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理性人假设批判的批判

理性人假设是经济学大厦的基石之一.自其提出之日,就遭到学者广泛而激烈地批评,但似乎并没有妨碍以理性人假设为基础的个人主义分析方法攻城掠地,形成目前庞大的经济学帝国主义,直至目前,也没有看出它放慢侵略的步伐.在表象背后,必然有对理性人假设的现实需求,必然存在其内在合理性和重要价值性:首先,理性人假设是一种方法论逻辑,为科学研究所必须;其次,理性人假设是追求最大化,而非实现了最大化,梦想能否实现是受制度、技术、文化等现实的约束;再次,相比其他人性假设更接近现实,它为社会治理提供一种可能的进路;最后,它是激励约束制度设计的前提.     

刍议现代经济学的理性假设

经济学是关于理性选择的学科,不同理性前提的内涵构成了不同经济学体系的基础.主流经济学以完全理性作为其前提假设,并得出行为人可以在诸多决策方案中进行最优选择的结论;但是,完全理性假设不仅在真实性方面存在缺陷,而且在逻辑推理上和实践检验中都遭到质疑.实际上,行为人的理性是有限的,在此前提下,新制度经济学、演化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等经济学分支构建了自己的学科体系并创建了行为人在有限理性条件下的真实选择模式.     

论波斯纳对芝加哥法经济学理性人假设的修正

以波斯纳为代表的芝加哥法经济学坚持的是新古典经济学理性人假设理论,可以说,二者的理性人假设理论是一脉相承的。但作为芝加哥法经济学个中翘楚的波斯纳,他的法经济学理性人假设并不是新古典经济学理性人假设的复制品。在新古典经济学理性人假设广泛受到质疑时,波斯纳并未置身事外。面对新古典经济学理性人假设的解释力和预测力越来越弱的现实以及理性反常现象的挑战,波斯纳与时俱进地通过增设一些附属假定来保护理性人假设的内核,从而实现对理性人假设的现实修正以促进法经济学理论的发展。     

人类决策行为的经济学与心理学分析——行为经济学研究述评

行为经济学是让经济学家与心理学家经济合作与对话的共同语言体系与平台.心理学家对于作为经济人的人之本性、理性的本质以及行为偏好的不变与反转提供了不同的理解与创见.而伴随着对立与批判,经济学与心理学未来势必会有更多的融合与共识.     

儒家“理性人”对经济学“理性人”假设边界的拓展

理性与人性存在密切的联系。儒家人性论的“性善论”决定了儒家的“理性”注重价值判断,是一种价值理性;基督教的“性恶论”决定了经济学“理性人”假设的“理性”注重功利计算,是一种工具理性,具有自身的局限性。经济学的合约理论是建立在经济学“理性人”假设基础之上的,但合约本身并不足以保证签约各方某项权利或义务的成立。为了保证合约中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的执行,需要当事人之间进行沟通;同时,合约理论还必须假定一个道德原则的有效性,儒家“理性人”为经济学“理性人”假设提供了这个道德原则,也就是忠信原则,这就是儒家“理性人”对经济学“理性人”假设边界的拓展。     

从理性人假设看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从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谈起

20 0 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卡尼曼和史密斯教授所创立的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理论 ,不仅拓宽了整个现代经济学的研究领域 ,而且激发了人们对理性人假设等经济学基本命题的反思和对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审视。本文通过经济学中的理性人假设基本命题的形成与发展这条主线 ,提出了一种合乎逻辑地了解和探讨西方经济学的历史沿革、主流体系及未来发展的新视角 ,探讨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体系与应用、局限与发展等问题。     

经济学理性变迁及其伦理复归

完全理性假设是西方经济学理论发展的基础。长期以来,主流经济学在完全理性假设基础上进行的模型分析和逻辑推演一直伴随着学界的反思、质疑,甚至挑战。基于对理论演化与实践发展的论述,阐明了有限理性学说的成长与发展在体现经济学理论诉求的同时,动摇了主流经济学之根本,开辟了对经济行为决策的组织内研究。而从有限理性延展出的对经济学伦理考量的复归,对经济理论和现实具有重要的意义。     

行为经济学对传统经济学基本假设的修正和发展

从传统经济学体系的发展主线出发,指出了一个探讨传统经济学的历史沿革、主流体系及未来发展的新视角,即传统经济学的基本假设的局限促使经济学基本假设从完全理性到有限现性的完善,从而导致了行为经济学的产生。行为经济学根据对现实人的心理分析和经济行为的研究得以修正和发展了经济学基本理论假设,并将非理性等复杂的人类行为分析融入标准的经济理论之中。     

“有限理性行为人”假设探讨

在前人关于有限理性行为人探讨的基础上,本文具体化某些已经讨论过关于影响人类理性的研究结论,同时从较为广泛的视角包括:行为理论、社会学、信息以及脑科学等提出影响人们行为理性的因素。附带两个附件:问卷与案例,证实前人结论的有效性和提供感性材料帮助理解作者的观点。     

对韦伯理性官僚制的再审视

韦伯在总结传统官僚制的基础上．创立了理性官僚制这一重要理论。但诞生于工业社会基础上的理性官僚制在进入后工业社会和信息时代时．显示出许多的不适应性，特别是低效率、封闭性和压抑人性等问题长期受到理论界的猛烈批判。然而，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韦伯的理性官僚制作为一种高度理想化的纯粹的组织机构类型和组织形式，它所体现的工具理性价值，对现实仍具有借鉴意义．因此，应重视吸收其有益的智识资源．为我所用。     

对韦伯理性官僚制的再审视

韦伯在总结传统官僚制的基础上,创立了理性官僚制这一重要理论。但诞生于工业社会基础上的理性官僚制在进入后工业社会和信息时代时,显示出许多的不适应性,特别是低效率、封闭性和压抑人性等问题长期受到理论界的猛烈批判。然而,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韦伯的理性官僚制作为一种高度理想化的纯粹的组织机构类型和组织形式,它所体现的工具理性价值,对现实仍具有借鉴意义。因此,应重视吸收其有益的智识资源,为我所用。     

交易就是有效率的吗——对新古典主义理性的再思考

本文针对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关于完备理性的假设 ,指出在现实世界里经济人理性的缺陷 ,这就否定了经济人理性完备性 ,从而提出有限理性。作者指出现实世界中 ,有限理性是信息不对称的必然推论 ,由此指出 ,只有在适当的制度安排下 ,交易才是有效率的。     

"理性经济人"假设与新制度经济学

自从亚当.斯密以来,“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在很长时间里成为西方经济学中的经典假设之一。而新制度经济学在运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分析问题的同时对这种假设做了批判与重新界定,使经济理论对人的研究更接近于现实的人,同时也对制度如何更好地安排从而更符合理性人的要求提出了建议。     

"理性人"假设的发展及其方法论意义——仅以经济学诺贝尔奖得主的贡献为例

"理性人"假设是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前提和逻辑起点.经济学诺贝尔奖得主对它的发展可以归结为五个方面:拓展偏好指向、明晰约束条件、确立实现方式、探究心理机制、扩大适用范围.其蕴涵的方法论,对于正确理解现代经济学的前提假设、"理性人"假设的现实性、"理性人"假设发展的具体方法等问题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政治理性人”的基本逻辑——政治学基本人性假设的新思路

政治领域中政治人的人性假设不仅应成为政治学方法论的基本前提，而且应构成政治学在社会科学诸学科中独树一帜的基本依据。论题在与“经济人”的比较中，挖掘与建构“政治理性人”的人性假设。政治理性人是在特定的政治经济环境中，基于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在三元利益的激励下，追求、夺取并运用权力，来实现特定的利益权威性分配以满足特定利益需求，从而实现权力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有机统一。这一基本逻辑链外在体现为：双重需求激励—追求权力—三元利益互动—运用权力—政治行为。     

从利己理性到道德理性——网络时代社会和谐发展的经济学假设

以纯粹利己理性为行为基础的经济行为对市场经济制度会造成一定的危害 ,而对利己行为的外在的制度约束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这些危害 ,只有市场中行为主体具有内生的道德理性 ,才能使社会的制度约束对经济行为的调节更为有效。在经济社会 ,人们从利己理性向道德理性的转变是一个历史过程 ,而迅速提高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 ,逐步减少不同文化间的排异 ,大力发展科学和教育事业 ,是实现这个转变所必需具备的几个基本条件。     

经济理性与经济学理性

科学的经济理性是财富理性而不是金钱理性,是价值理性而不是一切向钱看理性,是道德理性而不是丛林理性,是辩证理性而不是片面理性,是对策理性而不是博弈理性,是文化理性而不是技术理性,是整体理性而不是还原理性,是系统理性而不是要素理性,是工程理性而不是工匠理性,是幸福理性而不是贪欲理性,是发展理性而不是增长理性.与科学的经济理性对称,科学的经济学理性是对称理性而不是非对称的线性理性,是科学理性而不是意识形态理性.给经济理性、经济学理性进行科学的定位,其首要目的是为了给中国改革开放以正确的理论指导与实践定位.     

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对我国代表人诉讼的启示--以”理性人假设”为线索

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对于代表人诉讼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以“理性人假设”为线索,奥尔森提出了克服集体行动困境的两项措施：减小集团规模和选择性激励。从而为解决我国代表人诉讼的困境提供了分析工具和重要启示。     

研究生德育工作的理性审视

随着社会进步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要求学校德育具有新的内涵,以培养造就与现代文明相适应的思想道德观念,并根据时代特色,及时调整、充实研究生德育工作内容及实现途径。     

民法适用的理性人标准

在民事审判中,法官适用裁判性规则需运用自由裁量权。为了实现司法公正,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应遵循客观的理性人标准。理性人是法官拟制的中立的、独立的判断者。理性人的构建以常人能力为基础,以具体案件的行为场景为背景。理性人标准是对自由裁量权的规制,能有效地预防自由裁量权的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