剥夺还是赋予:刑事被迫诉人诉权研究

诉权是提起诉讼的权利,其实质是司法保护请求权.在权利易受权力侵害的刑事诉讼中,赋予被追诉人享有诉权有正当性基础.在我国,刑事被追诉人面对自己权利遭受国家权力不法侵害却不能直接以行使诉权方式请求法院救济,这不论是对权利保护还是对防范权力滥用都极为不利.为此,有必要赋予被追诉人享有诉权,这对于我国法治建设有重要意义.     

侦查中的辩护:缺失与建构

辩护权是刑事诉讼中被追诉人依法应当享有的重要权利。刑事制度的确立有其坚实的理论基础;我国律师在侦查阶段的地位和作用不容乐观,我国当前刑事诉讼侦查阶段存在被追诉人辩护权缺失的现实;构建和完善刑事诉讼侦查阶段被追诉人辩护权大有可为,但要注意三大现实问题。     

论我国侦查启动模式的重构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将立案规定为侦查的启动程序,不仅不能达到限制侦查权力滥用的目的,而且还会降低侦查效率,阻碍刑事案件的输入。侦查部门提出的"初查"、"立线侦查"等理论只是想从操作层面对现行侦查启动模式行改良。而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要从立法上明确我国侦查的随机型启动模式;并将侦查划分为初步侦查和后续侦查两个阶段;将立案作为这两个阶段的分界点;同时通过对侦查行为进行具体分类和严格程序限制来确保侦查权力不被滥用。     

我国有效辩护制度审视与展望

被追诉人的自我辩护权和获得律师辩护权是其最重要的两项刑事诉讼权利。有效辩护制度的建立则是被追诉人辩护权保障的关键。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正前的辩护制度广受质疑,修正后的刑诉法虽允许被追诉人在侦查阶段即可获得律师辩护,扩大了辩护律师和被追诉人的诉讼权利范围并强化了相应保障措施,但这些修正内容的落实仍有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此次修改能否建立我国的有效辩护制度,尚待进一步观察。     

我国侦查实验制度完善研究

我国侦查实验制度存在启动主体有限并有自我授权的嫌疑,实施的禁止性条件主观化,被追诉人权利保障缺位等问题.其症结为侦查实验的规制方式尚处徘徊阶段,未明确以证据或直接以程序设置对其进行规制,对制度属性认识不清,忽视"以审判为中心"的法律机理.因此,在保证现有制度稳定性的前提下,应明确并扩大实施主体,改变禁止性条件,允许相关诉讼参与人参与侦查实验过程以保障被追诉人的诉讼权利,细化对侦查实验结果的审查并完善判断标准等,从而不断完善侦查实验制度.     

论刑事诉讼的制约机制——制约机制下的司法职权重构

刑事诉讼是司法机关运用证据控诉、涉嫌犯罪人辩解、开脱两者之间相互对抗的过程.由于刑事诉讼先天的不平衡,必须建立起正当程序的刑事诉讼的制约机制,这套机制要求:一是以权利来制约权力,二是以权力来制约权力.无罪推定原则、不被强迫自证其罪、律师辩护是建立控、辩平等是诉讼结构的内在需要,用权利的对抗制约执法权的滥用.并采用实证的方法分析了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公、检、法之间的权力制约关系要求在公、检、法、司之间进行职能的协调划分,用权力的相互牵制来实现四部门职权的合理分配.提出由公安侦查,侦检共同追诉,司法审查逮捕,法院定罪,人民陪审员量刑,检察机关内设法律监督委员会隶属人大负责专项监督,司法行政机关负责审前羁押和执行的刑事诉讼立法新构思.     

司法人工智能运用背景下的被追诉人权利保障问题

刑事诉讼中司法人工智能技术的运用,给被追诉人的权利保障带来了影响,主要体现在导致对被追诉人的刑事追诉活动时间提前、追诉强度增加、控辩力量失衡和被追诉人参与失效等几个方面。按照权利与权力平衡的基本思路,我们可以从限权和增权两个角度协调司法人工智能运用与被追诉人权利保障的关系。从限权的视角出发,应以比例原则限制对司法人工智能的运用,强化刑事诉讼的等边三角形结构,并对作为人工智能基本要素的数据和算法进行适度公开。从增权的角度出发,应赋予并保障被追诉人知情的权利、反对的权利和获得专业帮助的权利,从而使其有足够能力应对刑事诉讼中司法人工智能的运用。     

刑事被追诉人财产权救济制度研究

在权利易受权力侵犯的刑事诉讼场域,建立被追诉人财产权救济制度,是有权利必有救济理论、诉讼主体理论以及人性恶预设理论的必然要求。权利救济内容不完善、救济义务主体不中立以及重要权利救济方式的缺失,是当前我国被追诉人财产权救济制度存在的主要弊端。我国应树立程序正义、救济为民的理念,在刑事诉讼中进一步完善被追诉人财产权救济内容、设置相对中立的被追诉人财产权救济义务主体以及增设财产保护令等。     

侦查与调查： 职务犯罪追诉的模式演进及制度完善

厘清侦查与调查的关系，需要细致梳理职务犯罪追诉的模式演进。我国传统的职务犯罪侦查带有浓厚的职权主义色彩。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无法可依和不成体系的前期探索，1979年后建立了检察机关主导的审问式职务犯罪侦查；1996年以来两次《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形成了以人权保障理念为基础的审问式与对抗式相结合的侦查模式；2018年以来，在国家统一监察体制改革背景下，构建了以监察机关职务犯罪调查为主导、以检察机关侦查为补充的新双轨构造。这一过程中，职务犯罪追诉权的合理扩张与依法规制是模式演进的基本方向，并直接体现在对职务犯罪侦查立法、权力规范和权利保障的深层推进上。从中也可以看出，我国新确立的监察调查制度是对以往职务犯罪侦查的承继。在刑事司法体系化视角下，调查与侦查一脉相承，这是监察调查与刑事诉讼有效衔接的基础。在尊重司法规律和坚持法治理念的基础之上，应遵循比例原则以完善监察调查制度，在高效反腐与保障被追诉人权利的权衡中践行反腐败的正当性与法治化。     

侦查权利救济措施探析

没有救济的权利,公民权只能是光鲜的一纸具文。在刑事诉讼法中既规定有侦查机关调查证据、查获犯罪嫌疑人的权力装置,也有防止国家刑事侦查权被滥用,防止公民权利被侵害的装置。在现实中,由于对前者的规定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没有建立起侦查权力违法的制裁机制,而后者的权利规定中,不少又只具有原则性、概括性或宣誓意义,当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受到损害时,往往是救济无门,造成了在侦查阶段权利和权力的失衡状态。要扭转这一状况,必须完善侦查权利救济权的立法机制,切实保障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的救济权。要建构司法中心主义下的侦查权利救济制度和人身保护令制度,确立特殊救济措施——人身保护令制度。     

从刑事诉讼法的修订看立法者的价值取向--简论受刑事追诉者称谓的划分

受刑事追诉者称谓的划分,是我国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的一个显著特征之一,它与刑事诉讼的目的和原则紧密相关.此次修订一方面反映出立法者加大对受追诉者人权保护力度的价值取向,另一方面,对于推进我国刑事司法制度改革,加快中国刑事司法体制向国际化靠拢将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诱惑侦查的法律规制

诱惑侦查是侦查机关设置陷阱而诱使侦查对象犯罪,在侦查对象犯罪时将其逮捕或收集证据的一种特殊侦查方法.诱惑侦查在实践上成为一柄双刃剑,既有其实施的合理性、必要性,又有许多弊端,其一旦被滥用,就可能成为侵犯公民人权的"肮脏"手段.如何更好地在实务中使用诱惑侦查方法,关键在于对这种侦查手段进行严格立法和必要的监督,尽量减少实施中的违法性,消除其弊端.     

论刑事案件分案审理

刑事案件分案审理是指人民法院对以一份起诉书(自诉状)指控的没有关联性的数个被告人犯罪的案件,或者数个被告人的犯罪虽有关联性但不宜进行合并审理的案件,将其中部分被告人的犯罪运用另外一个或者数个审理程序分别进行审理的一项刑事审判制度。由于我国法律目前没有明确规定分案审理,司法实践中存在的对一份起诉书(自诉状)指控没有关联性的数个被告人的案件进行并案审理,导致出现功能障碍、程序牵连、诉权制约等弊端。在现有法律框架内,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分案审理的条件,对提起公诉的没有关联性的数个被告人间的若干犯罪行为,采取制作数份判决的方式实现分案审理。对自诉案件,可说服自诉人按照法院建议提起自诉,或者裁定驳回。     

网络传播权及其限制

首先分析了网络传播权的性质及其在<著作权法>中确立的必要性,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应当对其进行必要的限制,以防止网络传播权的滥用.最后对合理使用和法定许可这两种对著作权限制的方式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析.     

契约论视角下的罪犯权利

我们可以从新契约论的角度尝试建构一个罪犯权利理论,从这一理论看,罪犯权利的内容和程度的正当性的基础不仅仅是因为罪犯是人或公民,而且更是因为现代理性公民在一种公平的最初状态中的共识。形象地说,就是处于“无知之幕”之后的社会契约制订者根据最大最小值平衡的原则认可罪犯应当具有一些基本权利。其中主要包括:受惩罚权、生命权和思想自由权、不受虐待权、申诉控告权和获得基本教育和培训的权利等。     

跨国公司知识产权滥用的法律规制——反垄断法律体系的视野

任何权利都有被滥用的可能性。由于知识产权具有垄断性特征,知识产权被滥用难以避免。当知识产权法律体系对跨国公司滥用知识产权行为的规制难以达到预期效果时,以垄断行为为规制对象的《反垄断法》的出台就显得极为必要。我国反垄断法出台之后,尚存在理论偏差及操作性弱等不足,因此应当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做法及国际条约的相关规定,完善我国对跨国公司知识产权滥用的反垄断法律规制体系。     

论高等学校处分权的行使及规范

高等学校依法享有自主管理的权利,对本校违纪学生给予一定的处罚是十分必要的。学校执行纪律的结果必然会对学生的权益和前途产生相应的影响。以前,我们只考虑学校行使维持校园秩序的权利是十分必要的,应当被支持和尊重,却很少研究和思考学校行使权利的方法和程序是否合法、是否公正。伴随着中国民主与法治建设的发展和提高,我们在从事高校学生管理工作的过程中,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高等学校行使权利,必须以合法、公正为前提,否则也会导致权利的滥用。     

关于“追悼权”应否受到法律保护的看法

最近,社会上频繁出现以"亲吻权"、"哺乳权"、"追悼权"等权利受到侵害为由而提起诉讼的民事侵权纠纷案件.对于这一现象,文章从法学理论角度和客现实践的角度分别对其进行阐述,指出此类权利纠纷不能纳入法院受理范围,此类权利也不能纳入法律保护的范围,而只能通过道德规范进行调整.     

“最终解释权”条款的法经济分析

最终解释权条款在现实生活中被滥用,是因为这一条款带来的效益和支付成本严重失衡。这一格式条款既无法律依据又无理论基础,属于无效条款。如果经营者和消费者对条款发生争议,真正享有最终解释权的只能是仲裁机关和审判机关。     

论未决羁押的公正性及其保障

因涉嫌犯罪而受到刑事追诉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受到较长时间的监禁,其人身自由受到较为严重的侵害.这种未决羁押在立法价值选择及其目的性方面有其存在的正当性.未决羁押制度本身与人权保障相"对立",我国实践中羁押权缺乏制约,有其不公正之处,但是从法律控制的角度来讲,一定的原则和措施,能够保障未决羁押的公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