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元代儒家郝经夷夏观

在唐宋士大夫的夷夏思想里 ,文化、民族、政权是合为一体的 ,故而形成了一种文化霸权。元朝郝经则异之 ,他将“夷夏之辨”视为文化之辨 ,而非民族、政权之辨 ,并主张“用夏变夷”。这种夷夏观继承、发展了先秦儒家的思想 ,突破了汉族文化霸权 ,为各民族认同主流文化 ,促进国家统一 ,也为元朝正统地位的确立 ,起到积极作用     

1756年衍圣公请废告子从祀裁减庙户案辨析

1756年,孔子第七十一世孙衍圣公孔昭焕向清政府提出废除“告子”从祀及裁撤孔府庙户的请求,却遭到乾隆皇帝严厉批评,甚至险些失去爵位,使孔府一时人心惶惶。通过此案件的分析,还原其来龙去脉后,可知孔昭焕请废告子从祀有其理论根据,并非不符礼制。但乾隆皇帝仍借庙户问题,严惩孔昭焕等人,并趁机收回孔府选任曲阜知县的人事权,借以打压孔府势力,贬低其道统地位,而清政府也借此以更好地维护自身在地方管理中的权威及其礼教上的正统地位。     

李贽的叛逆性格与反传统思想

李贽是中国传统社会、传统文化特有的产物,他代表着一种文化批判的思潮倾向。李贽的个性人格,表现为其是受王阳明心学影响、从儒家营垒走出的鲜明突出的叛逆性格。李贽思想的最大特色是他的反传统思想,这主要包括：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批判,对迷信权威、迷信古人思想传统的批判,对以儒家为一家独尊正统学术思想的批判,对代表封建正统和道统思想的道学与道学先生的批判。李贽的反传统思想是战斗性与破坏性并存的。因而在当前世界多元文化并存发展的格局中,当中国文化面临新的现代化转型和新的选择时,应冷静地反思李贽的思想,对其文化批判精神既要继承发扬,又要有所分析     

论关公信仰的民族文化背景

关公信仰是指对被尊称为关公、关老爷、关王、关帝、武圣等的三国时期蜀汉名将关羽的崇奉与膜拜。一般认为 ,对关羽的大规模神化始于隋唐。当时佛教天台宗的创始人天台大师将关羽拉入佛门 ,尊其为伽蓝守护神。中经宋、元、明、清诸朝 ,关羽由后主刘禅所封的壮缪侯晋封为“忠惠公”、“崇宁至道真君”、“昭烈武安王”、“义勇武安王”、“协天大帝”、“关圣帝君”、“关圣大帝”。在对关羽加封进爵的同时 ,历代王朝精塑关羽神像 ,遍筑辉煌庙宇 ,以至“庙祀亦遍天下 ,与孔子等庙貌满天下”1。到有清一代 ,全国上下对关公的崇拜达到极点 ,关…     

空间视角下的白族本主庙与村庄的宗教生活

对空间的理解和运用体现着一个地区的文化观念和行为原则,白族本主庙的选址与建设正反映了村民们的精神世界和宇宙观。本主庙宇是村庄的神圣空间,其中的建筑模式、空间分割和配置、神像布局反映了白族的神灵崇拜、洁净仪式与神庙空间的关系。村庄的居民在本主庙内共同操办仪式以维持一个相对完整的信仰世界,而跨村庄以及与更广阔的世界的联系也能从与本主庙有关的仪式活动中发现。     

严复重修阳岐“尚书祖庙”

明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明太祖朱元津推翻元朝统一中国后，曾命中书省派员到地方访求应把的神抵。“凡有功国家及惠爱在民者，著于把典，令有司岁时致祭”。在这次调查上报的神抵中，朱元津特别重视江西庐陵的文天祥和福建兴化的陈文龙。这就是阳歧“尚书祖庙”庙门额上1方青石直书“历代旨奉把典”题刻的来由。明天启七年（1627），当地村民。水上居民和莆仙一带在省城经营的商贾，出自对乡贤忠贞气节的景仰，开始将原建在阳歧江边“兴化道”旁的庙宇，移至阳歧村“凤鸣山”下新建陈文龙庙。这是阳歧“尚书祖庙”的最早起源。庙建成后…     

国家--社会视域中的传统民间伦理

在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中,不仅存在以正统教化伦理为代表的"大传统",而且还存在以民间伦理为代表的"小传统".后者作为植根于民间生活土壤中的民众不加矫饰的价值观念,更为真实地展示了民族伦理生活的生命律动.在国家与社会互动的格局中,民间伦理与正统教化伦理之间既矛盾对立又相生相长,构成了传统社会伦理生活的真实景观.     

论王道思想及其现代意义——以文中子为例

王道思想与霸道思想相对:乱世,霸道思想有存在的空间,治世,王道思想占统治地位。王道是先秦儒家政治思想的核心,其本质是仁学思想。在经历了两汉经学的衰微、玄学昌盛的南北朝之后,迎来了政治一统的隋代,但朝廷不行王道,文中子以复兴儒家正统为己任,期望以明王道来挽回儒学的衰微与被动局面。     

晚明精英文化与通俗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以善书的讨论为中心

对比之前的中国古代社会,晚明社会的变化非常显著,精英文化与通俗文化在各个领域产生了碰撞和融合,袁黄《了凡四训》,颜茂猷《迪吉录》,刘宗周《人谱》等善书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通过分析《了凡四训》中体现的立命观念和宗教思想,可以发现晚明精英儒家思想的世俗化、功利化的倾向,以及由此显示的正统儒家精英文化与晚明社会通俗文化之间的冲突和融合.     

五四·新儒家·现代文化建构

“五四”和新儒家代表了以西学消化中学和以中学消化西学的两种文化模式。这两种文化模式长短互见、功能互补。“五四”凸显了传统文化的缺陷,却泯灭了传统文化走向现代化的潜能;新儒家肯定了传统文化的价值,却有意无意地为传统文化的不足辩护。“五四”开辟了一条科学主义、理性主义的长河,造就了中国文化范式的革命,新儒家开启了一条人文主义、非理性主义的大流,以扬中国文化之所长。在现代文化的建构中,既要充分发掘传统文化自我转换或转型的潜能,重铸民族灵魂,又要引进西方文化的结构和格局,促使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蜕变,也许这就是建构现代文化的必由之路。     

中国传统社会治理模式与德治理念的形成

在春秋战国变革的社会格局中,以儒、法为代表的哲学家们都以政治谋士的身份参与到社会秩序的重构中.虽然在理论上,以儒家为代表的理论派强调主要使用先王的传统规范(儒家习惯法之"礼")来治理社会,以法家为代表的实践派强调通过创制新的法律(成文法)来建立新的社会秩序,然而在现实层面,春秋战国时的诸侯各国都普遍选择以国家权力控制为主的治理模式.在国家权力控制为主的治理模式形成过程中,秦及汉帝国逐步形成的"齐民制"和"家产制"二元社会结构,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社会结构.秦汉根植于高度稳定的社会结构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奠定了中国传统社会的权力整合模式、独特的文化模式和国家意识形态理论.     

山崎暗斋对朱子"中和"思想的受容

山崎暗斋是日本江户时代初期朱子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亦是垂加神道的创始者.作为一个"神儒兼摄"的思想家,他以儒家的"中和"、"中"之道为线索,认为日本的神道经典中体现了"中"之道.他还认为日本天地之神"天御中主尊"所蕴含的"中"即尧舜禹三圣相传之"中".他将朱子学理论与神道经典相结合,对神道经典进行重新诠释,在寻求神儒之间共通性的同时,试图构建一套神道经典语境下能够彰显日本文化主体性的神道理论体系.     

宋元时期的中原文化与中华文明共同体

周公营洛，制礼作乐，奠定了中国文化政治的基本格局。北宋时期，中国的文化中心再次回到洛阳，洛学在与蜀学、关学、新学等互动中脱颖而出，回应佛教冲击的时代问题，在文明冲突中捍卫中华文化主体；集成中国优秀文化，实现创造性发展，在新时代确立中华文明的主体；承接周公、孔孟的道统并创造性发展，由道南与湖湘开启朱子学，形成程朱理学。周公在地中洛阳定都，中央与四方的关系是定都伊始便面临的政治主题，并一直影响到宋朝。宋朝与辽、金、西夏、蒙古在政治上竞争，最终形成元朝的政治统一体；元朝融合汴梁、临潢、会宁、兴庆、和林等政治中心，将北京作为新的政治中心。元朝的程朱理学北上，中国的文化中心亦从洛阳转移到北京，北京成为中华文明共同体的文化与政治中心。     

明太祖的经学政策

明太祖在进一步加强君主集权统治的同时,在经学领域施行一系列经学政策.他重用儒生,逐渐形成以儒家学者为核心的幕僚集团;重视经书,同时加强经学教育,大力兴办各级学校,对经学的传播与发展有积极作用;颁令八股取士,尤其重视程朱理学的作用,要求生徒恪守儒家正统,从而以程朱理学来统一士人的思想.明太祖重视儒家经学,以程朱理学为学术正宗,对于明初的社会政治、文化、教育等的发展都有重大意义,奠定了有明一代王权统治的根基.     

浅谈后土与后土崇拜传统

后土曾经是自然神、文化英雄和祖先神。它由古代神话里的神进入正统道教神龛里,变为四御之一,被民间宗教收为老母神,又演变为民间信仰里的娘娘神。本文认为后土崇拜是一种膜拜仪式,是神话与仪式的交互作用,它至今仍然存活于华北民间社会中,成为一种重要的民间信仰。后土信仰具有类型化特点,它以庙宇为依托,以神社为实体,以祭祀和社火的仪式为通神的媒介,以适应民众的基本心理需求为旨归,以神话叙事来体现信仰传承的普化性。后土信仰渊源于古代神灵与祭祀的传统,是国家正祀演变为民间祭祀的产物,其时间当为金元以后,特别是明末随着道教走向民间而形成的。     

民众对再造文化空间的认同和选择——廿八都镇大王庙修缮后的文化传统变迁

浙江省江山市廿八都镇是一个地缘性社会,其庙宇群落反映出不同于血缘社会的秩序世界。文章通过对廿八都镇大王庙文化变迁的案例调查,探讨了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历史名村名镇保护政策执行的过程中,由于对文化空间概念和含义缺乏深刻认识和理解,造成保护行为同传承主体之认同的偏差或冲突。对古村落进行旅游化改造时,有必要对民众信仰规律进行了解和调查,尊重民众对信仰文化空间的认同和选择。     

晚明儒家天主教徒孝观重构

晚明的儒家天主教徒代表了儒学和天主教教理两种文化对话和融合的士人群体,天主教化儒学则是其耶儒互释和融合的以儒学为思想本位的思想体系。在梳理了中国传统孝道思想以及分析了利玛窦对中国孝道思想的批判后,最后详论晚明儒家天主教徒对传统孝观的天主教化改造。文章认为这种改造后的孝道思想的基本特征是坚持儒学本位的耶儒融合。     

《水浒传》:“侠义”皈依“忠君”的悲剧

本文从封建正统文化与江湖文化冲突碰撞的角度探讨古典名著《水浒传》的文化底蕴。《水浒传》贯穿着宏扬侠义与墨守忠君的矛盾与困惑,如实写出了侠义皈依忠君的惨烈悲剧。“水浒”中的“侠义”,既有儒家的“仁爱”、墨家的“兼爱”,又有江湖文化中的道德人格。作者试图统一侠义与忠君的矛盾,以忠规范义,却未能达到忠义一体的主观命意,徒现两种文化整合的艰难。这样写是作者文化心理矛盾的结果,更深层次说就是大众文化与正统文化冲突碰撞的结果     

“颜子没而圣人之学亡”再辨析

王阳明儒家立场的最终坚定经历了一个漫长复杂的过程,儒家立场的认同意识使王阳明自觉承担起对儒家圣人之道的传续与发扬。基于儒家立场,王阳明坚定孔孟之学的正统地位,但在认同自韩愈乃至程朱理学的道统论的价值基础上,王阳明亦提出了心学视域下道统意识的独特价值：“颜子没而圣人之学亡”。这一观点看似与“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的传统道统论有所出入,然其对颜子的认同并非意图撼动程朱的理学道统论,因为认同意识和弘道意识是儒者的共识,而问题往往出现在学派之间正统意识的对抗上,但这种互相压制批评的学派之争却恰是王阳明所极其反对的,因此其对于颜子的认同并非意图撼动传统的理学道统论,而是为了抵抗当时记诵辞章、训诂考据、追名逐利的为学风气,希冀复归儒家圣人之道的真正价值与精神。     

蔡仁厚新儒家思想述评

蔡仁厚,江西雩都(今于都)人,1930年生于江西雩都,曾就读于雩都一中。1949年去台湾,在台大学毕业后,曾先后任教于中兴大学、中国文化大学,现任东海大学哲学研究所所长、教授。30多年来,蔡仁厚师从第二代新儒家的重镇牟宗三先生,成为牟氏的高足。他沉潜研修、勤于笔耕,至今已有《新儒家的精神方向》、《儒家思想的现代意义》、《儒学的常与变》、《儒家心性之学论要》等十余种论著问世。在这些著述中,蔡仁厚不仅能够“承续师学、引申义旨、接引初机”,从而“对先哲之学作相应的疏解与表述”,而且不乏孤明自发的一得之见。作为现代新儒家中一个颇有成就的当代后学,蔡仁厚已成为第三代现代新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