中提出了一条基于利己和利他之分的国家干预的限度原则来作为划清个人自由与国家权力之间的界限,他的这一原则遭到了后来许多学者的质疑和批判.作者在此将尝试着对这些来自正反两方面立场进行辨析和论证,并揭示了密尔所确立的这条关于国家干预原则的局限性.     

契约自由与社会公正的冲突和平衡 --我国合同法中契约自由原则的勃勃生机

通过对"契约自由"的历史发展的介绍,以及对"契约自由"的内涵界定和对"契约自由"与"社会公正"关系的理论分析,立足我国基本国情,明确了"中国合同法的发展与西方市场发达国家相比有着强烈的反差",提出了"契约自由是我国合同法的核心与灵魂,社会公正不能否定或取代契约自由"观点,并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立法和司法实践,对我国合同法的进一步完善,提供了几条合理化建议.     

法治视野下打击恐怖犯罪的立法原则探索——以反恐法草案为例展开分析

法治是构建社会主义法制的目标,打击恐怖犯罪的立法活动理应纳入法治框架之内进行探讨;法治是权衡自由与秩序、权利与权力之间关系的艺术,打击恐怖犯罪的立法活动需要权衡好自由与秩序、权利与权力之间的关系.维持自由与秩序“各占一半”的均衡式法治思维忽视了打击恐怖犯罪的阶段性特征,故不可取.而权衡式法治思维照应到反恐的阶段性特征,值得倡导.打击恐怖犯罪的立法原则有遵循宪法原则、秩序维持原则、权利保障原则和科学性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草案)》整体显现出“厉性有余、柔性不足”的特点,其依赖权力强行维持秩序的极端观念与法治理念相悖,亟需运用权衡式法治思维予以矫正.     

"以人为本"的追问

“以人为本”体现着对人的关注和尊重。这里的人只能是个人,而非某种抽象的整体。对个人的关注和尊重的核心,是对个人权利与自由的关注和尊重。人的自由通过将义务加诸己身而实现。因此,自由意味着道德和法治。尽管自由不能不加说明地使用,这也并不意味着遏制个人以保全社会就具有正当性。对自由的拒绝并不能使我们安然无恙,却可能使我们错失完善自己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