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鸡足山禅宗“看话禅”探析

看话禅的修行实践在唐代末期就开始出现,宋代以后成为临济宗的主要特色。看话禅意在把禅师们从公案文字中解脱出来,扭转禅风,归向禅宗明心见性的本旨。云南鸡足山禅宗看话禅源自江南禅宗,从元代开始有鸡足山僧人普通等参学于江南临济明本,回滇后住鸡足山修持看话禅。从高奣映《鸡足山志》中记载的鸡足山诸禅师的看话禅的行实来看,看话禅已经是鸡足山僧人普遍的修持方法。     

文学“危机论”是一个伪命题——与赖大仁教授等商榷

文学“危机论”认为,当前文学的危机不仅表现在文学的形态在技术因素冲击下所发生的变化,更重要的还表现在文学精神的萎缩和缺失之中。这种“危机论”从本质上说是一个伪命题。因为,文学形态的变化并不意味文学的危机。而如果以最本质的人性的标准来衡量,说文学精神从整体上正走向萎缩和缺失也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在一个日趋走向精神自由和文化多元的社会中,文学的危机没有存在的基础和条件。     

寻道之路：“不可说”与“不立文字”——维特根斯坦思想与禅宗思想之比较

维特根斯坦一生对哲学的批判、瓦解和创新,成绩斐然,他那种特立独行的个性,以及那富有神秘性的、不可言说的思维方式和“语录体”式的叙述风格与中国禅宗思想有着天然的契合性。维特根斯坦是通过“看”和“显示”来呈现“不可说”;禅宗则是通过“默照禅”和“以势示禅”来显示“不可说”,二者“殊途同归”。维特根斯坦的思、言和行都与禅修者有着惊人的相似性,从某种意义上看,维特根斯坦可以说是西方世界里的东方禅师。     

如何从“看”中回归“本质”的生活——现象学的直观与禅的直观比较

哲学一直在寻找一种旨在到达事物本质的科学方法,但一切哲学的方法都难以逃脱"我"的思维陷阱.这种状况在现象学者那里得到了改变,现象学者强调现象学直观的素朴性和本质性,现象学的直观可以到达本质.但现象学直观获得的"本质"值得商榷,它的直观的丰观性仍然无法根除.我们在佛教禅宗的"禅"方法中发现一种更为古老和根本的直观方法,这种直观不是概念或经验的,而是体验自身,是人在自身之中的回转而回到自身的清白状态.这种"看"的方法让呈现和呈现者以及所现之事回归其自性,在普遍的自在中保持存在的纯真又促其显露,为此人们来到真正的本质.     

是“后现代死了”,还是应超越后现代?——对后现代与庄、禅式思维的整体性反思

后现代作为一种思潮的出现,是相对于社会变迁而言的,这种变迁与技术及工业革命直接相关,进而与商品化、消费主义等紧密相连。因而“后现代”不是死了,而是客观存在着。超越后现代的一条有效途径,便是通过认真整理、开发、利用中国传统文化资源,建构起富有东方智慧的全新哲学。其中庄、禅式思维所包含的“后”因素,成为这方面的一个重要契机。     

“晚闻多妙教,卒践塞前愆”——论杜甫与禅宗

在杜甫时代,禅宗对文人士大夫的影响是普遍的,许多大诗人都与禅宗产生了密切联系.虽然,杜甫与禅宗的关系不能与王维、张说、房琯等人相比,但也不可否定杜甫在他的现实人生经受过一系列的尖锐碰撞之后,不由自主地发生了由奉儒向近禅的偏转这一事实.本文试图从三个方面来对杜甫与禅宗的关系作一个简要探讨.     

是“征服者”，还是真学者？——就五十年代的郭沫若与王维江先生商榷

王维江先生仅以回忆录为史料,试图完成“分析中国共产党与学术研究的关系,探求五十年代知识分子的命运浮沉”这一宏大叙述的研究路径,有勉为其难之虞。他对郭沫若在五十年代的学术成就“不成东西”的评说难以与事实相符,把一直主张“西周奴隶说”的郭沫若,因其所谓的“紧跟毛泽东”,而划到“西周封建说”一营,更留下实在不该有的硬伤。与给予党外学者的理解包容相比,他对郭沫若缺少了些许的“了解之同情”。     

复兴还是复辟——就“复兴文言”与毕耕老师商榷

白话取代文言成为主流语体是历史的必然选择,提倡复兴文言是违反历史潮流和语言发展规律的,是行不通的语言割据。要对“白话文运动”进行修正和补救,为当代文学发展寻求切实可行的出路,关键不在于倡导复兴文言,而应大力倡导白话创作,完善以白话为主体的现代汉语,盲目倡导复兴文言则只能走向违背历史潮流的文言复辟。     

“超越”何以可能？——就“超越”问题争鸣与诸先生商榷

“超越”作为哲学与宗教的重要问题，不仅是主客对立下的存在者化的概念，还是前存在者意义上的“超越活动”。“超越活动”是“超越的本源”，现代新儒家所谓的“内在超越”与“外在超越”均是“超越活动”的对象化，即人通过作为“超越活动”的“爱”与“思”而成为超验的存在者，而超凡存在者“天”的生成则与人的敬畏情感与形上追求相关。因此， “超越”问题归根到底还是人的超越性问题。近年来，对于“超越”观念的讨论如此热烈，与“人本主义”背景下人的超越性问题密切相关。     

为马克思辩解——就“活劳动商品”问题与王建民教授商榷

马克思关于劳动不是商品的论证是其经济学严密体系的基石之一 ,这一论证具有科学性。王建民在《论活劳动商品》一文中试图动摇马克思的这一观点 ,不仅不能推动理论的发展 ,而且使自己退回到李嘉图学派的矛盾中去。     

“物化劳动是剩余价值的主要源泉”的两个缺陷——与钱伯海教授商榷

“物化劳动是剩余价值的主要源泉”的观点,从立论基础到论证过程存在着两大缺陷,一是所谓“实际价值也是价值”的论证把价值与使用价值直接等同起来,二是以“斯密教条”为理论基础的所谓其价值构成研究并不能真正证明物化劳动是剩余价值的主要源泉。物化劳动是剩余价值的主要源泉的观点不是对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理论的发展。     

艾布拉姆斯是“新批评”吗?——与陈晓明教授商榷

艾布拉姆斯是当代美国著名的文论家,国内学界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就对其著作进行了译介,他的批评理论尤其是文艺理论“四要素”——“宇宙”、“受众”、“作品”、“艺术家”——在国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遗憾的是,陈晓明先生在重要的学术刊物上发表《美国解构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分析》一文,对艾氏的身份定位、批评理论等关键性论述,还存在着不少可商榷的地方.因此,厘清艾氏的“身份”定位以及其批评理论之旨趣等问题,就显得十分必要.这不仅能够加深对艾氏批评理论的理解,同时也为学界进一步开展艾氏的研究打下基础.     

是“复辅音声母”还是“多音节字”——与蔡永贵先生商榷

蔡永贵撰文对上古汉语存在复辅音声母的假说提出质疑,并提出“上古时期汉语词汇中就存在双音节及多音节词”和“上古曾有过双音节字”的新假说。然而,从汉语自身特点和发展规律、语言实践事实等角度,考察蔡文的论证和论据,可以确认上古汉语存在复辅音声母的假说是成立的,蔡氏的新假说大可商槯。     

“美学”究竟是什么?——与王建疆等人商榷

新时期以来,伴随着美学研究的对象从“美”向“审美”的转移,“美学”的学科名称遭到“审美学”的挑战.这些论争对于人们重新认识“美学”的涵义颇富启发意义,但它们主张将“美学”改名为“审美学”,将美学研究的对象仅仅局限在“审美”关系、活动、经验内,否认对“美”的本质、共性、规律的思考、抽象和概括,这却是令人难以苟同的.虽然“美”包含“审美”,“美学”可以译为“审美学”,但作为学科名称,还是保留“美学”的译名更为合适.由于在中文中“美”与“审美”是两个概念,“审美”必须以“美”为存在前提,因此,对“美”的追问是美学研究回避不了的问题.美学就是研究美和审美经验的人文哲学.     

北魏离散部落与社会转型——就离散的时间、内涵及目的与唐长孺、周一良、田余庆诸名家商榷

北魏离散部落开始于登国元年(386),即《魏书·官氏志》“登国初”的记载是可信的。被离散的对象包括被征服部落、降附部落和原有部落,其范围基本上是北魏境内所有的游牧部族。它以氏族或家族为单位,将游牧部落分解为若干小部分,使原来的君长大人变成了国家直接统治下的、有服役纳税法定义务的地方基层官员。它没有强迫牧民改从农业,并随北魏的军事征服逐步推行。北魏离散部落不仅削弱游牧贵族的势力,加强国家对他们的统治,增强国家的经济和军事力量,而且把游牧部族纳入了封建制轨道,加快了北魏的封建化进程。     

“五言诗成立于建安”说质疑——兼就五言诗辨体与木斋先生商榷

木斋《试论五言诗的成立及其形成的三个时期》《论汉魏五言诗为两种不同的诗体》两文提出了"五言诗成立于建安十六年之后"的观点,实可商榷。五言诗是以二三节奏的五言句为基本句式、隔句押韵的诗体,其体裁样式对风格和格律并无特殊要求,风格可以是"言志",也可以是"穷情写物"。五言诗的成立就是指五言诗样式的确立,即以二三节奏五言为基本句式、隔句押韵的诗体体制的建立,这种确立不依赖于"穷情写物"风格,与大量作品涌现也是两个概念。穷情写物可能是魏晋五言诗的追求,汉魏五言诗的区别是风格区别,不足以构成不同诗体,很难从中得出"汉魏五言诗是两种不同的诗体"的结论;大量作品涌现则是诗体兴盛的标志,建安是五言诗兴盛的时代,很难推定"五言诗确立于建安"。     

“天心”与“天垂象”——牟宗三合一论两个重要概念商榷

牟宗三在建构合一论的过程中,分别使用了"天心"和"天垂象"这两个概念。在其学理系统中,天是创生道德存有的主体。但天是如何成为主体,这一主体又是如何发挥作用的,牟宗三并没有具体说明。认真分析这两个概念,对于理解牟宗三的相关思想,发现其内在的缺陷,有重要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