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世界华文诗坛的弄潮儿——论留学生与二十世纪的中国新诗

２０世纪以中国大陆为中心的世界华文诗歌，以五四时期诞生的新诗为主体；提倡诗歌革命并首先实践的是留学生，他们是从１９世纪晚期开始的中国走向近代化过程中的一支特殊的先导的知识分子群体；倡导诗歌革命乃是他们倡导中国文化、思想革命的一部分；他们善于借鉴外来诗歌文化，继承中国诗歌传统，从而成为五四以来新诗运动中最有影响和成就的代表者；台湾的诗歌是２０世纪华文诗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留学生诗人也是台湾华文诗坛的主要弄潮儿，大陆，台湾诗歌的此起彼落，正好构成了２０世纪中国诗歌发展的一条完整轨迹     

美籍华人唐仲英上榜中国“十大慈善家”

前不久,一年一度的中国公益盛事——2011中国慈善排行榜发布颁奖盛典在京举行。凭借对慈善事业的突出贡献,吴江市美籍华人唐仲英先生荣获中国年度十大慈善家称号。自唐仲英基金会(中国)成立以来,唐仲英先生已累计在中国的捐款近4.2亿元人民币。中国慈善排行榜由民政部、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红十字总会、中     

浩歌盛世 词美风情：—读顾浩近作《盛世风情》

顾浩<盛世风情>词集,有加大思想内涵和文学内涵的诸多方面展示新貌新人,体现新思想、新政策的光辉,营造诗味,开发诗的魅力.     

近30年新诗形式流变与诗性流失——以傅天琳前后期诗歌创作为例

重视声韵与文体属性相对规范的诗歌,及以"废韵"为特征强调自由灵活的"无韵诗",构成了中国新诗的两种基本形态.二者的互动消长,反映出新诗形式发展的基本走向.受近30年整体环境影响,傅天琳在前、后期的创作中,对这两种形式都进行了尝试.因此,透过傅天琳的诗歌,大致可以窥见当代新诗形式的流变轨迹.考察这两种新诗形态的差异及其影响,对中国诗歌的方向选择及稳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新诗：在通向白话的途中——以早期新诗四个流派为中心

白话为诗是新诗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跃居诗歌正宗的核心环节,无限贴近口语和与土白的进一步分离,成为新诗语言形式探索的又一标志。象征派、新月诗派、现代派和中国诗歌会等四个诗歌流派．代表着此一时期白话诗史上四种既有差异性又互相联结的诗歌语言走向,白话本身在诗语层面有清晰而明确的流变脉络。在“白话”与“诗”之间,白话新诗始终以语言为再出发的原点。     

现代中国新诗的诞生与政治文化——以胡适的实践为中心

现代中国新诗的诞生,宣布了一个崭新文学门类的开端,但裹抉在文化转型时代的新诗体式,其意义本身就因“文学革命”、“诗学传统”、“语言使用”、“思想启蒙”等词语而超乎于文学的范畴。有鉴于此,笔者尝试以探讨新诗的诞生与政治文化之间的平行关系,作为研讨的逻辑起点,结合历史背景特别是新诗首位实践者胡适的理论和实践,具体解析白话的使用、新诗的形式、写作的权利、写作的内容共4方面内容,探讨二者之间的关系,从而在一个立体的研讨中,揭示新诗丰富的历史意蕴。     

中国古典诗歌对英美现代主义诗歌的影响

英美现代派诗歌滥觞于英美意象派诗歌,而中国古典诗歌对于英美新诗运动尤其是英美意象派诗歌运动产生了巨大促进作用,意象派诗歌借鉴并采用了中国古典诗歌的写作策略即意象直呈和叠加的策略.最后,就有关周桂君先生对意象主义误读进行商榷.     

1930年代前美国文学书写的“文化中国”

在1931年赛珍珠的《大地》塑造了正面中国形象并广泛流行之前,美国文学由于受"排华运动"的影响,所呈现的中国人形象一直以负面为主,但在哲学和诗歌领域尚有一脉不涉及个体中国人的"文化中国"书写传统。新英格兰超验主义、新诗运动等,都力图借鉴并呈现文化的中国,以对抗当时美国的思想与文化现实,留下了丰厚的文学遗产与充满活力的思想反思。     

论"中国新诗"派的诗美探索

"中国新诗"派在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的交汇点上形成了自己的诗美理想,他们以独特的艺术理解去拥抱和融汇西方现代主义"新的写作方法",构建和强化诗歌自身的审美品格,坚持"戏剧化"的创作原则和意象化的美学追求,成为20世纪40年代诗坛上独树一帜的艺术生命群.     

早期新诗坛的第三种力量——论闻一多、梁实秋的早期新诗批评

在早期新诗坛的力量格局中,胡适系诗人和后起的郭沫若都掌握了不小的话语权,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在这个相对平衡的格局中,闻一多和梁实秋的早期新诗批评则试图开辟男一方天地,对早期新诗的相关议题作出较为平实的思考,从而构成了早期新诗坛的第三种力量。     

新诗的"有形"与"无形"--以林庚的诗歌格律探索为中心

林庚是中国新诗格律探索中最坚韧的跋涉者之一。他从 1931 年以“自由诗”作者的姿态初涉诗坛始,至1935年前后转向“新格律诗”的实践,直至20 世纪 80、90 年代以论文方式继续诗歌格律问题的思考,林庚的诗歌格律探索由形式及本质,突破了以形式划分新诗和旧诗的简单化思路,深入涉及了“诗的内容”、“诗的本质”等诗歌内质问题的探究。同时,他的“九言诗”等创作尝试也在格律实践、融会民歌因素等多个层面上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对于今天的诗歌创作、批评、研究不无启发性和现实意义。     

闻一多：诗画歌吟——闻一多与新诗绘画美关系述略

闻一多提出的包括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在内的新诗“三美”理论,是十分重要的新诗美学理论创见。本文从新诗绘画美的美学内涵与“诗中有画”诗学传统的辩证联系,新诗绘画美的两个主要美学要素———廓线与色彩的艺术体现等几个方面,论析了闻一多在新诗绘画美的理论倡导和艺术实践中的探索与贡献。     

郭沫若翻译活动对其早期新诗创作之影响——以郭氏自述为考察视角

留学日本给郭沫若提供了大量阅读并翻译外国诗歌得天独厚的环境,也开启并深刻影响了其新诗创作之路。以郭沫若的自述为考察视角,以其译诗和新诗为观照文本,可以从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来厘清郭沫若新诗创作中那些来自外国诗人及诗作的影响因子：形式方面,郭沫若实践了自由诗体但也有民族化成分的保留,并主要使用了白话语言;内容方面,郭沫若在情调和思想上汲取了诸多有益的成分。     

渭塘：珍珠湖畔的明珠

"天下珍珠渭塘先,渭塘珍珠甲天下。"去"中国淡水珍珠之乡"苏州市相城区渭塘镇采访之前,就听说渭塘中国珍珠宝石城规格极高,渭塘的淡水珍珠名扬海外。果不其然,在中国珍珠宝石城前的广场上,记者一下车,目光就被中国行业一百强、先进集体等数十个荣誉奖牌所吸引。迎着台阶而上,摆满各种珍珠饰品的销售摊位在一楼大厅内整齐地排列着。看着有外人进入,销售人员面带微笑,老远就热情地推销珍珠饰品。     

近年的中国诗坛

《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开辟“现当代诗学研究”专栏，是办大学学报的一个创举，如今该栏目由于选题能够面对现代汉诗研究中的重大问题，精心组织专题探讨，发表质量高的诗歌研究论文，五年下来，已经产生重大的学术影响，不仅该栏目受到诗歌研究界的共同关注，所发表的论文常被硕士、博士论文引用，而且为学术办刊的创新，提供了启示。     

以《女神》为代表看早期新诗的艺术成就

文章以分析郭沫若的《女神》为主,兼评"五四"时期其他诗作,指出了早期新诗的一些艺术特点,如充满爱国主义的火热情感、具有强烈的时代特色、弥漫着全新色彩的浪漫主义创作手法以及在艺术形式上大胆创新,并强调早期新诗开启了一代诗风,为现代诗歌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对当代诗歌创作亦有一定的影响。     

传统:中国新诗问题的一个关键词——在台北"海峡两岸华文文学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传统”是过去一个世纪以来中国新诗论争中的关键词,围绕着它,不同的学者与诗人都有着十分不同的理解,“反传统”与“传统”相互纠缠,彼此很难协调,但是中国新诗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传统,这一点常常被人所忽略。     

"选本"之中的读者眼光--以《新诗年选》(1919年)为考察对象

新诗作为一种实验的产品,就是要打破阅读与写作之间的成规性认同,呼唤一种新的“阅读程式”。以1922出版的《新诗年选》为个案,可以探究出其编者对读者“阅读程式”的塑造意识是如何渗透到具体诗选的编辑策略当中的。《年选》评语所体现出的,则是另一种阅读的逻辑,即借用“传统”的权威,为新诗提供阅读上的参照。正是在阅读、评价标准的缠绕中,新诗的成立受到了两种冲动的约束:一是对既有的诗歌想象的冲击,在文类规范外追寻表意的可能;一是某种与传统诗艺竞技的抱负,即:它要在白话中同样实现古典诗歌的美学成就,这造成了“新诗”合法性的基本歧义。     

双重赋形的新诗阐释学实践--评肖学周博士新著《为新诗赋形》

重新审视新诗的精神遗产是诗歌研究界不可回避的问题,肖学周新著《为新诗赋形》直面新诗语言问题,以闻一多为个案,全面系统地梳理了闻一多诗歌语言的多方面的特征,厘定闻一多新诗创作的历史地位与现实意义。在方法论上体现为对新诗赋形的理论赋形,即双重赋形,这一新诗阐释学实践无疑具有积极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