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参同契》“月体纳甲”说探

"月体纳甲"说与河图的联系得以阐明.根据洛书的原理可解析出"月体纳甲"卦序同伏羲八卦卦序的关系,探讨了"月体纳甲"卦序与六子卦序的关系.对"月体纳甲"说与十二辟卦的关系进行探讨,对"月体纳甲,,说与六十卦更值理论的关系加以说明.     

《汉志》"小说家"所在的文化语境

<汉书·艺文志>对中国小说发生期现象作出了理论总结,但它是否仅具有目录学意义还是同时具有文学意义,学界存在着不同争议.文章认为,虽然<汉志>"小说家"有着与诸子九家共性上的经学化色彩,然而,刘、班诸人对于"小说家"在<汉志>中所处的特殊的结构性位置、借"不可观"所表达出来的对其文学性质的认定、不同于其它诸子九家之序的<诸子略·小说序>的表述结构,都表明"小说家"有着与诸子九家不同的文学化色彩,这是它在文化整体格局中的个性.这种体现在"小说家"中的经学化和文学化色彩,实出于<汉志>作者的儒家立场和文学意识,它们构成了"小说家"在<汉志>中的文化语境.     

华人家族企业的关系信任、利益互惠和差序式治理

差序式治理是华人家族企业组织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现象,这种治理并不能简单地视为受传统文化影响的结果,其治理形式甚至是华人家族企业理性选择的结果.这其中,关系信任是差序式治理的基石,在转型期制度信任缺失的情境下可以降低治理风险;利益互惠是维系差序式治理的重要元素,在一定程度上也增强了企业的治理能力.在我国的社会转型期,差序式治理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可视为制度信任的一种替代,但从长远来看,这种治理机制仍不利于华人家族企业的成长和生命周期的延续,华人家族企业要"家业长青",必须走向契约治理.     

《宋大事记讲义》成书考论

认为淳祐七年刘实甫序本《大事记讲义》并非吕中所撰,其《大事记》应是渊源自蔡幼学《大事记》,而蔡幼学作《大事记》则是为继续其师陈傅良未竟的《皇朝大事记》.刘实甫序本《大事记讲义》以蔡幼学《大事记》为基础而作了"讲义",并补充了部分《大事记》的内容.其后,吕中又在刘实甫序本《大事记讲义》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讲义",所以诸本《类编皇朝大事记讲义》和《类编皇朝中兴大事记讲义》都题为"吕中讲义".陈傅良、 蔡幼学作宋朝《大事记》,以及其后出现的《大事记讲义》,在体例上都受到吕祖谦《大事记》的影响.     

"差序格局"与《边城》悲剧的产生

<边城>悲剧的产生除了命运、性格等因素之外,其所赖以生长的社会结构所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差序格局是另一个重要的、为人所忽视的原因.这种社会结构,决定了<边城>中人际关系的复杂多变,隐藏了嫉妒甚至仇恨等不良情绪,从而导致悲剧的出现.从死亡事件和婚姻事件来阐释这种以"己"为中心的差序格局,从另一个侧面分析作品的悲剧肇因.     

略论《翰墨城》所收王勃佚文《诗序切》

江户时代的日本文艺典籍《翰墨城》收载的一片"古笔切",乃初唐文学家王勃佚文《诗序切》。历来将这片"古笔切"称之为《诗序切》,盖缘于正仓院传存的王勃佚文名为"诗序残卷"。但是本文认为,这片题为《诗序切》的作品并不是诗序,而是为哀悼死者撰写的墓志铭或神道碑中铭文的一部分。文中的主人公,很可能是一位因违背皇命而死去(或被处死)的境遇悲惨的人物。此文换韵处夹注"其一"的分章字样,这种体裁始见于北魏的碑文,它的普遍化是在王勃所生活的初唐时期,因此这片"古笔切"传为王勃的作品,并不是没有根据的。由此可见,日本传存的大量珍贵的汉文典籍资料,尚有待于各领域专家的整理与解明。     

文学发生论与审美批评观的熔铸——钟嵘《诗品·序》评析

钟嵘的<诗品·序>表现了他鲜明的文学观,体现了文学发生论与审美批评观的熔铸.关于诗歌的起源,钟嵘主张"物源说";关于五言诗的发展,他注意到了社会生活与文学的源流盛衰关系;关于诗歌理论与批评,他注重"诗歌关"的标准,即谈玄说理、讲究声病、平庸乏味、无病呻吟的诗歌便是劣品,才高气奇、情真味浓、事景情一体、文与质俱优的诗歌堪称佳作,这样的佳作才具有"美"的特质、"雅"的韵味,才有存在和流传的价值.     

南望眼:明人出使越南专集

作为一路向南进行跨国文学旅行的专门载体——明人出使越南专集,当初至少有21种,是明代文学由境内向境外延伸的重要类型,具有突出的旅行书写特征.它是中原人观看岭南的窗口,可藉之研究岭南从"瘴乡"到"桃源"的"异地"镜像演进.固执的内地化称名、 宣德割弃的遗恨和南明安南形象的颠覆,典型地体现了明人既想占据又怕烫手,既亲近又痛恶的安南情结.而切入明朝与安南的文学交往,它本质又是并不平等的宗藩交流,是对有差序的宗藩关系的训诫与角色确认,充满了礼仪、 政治的默契与交锋.     

在世界大变局中推动国际秩序演变的方略和新视角

国际秩序进入动荡调整期。中国应根据不同情势采取维序、改序、增序、融序和创序的"五序"方略。新冠肺炎疫情深刻影响国际安全、经济、政治秩序,同时对国际战略格局和全球化转型带来重大影响。国际秩序演变受制于大国战略竞争,中国要在妥善应对这场新式且持久的大国战略竞争中积极塑造国际秩序。中国要坚持不懈地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并将其作为推动构建公正合理国际秩序的有效路径,为此,要推动伙伴关系的"六化"——战略化、全面化、全球化、多样化、网络化、持久化,倡导以合作共赢为核心要义的国际秩序观,并在新领域的建章立制方面积极有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呼唤新的全球主义,催生新全球观和新人类观,这决定了中国国际秩序观的核心诉求及属性,它以"一带一路"为重要平台塑造新型国际秩序,并通过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引领海洋秩序的变革与建设。     

“南田北熊”之说与相关史料勘误

田汉和熊佛西是现代戏剧史上举足轻重的剧作家,他们的剧作、剧评、戏剧理论对现代剧坛产生过巨大的影响。早在20世纪30年代,学术界便流行"南田北熊"的说法,但绝大多数学者都误以为"南田北熊"来自欧阳予倩的《近代戏剧选.序》,并且引用《近代戏剧选》时,在原文、出版时间与出版社名称方面出现严重纰漏。其实,《近代戏剧选》并非欧阳予倩所编撰,而是托名欧阳予倩的伪书。"南田北熊"之说的真正来源是罗芳洲所写《现代中国戏剧选.序》。与"南田"不同,"北熊"及其剧作、剧论在河北定县农村进行的戏剧大众化实验中曾经受到批判,而且也没有得到戏剧界的足够重视。这不仅是纯粹的艺术问题,更是与特定时代的政治环境有关。熊佛西对现代剧坛的贡献不可小觑,洪深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戏剧集.导言》中对于熊佛西的否定性评价有失公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