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光潜"言意合一"语言观的生成及意义

"言意合一"是朱光潜文艺美学思想的重要观念.以其为理论基础,朱光潜修正了克罗齐美学的不足,建构了自身文艺美学体系,阐述了音义协调一致论、内容与形式一体论等重要观点,并运用于文学审美批评实践."言意合一"语言观与20世纪西方语言哲学有相近之处,具有朴素的语言本体意识,为中国新时期本体论语言观的形成和确立提供了本土理论资源.     

"原始思维"说及其现代批判

原始思维或原始智力的研究是20世纪的一大显学.在进化论人类学的模式之中,西方的理性首先把原始思维定位于人类进化的低级阶段;而随着西方现代性危机的加深,后殖民主义思想的普及,对理性独大现象的反思与批判的展开,人们在西方思维传统以外寻找能够补救理性思维之偏失,改良人与自然关系之途径,原始思维又重新成为西方人敬重、学习和效法的对象.昔日被蔑视为野蛮人的原始人,如今被陷入物质主义和增长癖困扰的西方人奉为天人合一式生存的榜样.     

汉语与西方语言的异质性及其对中西跨文化交往的影响

汉语与西方语言在语法、语音及文字等各个方面都存在着异质性,19世纪以来一些西方语言学家由于受西方中心主义思想的影响,认为汉语是一种比西方语言落后的语言.实际上,汉语与各西方语言地位平等,没有高下之分.语言的异质性是跨文化交往的障碍之一,在承认中西语言异质而平等的基础上,才能实现中西方之间跨文化的平等交往.     

西方考古学"三期论"传入考

西方考古学三期论传入中国,始于19世纪下半叶,最初通过在华传教士的介绍而渐被国人所知,至20世纪初年已成为人人皆知的常识。以中文考古学对译英文Archaology,最先由日本人开始使用,嗣后国人沿用日人译名。三期论推动了进化论思想的传播,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都从中获取了思想资源。同时,趋新学人利用此种新知,运用于历史研究,在20世纪初年取得了一定成果。     

海德格尔诗意语言观与伽达默尔诠释学语言观的当代阐释

20世纪西方语言学转向,普遍呈现出拒斥形而上学的语言之思及语言观变革。超越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语言思想可以回溯到维科的诗性思维和诗性语言、荷尔德林的诗意栖居理想、狄尔泰的生命体验哲学以及胡塞尔的现象学还原。20世纪海德格尔的诗意生存论和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进一步探寻超越形而上学的语言道路。深入阐释20世纪西方语言学转向语境下海德格尔与伽达默尔的语言观,对于深入把握语言学转向的思想逻辑与当代语言观的理论建构具有重要意义。     

论福柯后人道主义对尼采人学思想的超越--从"上帝之死"到"人之死"

尼采杀死了“上帝” ,福柯消解了“人”。二者都是西方时代精神的探索者和建构者 ,同时又是西方时代精神的反叛者和解构者。尼采的反理性、反神学、反传统人道主义的思想对 2 0世纪的西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不仅如此 ,还构成了后现代主义的理论渊源。福柯作为后现代主义最著名的思想大师 ,其后人道主义思想不仅继承了尼采的传统 ,而且实现了对尼采人学的超越     

"我-你"关系中的人:"超越的存在"——20世纪西方"人学"的宗教观

西方宗教经历了一个从注重外在礼仪向注重人的内心世界的转变过程,与此相应地,宗教观也经历了一个从信仰主义到自然主义再到人本主义的演进过程,人的主体性原则及其与之相关的非理性原则成为20世纪西方神学或宗教哲学的主导原则,"人学"研究进路成为20世纪宗教观理论思考的共同取向.上帝的问题与人的问题彼此关联、彼此定义,上帝与宗教贯穿于世界与人生之中.以马丁·布伯与雅斯贝尔斯的思想为代表的"人学"的宗教观本质昭示了现代人所面临的生存困境和文化危机,即个体性的失落和主体间的疏离,因而成为主体反省意义上的哲学对于宗教深刻反省之后的理性表达,并传达出人作为"超越的存在"是指向上帝的"存在"、与上帝"对话"关系的"存在"--"人学"和宗教学正是在这一点上找到了契合的可能.     

边缘话语的文化理想--"中国文化语境中的人文知识分子话语"会议综述

当代中国文化的一个显著标志 ,就是文化的发展追慕着世界潮流 ,更准确地说是追慕着西方潮流。就人文学科领域而言 ,“五四”以来百年的历史进程中 ,我们从学习欧美 ,到移植苏俄 ,再到追踪欧美 ,一直借用着一套西方的话语模式、研究方式 ,几千年精美丰厚的文、史、哲积累远离我们的国民教育 ,使 2 0世纪的中华民众陷入语言和感情文化的双重贫乏。时至 2 1世纪的当下 ,我们几乎没有一套自己的学术话语 ,没有建立起一套符合自己民族思维方式、文化传统和言说习惯的沟通、表达、研究的学术规范。一旦离开了西方理论话语 ,几乎无从表达 ,以至有人…     

"言不尽意":中西文论语言的默契--以英伽登现象学文艺学思想为例

"言不尽意"是中国哲学和美学的一个重要命题,他最早出现于《易传》.魏晋时,士人对"言意之辩"的层层探讨,最终使"言不尽意"成了一种语言艺术的追求,更是文论语言所达盼到的一个境界.无独有偶,在一千多年后的20世纪30年代,西方的现象学文论家建立文学本体论学说,其学说对文论语言也进行了充分的探讨,通过对比和分析,不难发现,尽管由于中西文化有着根深蒂固的差别,但文论语言发展至今,中西方已在"言不尽意"上达成一定的共识,产生了一种不谋而合的默契.     

"以人为本"与企业文化:历史与现实

企业文化的以人为本,思想源头是近现代西方人本主义,其中,价值论的人本主义(人是目的等)与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直接相关.把以人为本纳入现代企业管理经历了一个过程,标志着文明与人道进入当代企业管理活动.20世纪80年代后期,企业文化刚进入中国时面临一个理论障碍:马克思主义者能否认同西方人本主义哲学?关键在于:澄清马克思的以人为本与西方人本主义哲学的同与异.作为具体范畴的以人为本不可以抽象地对待.在理解和运用时,要注意它的不同层次和语境.     

现代西方经济学发展中的"存异"与"趋同"

现代西方经济学在20世纪取得了巨大的进展,在此过程中,呈现出理论和政策方面明显的"存异"和"趋同"现象."存异"主要体现在国家干预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理论与政策取向之间的互不相容,"趋同"表现为两者之间互相吸收对方合理的理论并进行综合."存异"和"趋同"与西方经济学发展过程中两大"转换"有着必然的历史联系.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促成经济理论的第一次大转换,即由新古典经济学向凯恩斯经济学转换.20世纪70年代西方出现的"滞胀"又促成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的衰落.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新古典学派和新凯恩斯学派互相接近,形成西方经济学"趋同"的发展方向.了解当代西方经济学基本的发展演变趋势,有助于对其理论主张和政策的时效性形成清醒的认识,同时把握其今后的发展方向.     

王亚南研究"西方经济学说"的科学态度与方法论

王亚南先生是我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他因与郭大力合译马克思巨著《资本论》三大卷而著名。同时,他在20世纪30—60年代期间,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视角,深入研究了古典经济学、奥地利学派、凯恩斯理论等资产阶级经济学说。王亚南不仅坚持唯物论的方法,而且倡导应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来研究西方经济学说。王亚南为我们客观对待西方经济学说树立了典范。他的研究西方经济学的科学态度,不仅现在乃至将来都值得我们学习。     

海德格尔诗意语言观的革新及其启示

诗意语言观是海德格尔诗学思想的重要内容,诗意语言被提升到存在的高度来强调语言对人的生存意义,颠覆了人是语言主体、语言是社会化交流工具的西方传统语言观。海德格尔认为西方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把语言对象化,使语言失去鲜活的生命力,而本质上语言是存在的家,诗意语言才是本真的语言,能够表达此在的存在意义。诗意语言的本质是人的诗意存在与生命决断,以通向诗意语言之途敞开人的诗意栖居之境。     

20世纪西方语言论转向的三大流派

纵观西方20世纪文学批评理论,语言问题始终是一个核心问题,人们关于语言的不同观点促成了很多文学批评流派的起点和终点.语言使用者、语言、语言意义和语境形成了一个互相作用的四维关系.语言又与叙事紧密相联,形成一个语言与叙事互动的文学批评大潮.20世纪西方文学批评的"语言论转向",可分为形式主义语言观、语言的诗性与意识形态性、后结构主义语言观三大板块,它们从批评理论到批评实践表现出各自不同的"价值"取向,为我们认识文学语言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语言革命与当代西方本文理论

上篇“镜式”本质的终结与语言本体观西方人文科学在20世纪发生的最重大的变化之一是传统的“镜式”本质观的终结。这种终结主要从两个维度展开：一是人的“镜式”本质被废弃,转而开始向人本身、人的生存状况掘进。这一转化从康德就初露端倪,在后来的哲人如尼采、弗洛伊德、海德格尔等的不断追问下,形成了20世纪以来的一股强大的人本主义思潮。另一是在这种背景下的语言的“镜式”本质的终结,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语言学转向”（thelinguisticturn）①,从语言工具论转向了语言本体论,它是以分析哲学的出场为标志的,弗雷格、维特根…     

在语言困境中挣扎的诗人--浅论闻一多的语言体验

在现代文学史上,20世纪二三十年代有一场关于语言的争论(语言工具论和本体论之争以及语言世界化和民族化之争),闻一多是在这个语言困境中挣扎的现代诗人.他虽然没有像西方海德格尔等人一样明确提出语言本体论的观点,但无论其学术著作还是文学创作都展现了他对于语言形式本身复杂的体验.闻一多对于语言的丰富体验是对语言工具论的坚定反驳,但在当时提倡世界语的背景下不可避免地遭遇痛苦、陷入孤寂的境地.     

现代中国文学的"传统"与"现代"问题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长久以来一直存在两个先验的没有经过充分反思的参照视野,一个是西方的现代性,另一个就是中国古代传统。这两个视野完美而又矛盾地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两个坐标。在整个20世纪,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文学研究者们在这两个坐标中摇摆。当我们试图挣脱传统的束缚,就去西方那里寻找资源,并把西方文化看成是现代性的完美表达;而当我们发现了西方     

“中国文化语言学”运动和汉语的本质：中国国情的新表现？

在语言学界，中国学术传统与引进的西方思想之间的对立比任何其它领域都更加鲜明。自１９世纪后期语言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以来人们就反复争论这样一个问题：西方理论是否适合于汉语的描写？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期，出现了一场名为“中国文化语言学”的新运动。这场运动的发起者是一群青年学者，其代表人物是复旦大学的申小龙。中氏提出了许多关于汉语本质的激进的新观点，号召全面摒弃目前语言学界使用的，在西方思想启发下建立的理论模式。然而，他有关汉语本质的看法中有很多谬误，这些谬误最终源于西方的语言观、同时，中著还强烈的暗示着这样一种错误看法：汉语不仅是独特的，而且优越于其它一切语言。中小龙在年轻学者中的广泛影响向人们提出了一些很有意思的问题，即文革中成长起来的一代知识分子的爱国主义意识，以及中国人如何看待他们自己与西方的关系这一古老而现实的问题。     

20世纪初中国"民族主义"文本话语建立的历史机缘

"民族主义"作为文本话语最早是在西方出现的,它是16世纪以来西方诸国建立现代民族国家运动的产物.在中国博大深厚的文化传统里,民族思想虽然早在先秦时期便具足了体系,但却未能从其思想逻辑里演绎出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到了20世纪初,由于西方"民族帝国主义怪物"的迫压,加之西方思想主流迁变的影响及日本"保存国粹"运动的启示,中国思想界才开始了建立并演绎"民族主义"文本话语的波澜壮阔的思想运动.这一文本话语的建立,不但改变而且也基本上决定了20世纪中国历史的命运.     

"去中国化":一种现代性话语的建构与衍变

"去中国化"不仅仅是20世纪中叶以来的政治行为,更是人类历史上反复出现的某种话语机制.18世纪启蒙时代西方思想界的"去中国化"可以被视为第一次浪潮;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中国学术思想领域的古今之争则是第二次浪潮;20世纪中叶以后的"去中国化"则可以被视为第三次浪潮.当代西方学界"再中国化"值得深思,其包含着深刻的思想意蕴,预示着人类回归多元主义道路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