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卫兵:一项社会结构分析

一、红卫兵运动的社会性:社会评价无疑,“文化大革命”首先应该被看成是一场超级的社会运动,因为它席卷了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导致了人们思想、心理、行为方式,乃至风俗习惯的遽变。在这场运动中,处在不同社会地位上的各阶层的人们都站在自己的立场上,以自己所独有的方式重新认识自身的利益,重新认识社会现实,并各得其所或各有所失。作为一个社会群体,青年在“文革”中的主要活动、思想历程以及这一代人的所得所失,十分集中地在红卫兵运动中,在那些红卫兵运动参加者的当时的和日后的经历中体现出来。     

新乡村建设与共建和谐社会

20世纪的20、30年代,以晏阳初、梁漱溟等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发动了一场规模宏大、波及甚广的乡村建设运动,组织者希望中国乡村可以在现代化中不至于衰败,但后来因日寇入侵等多种原因,运动在国内失败,后在海外得到传承。本世纪初,被誉为“中国农民代言人”的温铁军再度发起“新乡村建设”,他认为,我国多数农村大体上仍然处于小农经济时代,农业现代化很难实现,农村大量的过剩人口也不可能全部转移到城市,那样会造成严重的城市病和资源环境的不可持续,所以,只能以小农村社制的经济基础为前提进行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利用当地社会资源求发展。他倡导的“新乡村建设”主要是组织青年知识分子深入乡村,培育农民的自主精神、提高社会福利和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促进经济合作与乡村社会的和谐。温铁军的这些做法得到国内外许多人的支持和参与,也引起学术界很大争议,几年前有些专家甚至认为这只是一种乌托邦式的设想,必然失败,更谈不上推行于全国。当然,国家最近大力提倡的“新农村建设”虽然在政策层面上似乎已经肯定,但现在就对其效果下定论还为时过早,一切都有待时间来证明。     

杨开道与清河“实验室”

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思想界、政治界所关注的依然是那个尚待解决的基本问题——如何使中国走上一条国强民富的现代化道路。围绕着这个问题，从理论上的探讨到提供实际的解决方案，呈现的是一个“百家争鸣”的局面。从本期开始，我们将着重讨论农村问题，特别是在抗战以前，由“深入民间”逐步汇聚成的“乡村建设”运动。 从社会学研究与应用的角度来看，中国农村是一片广阔而尚未开垦过的田地。要研究中国平民的生活，一定要研究占人口总数80％的农民的生活；要解决中国社会的问题，一定要解决农村问题。于是，正像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将都市作为社会学的实验室一样，乡村成了中国社会学研究、应用的实验室。以杨开道为首的近代中国社会学者对中国农村问题的研究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展开的。     

中国农村复兴之路

“中国问题的实质是农民问题”。所以自80多年前晏阳初及其同仁发起“新乡村建设运动”之后,关于农村发展的讨论和试验就没有停止过。2006年,国家做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决定之后,农村发展问题走出了以讨论和试验为主的“新乡村建设”阶段,而开始迈向更为务实的“新农村建设”阶段。新农村建设是针对当前农村不断衰败、农民处境艰难和农业发展缺乏后劲的大背景提出和开展的。新农村建设就是要把农村建设成为农民可以在其中实现生产和再生产,可以实现其人生价值和意义,村庄人际关系和谐,具有高度认同感的生活共同体。所以新农村建设应该不…     

“讲真话，促稳定”的重要实践“潘晓问题”讨论之回顾与思考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第一个春天 ,１９８０年５月 ,以《中国青年》发表署名“潘晓”的信《人生的路呵 ,怎么越走越窄……》为标志 ,一场规模空前、历时一年多的“潘晓问题”大讨论 ,亦即“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或人生观问题的大讨论 ,拉开了帷幕。“潘晓问题”大讨论 ,是在当代中国思想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转眼间 ,２０年过去了 ,我们 ,已经站到了新旧世纪的交叉点上。此时此刻 ,对这场大讨论进行一番回顾与思考 ,不论是对当代中国青年人生观的合理建构、健康成长和顺利发展 ,还是对当代中国社会的全面发展进步 ,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     

深入民间：近代中国的乡村建设运动（上）

社会学者进行农村调查，并参与计划农村改良，其工作的大背景是从“深入民间”逐渐汇聚起来的“乡村建设”运动。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农村社会学研究同乡村建设运动是密不可分的。一方面，社会学者以多种方式积极参与了乡村建设运动；另一方面，乡村建设的主要领袖如晏阳初，梁漱溟，尽管都并非职业社会学者，但他们对中国问题的基本看法，包含了社会学的内容。也能代表社会学界甚至整个知识界一部分人的看法。     

20世纪初的中国人口问题

许仕廉在《中国人口问题》一书中说：“人口是社会与国家的原料，是文化与财富的生产者。所以，要研究各种社会问题、经济问题、政治问题、教育文化问题，必从人口入手。”中国人口问题对社会的影响，并不亚于某些重大政治事件或思想运动。而围绕着人口数量以及如何制定相关政策等问题，一直有不同的意见与争论。     

深入民间：近代中国的乡村建设运动（下）

社会学者进行农村调查．并参与计划农村改良，其工作的大背景是从“深入民间”逐渐汇聚起来的“乡村建设”运动。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农村社会学研究同乡村建设运动是密不可分的。一方面，社会学者以多种方式积极参与了乡村建设运动：另一方面，乡村建设的主要领袖如晏阳初．梁漱溟，尽管都并非职业社会学者，但他们对中国问题的基本看法，包含了社会学的内容，也能代表社会学界甚至整个知识界一部分人的看法。     

苏南乡村精英流向城市现象考察——江苏扬中的个案调查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由于受中国国内经济增长速度放慢、农业连续丰收后出现的农产品价格持续下跌、乡镇企业效益普遍不佳等因素的影响，中国农村日益暴露出一些严峻的现实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有关转型期农村社会性质的研究成为一门“显学”，社会学、人类学、法     

梁漱溟的“新礼俗”——读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

作为20世纪30年代中国救国之路的一种探索,“乡村建设运动”的失败已是不争的事实,就连梁漱溟自己也不得不承认:“我诚然错了。”(梁漱溟,1993:428)但是,80年代以来中国知识界对梁漱溟的兴趣的恢复,以及我们由此想起的他当年的固执与一意孤行,却不容我们对这场运动和梁先生对中国社会的思考弃如敝屣。“乡村建设运动”结束半个多世纪后,中国农村又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社会和文化问题,这些问题更无不促使人们重读梁先生的《乡村建设理论》。倒是梁先生在上述那篇回忆文章中的另外一句话,更值得回味:“然而所见仍然没有错,只不过是说出来太早了。…     

中国社会学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再与韩明谟教授商榷

本文针对一种具有代表性的中国社会学史论,认为在中国社会学史的研究中,应注意学科化的社会学与非学科化的社会研究的区分。前者发展迟缓,却在中国社会学中占主导地位;后者与现实政治息息相关,其典型是乡村建设运动,而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基本上不是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出现的。社会研究的领域十分宽泛,其历史应是多学科研究的对象。中国社会学史的上限应以1898年为宜,下限暂定在1978年。其间,1911、1919、1928、1949,为中国近代史的重要转折年代,但不宜作为划分中国社会学阶段的天然界标。30年代“中国化”口号的提出,不是以有否“奴化的感觉”为转移,而是以吸收和消化外来文化为前提。社会学中国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社会学的应用过程。这个过程远未完结。     

优化儿童成长环境是社会的重要责任——“儿童成长环境与社会责任”理论研讨会综述

儿童健康成长是中国社会的重要责任,当前,儿童成长环境中还存在一些不利于儿童成长的客观因素,比如家庭过度教育问题、教育机制导向问题、儿童安全问题、青少年犯罪及立法问题等。因此,必须加强儿童工作的力度,切实落实相关政策,为儿童的健康成长提供有利的保护。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六·一”前夕以一个大朋友身份来到北京市少年宫,向全国儿童祝贺节日的同时,勉励儿童既要学习书本知识,又要多学课外知识;既要勤于思考,又要培养创造精神。以此为契机,上海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举办了“儿童成长环境与社会责任”研讨会．就以上问题展开热烈讨论,并提出具体策略以供相关部门参考。     

论机制与机制研究

近年,报刊上频繁出现探讨有关各种机制的文章,这是一种可喜的现象。它标志着理论界对各类问题的研究深入到一个新的层次,即从事物运动过程中的内在动态联系去考察现实社会、经济、文化、心理等等现象,来解决改革与建设过程中的种种问题。这样,就把“机制”     

城乡·高考·配额制

社会上关于平等和公平的争论似乎和人类历史一样漫长。中国长期的城乡隔离的户口政策导致的城乡不平等,尤其引起了人们对这一不平等导致的高考中的“教育公平”和“机会平等”问题的讨论。前不久,友人田方萌发来他刚刚完成的一篇有关这一问题讨论的大作,《农村考生该受配额制保护吗？》。读后有些想法,写出来供大家参考,并兼与方萌商榷。     

教条的法律谁之过

有农村问题专家说,“农民头上三把刀:上学、告状和医疗”。其中,告状是一把最厉害的“大刀”,谁告状谁就被搞得家破人亡。这样的现实揭示了现今中国法律的一个重要现实:今日中国法学界,最为强势的话语是言外国法律为模本,热闹的讨论和论证大多也围绕大陆法系和海洋法系展开,却鲜见与中国实践经验结合。     

全球社会危机与青年政策建设——基于“占领华尔街”视角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不断演变为一场具有传染性的全球社会危机，对世界青年群体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和影响，2011年9月爆发的美国纽约“占领华尔街”运动成为危机时期经济与社会互动发展的佐证。本文以世界青年人的发展为视角，以“占领华尔街”运动为对象，分析青年发展要素提出完善青年政策的基本思路和策略。     

发展陷阱：城镇化建设何去何从？

中国历经3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重返社会建设既是现实的需要,也是发展规律的内在要求。随着城乡社会的融合,村庄在消逝,城市人与农村人的权利心理在走向趋同。乡土社会经济正在消逝,取而代之的是城市社会的快速扩张,非农、非正规经济在农村土地上快速长成,而这一过程其实又是一次试错运动。推进中国的城市化,不是解除户籍和土地制度的束缚,而是依靠生产方式转变和农民收入提高,以及农村的土地经营模式的改变。城镇化道路的选择,关注重点应该是农村而不是城市,出路在于城市建设稳步推进以及其与农村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协调。     

城镇化视角下农村社会管理创新研究

农村社会是中国社会的基础,加强社会管理的重点应该在农村、在基层。当前我国要实现城乡统筹发展,必须开展农村社会管理创新,提高农村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本文以分析具体案例为重点,以解决实际问题为目标,重点研究我国农村社会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和矛盾,同时借鉴国内外先进的社区管理理念和管理模式,旨在提出新的适合我国农村社会管理实际的模式,以期对我国加快新农村建设有所启示。     

高校“形势与政策”课必须建立规范的教学管理秩序

高校大学生形势与政策课教学，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础理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帮助学生正确分析和认识党和国家面临的政治、经济形势和国际形势，以及现实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中存在的问题，增强学生辨别是非的能力，引导学生正确认识社会热点和难点问题，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素质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在开展大学生正确认识国内外形势，深刻理解党和国家内外方针、政策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当前在“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和教学管理上，还存在许多不完善的方面，为此，我们必须对“形势与政策”教学及教学管理课进行积极探索，深入研究学科特点，确立新的教学思路、建立规范的教学管理秩序，提高“形势与政策”教育课的有效性。     

政府与学院之间的伙伴关系对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发展的意义

本文所讨论的“伙伴关系”是指政府与社会工作教育学院基于解决社会问题、满足社会需要、提高人民福利的共同基础而产生的“政府行为”(社会方案、社会福利政策、对社会工作教育与训练的财政支持)对专业社会工作及社会工作教育发展的影响,社会工作教育与训练对传递、转化政府社会福利政策的作用二者之间的连结关系。 一、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发展中政府与学院“伙伴关系”形成的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