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真"的美学内涵

“真”是中国美学中与“美”密切相关的观念 ,属于美的本体范畴。始发于道家之“真” ,是表述事物及人的本质、本相、本色一种自然而又真实的状态 ;儒家以“诚”为“真” ,重点指向人的天赋本性 ,由此 ,“情”的本义也被界定为“真”。庄子首出“真在内者 ,神动于外” ,成为后人文艺创作中至高的审美法则 ,王充反对虚妄强调客观之“真” ,司空图《诗品》标举诗之“真体”、“真力”、“真迹” ,明代诗人提出“真人”、“真诗”说 ,确定了“真”在文艺美学领域不可取代的地位     

古典自然哲学与古典诗歌中的自然象喻

在人类意识里,自然是真实、朴素、自在、自足的,又是宽容、丰富的。自然是人类思维的比照对象,又是人类表达的象喻。自然与人在人类的生命美学意识中,具有丰富的可比性,因此诗人在诗中就信手拈出各种自然物象,来表达对自然或自身之清与真、静与闲、深与疏、孤与独等种种审美品质的体验或追求。     

陈白沙的自得心学

陈献章(1428—1500),广东新会人,字公甫,号石斋,世称白沙先生。他的学说既出于象山,又异于象山。象山的“心”是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四端本心;他的“理”是仁、义、礼、智等封建伦理纲常;他的人生境界是与自身四端本心相统一而合于宇宙之诚,实际上是一种封建的道德境界。白沙则把象山所倡导的这种“儒家真精神”为己观念,发展为为己之学。其“心”是“无所著”的“虚明静一”之心;其“理”是无限至     

行动中的如实呈现——孟子哲学中“诚”的意义新探

“诚”是孟子哲学的重要观念,历来都较受关注。以往多解其为道德本体或精神境界,这在深化对孟子思想理解的同时,也容易淡化“诚”的行动意味。“诚”指的是在道德行动中如实呈现的自身德性,孟子通过“诚”观念挺立人的能动性。孟子对“诚”有三个层面的思考。一是天人之际。“诚”首先是对天的活动方式的描述,天的活动实在而无矫饰,此即“诚者,天之道也”;人通过对天道之“诚”的领会和明觉将其转为内在经验,此即“思诚者,人之道也”。二是个体实践。“诚”的实质是道德主体自觉其固有之德性,并通过切实的道德行动将其如实呈现。三是政治领域。“诚”表现为圣王依其道德本心而进行的政治实践。不论是个体实践还是政治领域,“诚”都有“性之”和“身之”两种展开方式。孟子的“诚”观念是对孔子“直”观念和《中庸》“诚”观念的深层发展,是孟子通过对二者的心性论改造而得来的。“诚”观念集中体现着孟子哲学强大的实践力量,是理解孟子哲学与日常生活之关联的一条重要线索。     

“自得”与人生境界的审美超越——王阳明的人生境界论

在阳明心学 ,境界即本心良知在现实人生中的呈现。良知在不同的境域、不同的层次中呈现为不同的境界 ,即诚境、仁境、乐境 ,诚为意义世界的实诚存在 ,体现为真的境界 ;仁为道德世界的是非明觉 ,体现为善的境界 ;乐为审美世界的超越自得 ,体现为美的境界。三者亦即“有我之境”、“无我之境”、“超越之境”。诚境为基础 ,仁境为核心 ,乐境是理想 ,意义境界、道德境界的最高体验是无人而不自得的乐境 ,其向审美境界的转化就在于本心良知的超越自得体验     

生命美学与海外华文文学

文学竞争并不在于事功、名声乃至技法,而是生命的自在、心灵的深邃和境界的高远。灵肉一体、身心同构的"文学生命",正是艺术美之所在。在精神日益挂空的当下,有思想、有悟性的海外华文作家同样内存一种生命美学,以对生命本体的尊重、对自我认知的深化、对灵魂质量的提升和对高贵精神的皈依,成就了移居海外的中国人在处理中西文化碰撞时的又一独特经验。生命美学之于海外华文文学,其主要内涵是生命哲学的吐纳,物我共生的境地、性心德的操雪和实践美学的绵延,体现了优秀的文学家追求自然人生、艺术人生和美学人生的目标值。     

政府诚信建设与公务员诚信管理——防止利益冲突问题研究的政府管理视角

一、政府诚信悖论 "诚信"一词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自己内心的诚;二是对他人的信."诚"是对自己而言的,朱熹说:"诚者,真实无妄之谓,天理之本然也."[1]也就是说,诚信首先是存在于人本心之中的心志形态,是一种内在的道德品质和信念,即"内诚于心"."信"是对他人而言的,《周易》上说:"人之所助者,信也."[2]所以诚信必须对他人严守信用,要言必信、行必果,即"外信于人".所以诚信是内与外的统一,言与行的一致.     

日常存在与终极关怀中的“真”

“真”以及表达“真”的词所蕴含的文化观念，在中国文化的历史演进中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在“诚”、自然等向度上，“真”渗入于道德追求及日常存在的过程；从主体间交往中的以“诚”待人，到直面自我时以“真”律己，“真”的观念内在于生活世界的各个方面，并构成了人的日常存在的范导原则。与“俗”及此岸世界相分而又相合，“真”表现了其在终极关怀这一层面上的独特意蕴，以真俗互融、摄俗入真为前提，终极的关怀与现实的关切往往呈现统一的趋向。作为深层的文化观念，“真”既留下了历史的印记，又制约着现实的文化创造     

张载的“诚”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诚"作为儒家的核心思想有着丰富和深刻的内涵。首先,张载对"诚"的天道意义进行了扩展与深化,具体表现为诚明所知与天人之道。其次,达到"诚"境界的方法为明知诚善、气质之性与天地之性的相互转化和大其心之道。文章最后通过对当代社会三对矛盾的缓解明确阐述"诚"在当代社会的伦理价值。     

从自然的人到人的自然——中国美学的现代诠释

假如说,诗性人生是魏晋美学的第一个发现,那么自然山水则是魏晋美学的第二个发现。1 自然山水是诗性人生的合乎逻辑的继续。我过去曾经剖析:从先秦美学到魏晋美学,潜蕴着一个从本体视境到价值取向的嬗变,亦即从自然本体到艺术本体的嬗变。诗性人生正是这一嬗变所带来的第一个发现。那么,事情是不是就到此为止了呢?显然不是。在这里,至关重要的是:在中国美学,所谓审美活动(艺术、诗性)截然不同于西方美学所指的内涵。不是“适人之适”,而是“自适之适”。而且,更重要的是,它的内涵并非自由,而是自在;并非价值生成,而是价值消解;并非“为学日益”,而是“为道日损”。因此,正象我们在陶渊明那里所看到的:越是自在的就越是美的,越是自在的就越是诗性的。人生的审美化就是人生的自在化。这样,     

诚与信—体用的分疏与统合——朱熹诚信思想的理论建构

诚信在现代话语系统中是一种个人德行或社会道德,但在朱熹的理学体系中则是两个不同的伦理范畴.朱熹通过诚与信的分疏,把诚纳入到天理论的哲学体系中,以诚为道德的形上本体,以信为诚体之用,作为人伦日用的理性法则.以体用的统合,把诚信之德的合理性确立在天道与人道的基础上,完成了天与人的合一和自然之理与人文之理的贯通,实现了本体世界与意义世界的联结,使人的生活世界在伦理的参与和干预下成为有意义的文化的世界,人由此获得了对自身有限性和世俗生活世界的超越.     

误将宽容做容忍

“修辞立其诚”。 这是儒家对于立名的态度。这种慎重，曾经深深影响过开眼看世界的第一批学人。西学译介第一人侯官严复，在译名问题上，就有过“一名之立，数月踯躅”的感叹，真可谓如履薄冰、如临深渊。这种态度，自然不仅是因为译事之难，更是一种对学术人生的敬慎与谨严操守。     

儒家“诚”说的理论建构及其思维向度

儒家“诚”说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核心概念“诚”不仅仅具有一般的德性意义,更重要的是具有本体的意义。儒家诚说正是通过对“诚”作为天道本体的理论阐释和用“诚”贯通天道、人道的理论运作而构建起来的完备的理论体系,其中较为明显地反映出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由人及天、由天及人、天人合一的思维向度。     

陆九渊心学的两个根本观念

陆九渊的心学体系主要由“宇宙”和“本心”这两个根本观念构成。宇宙观念反映了陆九渊对于“理”的超时空特性和人的主体精神的无限特性的思考,是其心学体系的基础概念;本心观念侧重于对心、理本来合一的自然自在状态的表述,标志着陆九渊心学体系的完成。     

以人道显天道:论《中庸》诚的思想

在《中庸》的思想体系中,诚是"一切道之道"、"一切德之德",是人道与天道得以连接的枢纽。人道显现天道之诚的方式有两种:思诚与诚之。但同时,天道之诚开显在天道万物的各正性命中,因此,人之给出万物的各正性命的行动,才是开显天道的根本方式。     

孟荀对《中庸》“诚”思想的继承与发挥

《中庸》"诚"之思想内涵包括体和用两方面。孟、荀在接受《中庸》"诚"思想影响时,分别对"诚"之本体发用流行的两种实践路向有所继承、发挥和改造。孟子继承《中庸》"自诚明"的路向,着重从人的内在心性来阐释,把"诚"等同于"仁义",通过道德心之"思"来反求诸己,使仁义之心由内向外不断扩充,由诚而明善,这反映的是道德实践的能动性与自主性,即"由仁义行";而荀子则继承《中庸》"自明诚"的路向,着重从外在伦理政治规范来阐释,把"诚"看成养心的功夫,以保证认识心来知外在"仁义法正之质",并把外在伦理政治规范内化为道德原则,由明而诚,这反映的是道德实践的他律性,即"行由仁义"。二者的最终目的都是达于"至诚境界"。     

周敦颐道德形上学之建构——兼与康德道德形上学比较

周敦颐与康德都有建构道德形上学的学术致思及其努力。但是由于各自学术致思的路径及所依持的学术资源特别是文化传统不同,周敦颐建立起了自己的"道德的形上学",康德却由道德形上学的建构出发走向了"道德神学"。或者说周敦颐建构起了一个"以诚为本"的道德本体论,而康德建构起来的其实是一个以上帝存在、灵魂不灭来保障绝对命令之普遍必然性的道德信仰论。周敦颐以诚为本的道德本体论是其"独契道妙"和深体《中庸》以"诚"言天道、人道,《周易》合天地论大化之真几奥义有机结合的学理确证。并通过诚之源、诚之立、诚之正、诚之用和诚之位五位一体的论证实现其精神建构。周敦颐以诚为本道德本体论的建构有着"破千年之晦塞,发义理之奥蕴",和为儒家德性主义伦理学提供道德形上学基础以及光大孔孟儒学的深远意义。     

“不诚”之“诚”———由理雅各对孔子的质疑所引起的“诚”问题讨论

理雅各是17世纪的英国传教士,其主要贡献在于对中国经典进行了系统翻译,他所翻译的文本,成为中外学者再翻译中国经典的借鉴,其影响力至今未被超越。在理雅各对《论语》及孔子的译介中,有一个问题十分特别,即他对孔子为人是否"诚"的追问,这在尊孔子为圣人的中国人眼里感觉新鲜而扎眼。理雅各从孔子"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对某些访客"辞以疾"又"取瑟而歌"、"使之闻之"的做法,质疑孔子是否"虔诚"、"真诚"。我们可以由此探讨中外研究者对孔子"诚"问题的不同解读,深入对"诚"范畴的古典含义、中西差别的认识,考察圣人的"诚"与一般人对"诚"的理解有何差异,这将是一个有意义的问题。     

中国哲学“诚”观念的深刻内涵

中国哲学非常重视"诚",在《中庸》中它居于核心地位,至宋明甚至被看作极顶字。对于心学来说,诚是天道与人道的交接处,是天人合一的心灵状态与精神境界,至诚具有反身内省、复朴归真、寂然感通、尽心合天诸意涵,远非《大学》八目之一的"诚意"之所指。诚是心灵活动中一天人的枢纽,自诚明,则知性而知天,类似于佛家所谓的开心真如门;自明诚,则向学而力行,类似于佛家所谓的开心生灭门。儒家哲学的可贵之处在于内外兼修。就个体而言,诚者与诚之者不仅可以、而且应该合为一体,亦即合内外之道。     

论道德之“见”的认识困境——也谈《孟子》“见牛未见羊”

近年来,学界对《孟子》齐宣王"见牛未见羊"现象多有阐发,由此引发了人们对儒家道德之"见"的广泛关注。其实,《孟子》论"见牛未见羊",阐述了因"见牛觳觫"而产生"德性之知"的德性主义认识路线。在这条认识路线中,"见"不仅可以使见者体认本心良知,也使某些无良被见者有了欺骗君子"以方"的可乘之机。"见"在促成德性之知的过程中积极有为,但也隐藏着诚与欺的认识困境。无疑,摆脱这种道德认识困境对当前中国道德文明建设是具有一定积极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