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差异下的英汉可译性限度

语用翻译理论认为:译事(翻译)是一种包括原作者、译者、译文读者的三元关系。英汉文化差异性的客观存在是导致其翻译可译性限度的一个更为根本的原因。文化差异不仅影响着语言本身的内涵,而且也制约着译者自身的翻译。解读英汉原作者异质语言中的文化内涵和提高译者的文化素养是缩小文化差异中可译性限度的两个主要方面。     

汉英文学翻译中的不可译性及其翻译策略

由于文化传统、社会风俗、语言结构和思维方式等诸多语言和文化因素的差异,使得翻译的可译性存在一定的限度。解构主义的代表人物德里达在《巴别塔》一文中,以"Babel"一词的多义性来解构翻译的传统观念,并阐述到"上帝既开始解构通天塔,也开始解构天下会公用的语言;宗谱系统驱散与四方;截断了它的世系;一旬间把翻译这项工作强加与人类,又禁止人类翻译",指出了"不可译"又"必须译"。     

文化语境视角下的可译度研究

由于汉英两种语言的语言差异及文化差异的存在,翻译过程中信息的损失是不可避免的,所以翻译的可译性只是个限度的问题。本文作者在奈达翻译过程论述的基础上把原语文化语境分析和译入语文化语境分析引入到翻译过程中,从而使翻译过程细化,明确化。本文运用大量实例进一步探讨了文化语境在翻译过程中通过它的三个主要功能来实现可译度的提高：制约功能、解释功能以及补充功能。     

文化映射与汉英认知隐喻的可译性

汉英民族不同的发展历史、社会制度、生态环境、宗教信仰和民情风俗造成了其隐喻表达独特的文化负载,从而使隐喻运用的语言风格、艺术特色、表现手法等在翻译中容易遭受不同程度的损失,造成原文内涵在译文中的严重亏损,也造成了汉英隐喻翻译中特有民族文化内涵的可译限度。建立汉英隐喻的跨文化映射关系是实现汉英隐喻翻译可译性的关键,对等替换、喻体直译、意象转换和结构扩展是实现汉英隐喻跨文化映射的基本途径。     

语言的“不可译性”简析

语言的“不可译性”既有“文化不可译性”与“语言不可译性”之分,也有“相对不可译性”与“绝对不可译性”之别,应该具体分析和区别对待。研究语言的“不可译性”,有利于进一步了解不同语言和文化的异同,也有助于进一步探讨翻译理论,尤其是翻译标准。     

论语言的可译性限度

本文从文化差异的角度探讨了语言的可译性限度,认为语言存在相对不可译性和绝对不可译性,而文化的差异是导致语言不可译性的主要原因。     

文化空白与《红楼梦》佛教用语翻译

在翻译过程中,一些对原语读者来说显而易见的文化内容,对于译入语读者来说,却是难于理解的,极易在译入语中形成文化上的空白。俄国翻译理论家I.Q.Sorokin在研究文化及其国别特点时,提出了文化空白理论。宗教是文化密不可分的一部分。《红楼梦》这部中国古典文学巨著中存在着浓厚的佛教思想。本文以杨宪益及其夫人GladysYang的《红楼梦》英译本《TheDreamofRedMansion》为研究对象,从文化空白理论的角度,分析其中佛教用语的翻译策略。     

从“目的论”的角度分析杨译与霍译对《红楼梦》习语的异化与归化处理

对《红楼梦》中习语的翻译,杨宪益先生基本上采取了＂异化＂手段来解决语言中的文化因素,即在译文中尽可能地体现译出语文化内涵;而霍克斯先生为了避免中英不同文化的冲撞和译入语读者的误解,采用了＂归化＂的手段。异译和归译是翻译过程中的两种＂方法＂,不存在哪种译法＂好＂或＂不好＂的问题,只要译文通顺、易懂,最大程度上实现了＂合适性＂原则即可。     

从风格标记看小说人物语言风格的传译——以《红楼梦》两译本为例

文学作品的风格传译向来是文学翻译中备受关注的焦点。刘宓庆认为风格是可以通过翻译传达的,并提出了一套完整的风格标记体系来检验风格的可译性。在此基于这个体系从风格的形式标记角度分析了《红楼梦》两种译本的译者对人物语言风格的传译手法的异同及其得失。     

从《红楼梦》微观文化的处理看中西观念文化差异

翻译是两种语言的转换,也涉及两种文化的交流。译者不仅要了解译入语文化,而且还要深入了解本民族的文化,由于两种语言之间存在文化差异,文化比较也就成为翻译过程中一个重要的环节。《红楼梦》这部伟大的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包蕴着丰富的文化理念,杨宪益夫妇和霍克斯对其中文化因素的英译处理,可以鲜明地体现出中西观念文化的差异。     

跨越英汉翻译中的文化障碍

语言与文化是相互交叉的,也是相互渗透的。语言作为文化信息的载体,可以突破时空限制,承载文化信息的多方面内涵。翻译作为跨文化交际的最主要的手段,是和文化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但是,由于差异所带来的可译性限度是难以避免的,即翻译中不可能不存在文化障碍。通过对英汉词汇、英语习语和汉语成语在文化内涵上的差异加以分析,指出在翻译中如何跨越文化障碍,缩短由于缺乏理解而产生的距离,避免不必要的文化冲突。     

文化空白与《红楼梦》佛教用语翻译

在翻译过程中,一些对原语读者来说显而易见的文化内容,对于译入语读者来说,却是难于理解的,极易在译入语中形成文化上的空白.俄国翻译理论家I.Q.Sorokin在研究文化及其国别特点时,提出了文化空白理论.宗教是文化密不可分的一部分.《红楼梦》这部中国古典文学巨著中存在着浓厚的佛教思想.本文以杨宪益及其夫人Gladys Yang的《红楼梦》英译本《The Dream of Red Mansion》为研究对象,从文化空白理论的角度,分析其中佛教用语的翻译策略.     

试析杨宪益、戴乃迭《红楼梦》英译本中的服饰文化翻译

《红楼梦》中的服饰描写传递了我国传统文化,并反映出当时封建社会的风貌.从杨宪益、戴乃迭的《红楼梦》英译本中的服饰文化翻译入手,举出多处译例,从服饰的材质、图案和样式三方面,探究译者的翻译手法及原因.     

试析霍译本《红楼梦》中医药文化的翻译

本文从中医基本原理、病症与诊疗、中药与方剂以及养生保健等四个方面的内容入手,分析霍克斯《红楼梦》英译本中医药文化的翻译策略与方法,发现霍克斯并没有拘泥于异化或归化的翻译策略,而是采取灵活多变的翻译方法,包括音译、直译、意译、增译和减译等。     

古典诗词的可译性限度与创造性叛逆

中国古典诗词多用对仗、富于节奏感而且意境优美。在英译过程中,英汉两种语言和文化背景的差异常常导致诗词翻译的“不可译”。本文从中国古诗的意美、形美和音美的可译性限度来探讨诗歌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     

从语义修辞格视角研究《红楼梦》回目翻译

《红楼梦》是中国古典章回小说的不朽之作,其回目的语言别具特色、异彩纷呈,具有很高的艺术成就和审美价值。本文通过分析《红楼梦》前56回回目中的修辞格及其在三个英译本中的翻译,从重复、对偶、隐喻、借代、委婉语等语义修辞格的视角研究原文修辞格在译文文本中＂音形意＂三美的再现情况,剖析译者的翻译手法和翻译技巧,旨在探寻中国古典章回小说回目汉英翻译的可行性与翻译限度等问题,以期达到对中国古典章回小说回目翻译的指导作用。     

从认知角度论可译性的相对性

语言的共性是可译性的理论基础,文化的差异是可译性的认知途径。可译性问题不是一个二分体,而是在文化认知角度下的一个译文确切性问题。因此,可译性与不可译性是对立统一的。跨文化间的翻译是一个不断优化的过程。在当前历史文化的全球化时代背景下,认识到这一问题尤为重要。     

从目的论角度析《红楼梦》两个英译本

《红楼梦》是反映我国封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该书的两个英译本,由于翻译方法不同,引起一场归结于处理原文文化因素方法的讨论。文章以目的论为理论根据,通过对两个英译本中译例的分析,探讨了翻译中的异化与归化问题并得出目的决定方法的结论。     

从戴维森的彻底解释看翻译的可能性

从以往围绕翻译的可能性展开的讨论来看,持可译性论者认为,不同语言之间的交流和翻译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人类经验的相似性和人类文化的相通性使人类在思维认识方面产生了许多共性,这些共性决定了翻译的可能性.持不可译性论者则认为,由于不同的语言和文化渊源,不同的原语材料,不同的思维方式,都各自具有其一定的特殊性,因而不同语言在翻译时自然会存在一些不可译性.这主要源于译入语缺乏对等的语言表达形式和因文化差异而导致的文化项的缺省.据此,翻译的可能性就取决于源语与目的语之间是否存在对等的语言形式和对应的文化元素.然而,实践表明,翻译绝不是通过语词的一一对应就能轻易获得成功的.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对等"的真正性质不是翻译预设的,而是由翻译产生的.一种语言中的一个语词或句段是否与另一种语言中的某个语词或句段对应,这是一个约定性的问题.如果两者之间具有事先约定,那么"对应"就是运用问题;如果没有事先约定,那么就需要建构约定性.建构两种语言之间的约定性,与运用已经建构好的约定性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因为所有先在的约定性一定是在过去被建构的,而这种建构过程毋庸置疑地从属于翻译.由此可见,要真正回答"翻译何以可能"这个问题,从根本上就是要追问建构两种语言之间的这种约定性的基础是什么.     

论文化不可译性及其对策

翻译不仅是文字符号的转换,更是一种跨文化交际活动。虽然语言的共性、人类思维的相似性以及各民族文化的相互渗透决定了翻译过程中信息转化的可能性,但语言的独特性和民族文化的巨大差异也使翻译有时无法进行。所以文化不可译性长期以来一直是翻译界讨论的焦点问题之一。文化不可译性包括绝对不可译性和相对不可译性两种。其中绝对不可译性是无法消除的,但相对不可译性会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而逐渐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