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期间光绪帝召见张元济

本文考察了张元济对戊戌变法期间光绪帝召见的若干回忆录,说明其回忆的背景,指出其不准确之处;并引证张元济当时的书信,以说明光绪帝召见之真实情况.从张元济当时的书信中,可以看到诸多内情:光绪帝力图革新的志向、对守旧官员的不满及总理衙门对于变法之不适应.     

张元济和戊戌维新

1898年6月11日(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四月二十三日),光绪皇帝“诏定国是”,决定变法,首先召见的维新志士是康有为和张元济。晚近对康有为的论著很多,而对张元济的评述却少。本文准备就维新运动时期张元济的思想和活动,进行初步探索。一张元济,1892年(光绪十八年)进士,由翰林院庶吉士改刑部主事,充总理各国事务衙     

二十世纪中国早期函授教育的创始者--张元济

本文介绍我国著名的爱国出版家 ,中国早期函授教育的创始者张元济以创办函授教育过程为背景 ,充分肯定张元济对我国早期函授教育的贡献及其影响     

张元济维新思想述评

张元济(1867-1959年)在戊戌期间,积极参加了戊戌变法活动,受到维新派的支持和帮助,得到支持变法的帝党派的信任和保荐,曾被光绪皇帝召见过。“微官幸得觐天颜,祖训常怀入告编,温语虚怀前席意,愧无良药进忠言。”随着百日维新运动的发展,张元济经过认真的思考,于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日和八月初三日,迭上封奏,阐述他的变法主张,总纲五条,细目四十项,“仰求宸衷独断”,“痛除本病,统筹全局,以救危亡,而成盛业。”根据张元济的封奏和其他资料,结合他在戊戌变法中的言行,本文试图论述张元济的戊戌变法维新思想,以就教于史学界。     

五四时期的商务印书馆

商务印书馆在新文化思潮的冲击下陷入空前困境,经理张元济在五四运动的推动下力倡改革,终于促使商务当局进行改组,为企业通过改革走出困境创造了条件。1920年初,张元济等人首先撤换各期刊主编,让胆识兼备的青年编辑胡愈之、沈雁冰、杨贤江等人先后挑起了改革期刊的重担,终于在两年后赶上了时代潮流,为新文化运动提供了新阵地,培养了新骨干。张元济进而改革编译所,支持高梦旦所长求贤自代,更新编辑队伍,改变编辑方针,相继出版了《世界丛书》、《共学社丛书》和《新时代丛书》,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广泛传播和一代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如识分子的成长做出了巨大贡献。     

略论严复与张元济──纪念戊戌变法百周年

严复与张元济是“百日维新”期间先后被光绪皇帝召见的爱国志士。在以前的研究中,人们往往忽视了他们之间的密切关系。其实不难发现,严复与张元济尽管思想经历并非完全一致,却有许多共同点。他们在民族危难的严峻时刻,怀着满腔爱国热情,适应时代潮流,风雨同舟,在事业上结下不解之缘,成为近代中国两颗文坛巨星。在爱国救亡旗帜下集结当年,严复与张元济都是踌躇满志的清朝官员。严复自英国留学归国,在北洋水师学堂任职,由总教习、会办、升任总办,追随洋各派首领李鸿章“大治海军。”①虽然,严复在水师学堂职位显要,由于不是科举…     

读张元济先生《中华民族的人格》又一题辞

张元济(1867——1959),字筱斋,号菊生,因参与维新变法,被“革职永不叙用”。在光绪、宣统年间,拒绝清政府重新起用,后在上海致力文化事业,一度主持商务印书馆,终于成为我国著名的学者、校勘家、出版家。 去年,《图书馆杂志》第2期刊载陈梦熊同志关于张元济先生亲笔在《中华民族的人格》一书上     

藏书家张元济与涵芬楼

出生于藏书世家的著名出版人张元济先生,终其一生致力于搜集和保存中国的文化古籍,以抢救国故为己任,耗尽心力创办了涵芬楼,并将其发展成颇具规模的现代公共图书馆--东方图书馆,为中国近现代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西安事变与图存学会

1936年12月17日,即西安事变爆发后的第五天,在北平的于毅夫、宋星池、王卓然、陈先舟、张克威等东北爱国人士40多人,在西单小六部口3号宋星池家中开会,建立了爱国抗日组织图存学会。其成员大都为原东北军政机关中的文职官员。他们以高昂的爱国热情,积极从事抗日爱国和西安事变中张、杨两将军的八项抗日主张的宣传活动;联络东北及全国各派政治势力中的上层人士支援西安事变。这对支持张、杨的爱国行动和扩大西安事变的影响起着重要的作用。     

王绍曾教授与古文献学研究

<正> 王绍曾先生,江苏江阴人,1910年生,现为山东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古文献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1930年毕业于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以优异成绩见知于唐文治、钱基博两位大师。同年入上海商务印书馆,协助海盐张元济先生校勘《百衲本二十四史》,亲炙于张氏之门。王先生早在30年代即已     

冯玉祥与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后冯玉祥力主和平解决 ,并采取了一些相应行动 ,为事情的进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其动机与其时冯玉祥的地位 ,对蒋、张的认识态度不无关系。     

西安事变研究中的几个有争议的重要问题

事变前 ,张、杨之对蒋 ,一直是软硬两手准备 ;事变前 ,中共中央不赞同扣蒋 ,张是扣蒋的主谋 ;发动后 ,张、周亲密合作 ,使蒋深信中共事前“毫无所闻” ,感激中共“救驾” ,这出好戏对蒋做出“联红抗日”的承诺起了重要作用。 1937年春 ,周对张与西安事变的批评 ,不过是政治宣传 ,这是当时尽快实现举国抗日这个大局的需要 ,也展示了周善于运用政治艺术为国家民族谋取最大利益的高超本领     

张元济与浙路商办

张元济不仅顺乎时代潮流力促商办浙江铁路公司之诞生,而且在"拒外债、保商办"的浙路风潮中充当了急流勇士,同时在浙路商办实践中亦功不可没.     

论西安事变与张、杨的爱国主义

论西安事变与张、杨的爱国主义房成祥陕西师范大学马列部１９３６年，张学良、杨虎城二位将军领导发动的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充分表现了他们的爱国情操和英雄气概。近年来关于西安事变的史料记述、研究评论、文学作品、影视话剧都肯定张、杨是爱国将领，但有一个共同点，...     

王绍曾先生与目录版本学研究

王绍曾先生一生从事的学术工作有若干方面,成果丰富,主要成就是目录学,而无论是在目录学,还是在版本学、校勘学领域,先生的成果都主要在史部。王先生1930年入上海商务印书馆随张元济先生校勘《百衲本二十四史》,1932年至无锡国专图书馆后作《二十四史版本沿革考》,理清了"正史"版本源流,1963年经高亨先生推荐调入山东大学图书馆,1978年编出《山东大学古籍善本书目初稿》。20世纪80年代以后,王先生焕发了学术青春,相继出版了《山东文献书目》、《近代出版家张元济》等专著,而《清史稿艺文志拾遗》最能代表先生的目录学成果,堪称史志目录编纂史和清代文献目录编纂史上的里程碑。     

“世界”的媒介:胡适与商务印书馆的早期合作

商务印书馆经理张元济和编译所所长高梦旦非常看重新文化运动中成名的胡适,邀请他为商务编辑“世界丛书”,并得到同意。借此媒介,商务同胡适开始建立切实的合作关系,进而希望胡适出任商务的编译所所长一职。于是胡适专程赴上海考察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并提出若干改进意见,同时推荐王云五代替自己出任所长一职,得到商务认可。胡适与商务印书馆的密切关系由此奠定,这一合作及其后续影响对双方意义重大,其过程值得钩沉。     

李烈钧在西安事变中的表现及原因

西安事变爆发后,南京政府内部的态度不一。以何应钦为代表的主战派,主张武力解决问题。李烈钧虽身居闲职,但十分关注西安事变。先是通电对张、杨厉声斥责,然后联合冯玉祥等人主张和平解决,反对使用武力。在审判张学良前夕,他又拜谒蒋介石为张学良求情,主张宽容对待。李烈钧在西安事变中的表现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体现了他协调各方矛盾促进内部团结的一贯作风,也体现了他坚决主张团结抗日的思想。李烈钧在西安事变中的所作所为,是他的爱国思想和磊落性格的使然。     

近代出版家张元济的经营管理思想

张元济(1867—1959),字筱斋,号菊生,浙江海盐人。他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出版家,也是“有远见、有魄力的企业家。”①他作为商务印书馆的创业者和领导者,根据出版业的特点,确立了经营方针,提出了一些管理原则和措施,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出版经营管理思想。     

张元济和蔡元培的交谊与其教育救国之路

张元济和蔡元培作为兼容并蓄、学贯中西的一代爱国文化巨子，他们为救国强国所做的种种努力，不但为中国教育改革和文化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且在近代中国救亡史上产生了巨大影响。出版界泰斗张元济以“昌明教育”为宗旨，以“扶助教育”为己任，倾毕生心力将商务印书馆发展成为驰名世界的出版社，通过出版高质量的书籍为开启民智、唤醒民众建立了不朽功勋；“现代中国知识界的卓越前驱”蔡元培则终生致力于教育理论研究和进行教育改革，并以其“学界泰斗，人世楷模”的人格风范教育和影响了一代学人，从而为近代文化繁荣、教育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们之所以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他们二人之间长期而真挚的情谊应是其原因之一，而这恰恰是我们在以往的研究中所忽略的     

近十年西安事变研究述评

2006年是西安事变七十周年。这一影响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一直是人们关注的话题。近十年来,学术界对西安事变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全方位多层次的研究,形成了许多不同的学术观点,丰富和拓展了当代史学界对此领域的研究。本文收集、整理、研究近十年学术界的成果并加以述评,以纪念这一重大事件。一、关于西安事变发生的原因西安事变发生的原因历来是史学界研究的热点,近十年,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更趋全面和深入。学术界通说认为,西安事变的爆发决非张、杨两将军一时冲动下的偶然之举,而是中国20世纪30年代社会各种矛盾尤其是中日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