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村政建设的经济学分析——90年前的宪政试验

20世纪10年代,阎锡山在山西省开始村政建设,实行基层民主与村民高度自治。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具有网络性的特点,在村庄网络中,网络的自组织资源和对村民的约束力能促进村民对民主的参与程度,实现村级公职人员选举的投票最优解。对村长等公职人员的监督中,由于村长和监察委员之间的人际关系与制度交织在一起,降低了监察委员会的效力,山西村政建设中期的制度完善正是为了改善这一情况。     

村民自治的宪政之维

村民自治建立与发展的过程体现了乡土社会中国家与社会的逐步分离,村民自治是一种区别于主权自治和地方自治的乡村基层社会性自治,具有社会自治的宪政特性。村民的自治不是由外界授予的而是村民在法治之下的固有权利。在我国应当提升基层群众自治的宪法地位,使其真正成为我国自治制度的重要内容。在宪法中明确村民自治权的基本权利性质和村民自治权的行使主体,在此基础上制定出关于村民自治的宪法性法律——《村民自治法》或《基层自治法》。     

社会资本对村民自治参与的影响研究——基于CLDS2016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CLDS2016数据,基于6 174个样本,从性别差异的视角,运用Logit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社会资本对村民自治参与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社会资本和村民自治参与均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农村女性面临着社会资本欠缺和自治参与不足的困境,自治参与率的性别差异达14.28%;(2)社会资本是影响村民自治参与的重要因素,强连接网络、社会信任和社会规范对自治参与均具有显著影响,但一般信任为负向作用;(3)分组回归发现,强连接网络、特殊信任和互惠规范对女性村民自治参与具有显著促进作用,社会信任和社会规范对男性村民影响显著,但一般信任对男性村民为显著抑制作用;(4)性别在互惠规范对村民自治参与的影响中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但在社会网络、社会信任和道德约束中,并未发现性别的调节作用。综上,可以发现社会资本是影响村民自治参与的重要因素。尽管男性和女性的社会资本存在显著差异,社会资本对两性自治参与的影响机理亦有不同,但社会资本并非造成村民自治参与性别差异的关键因素,反而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弥合性别差异对女性自治参与的负向影响。     

论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完善

农村基层群众自治即村民自治既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重要方面。完善和实施村委会组织法必须总结经验．对广大农民进行深入持久的法制宣传教育，增强法治观念；乡党委和政府对村民自治工作应给予积极的指导和支持。     

村民自治给民族杂居地区村庄带来的影响--云南省孟连县拉嘎村村民自治实施情况调查报告

边疆民族地区的村级治理是我国边疆民族地区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关键.村民自治为广大民族杂居地区注入了新的发展生机与活力,改变了边疆民族杂居地区农村基层的政治关系和权力运行机制,推动了农村基层民主化的进程,促进了农村经济、社会的向前发展.     

村民委员会选举中存在的问题与改进对策——以山东省德州市某县村民委员会选举为视角

村民委员会选举制度在中国农村社会的推行,引起我国农村治理模式的变化,也对构建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具有深远的影响。随着村民自治实践的深入发展,许多限制和制约着村民委员会选举的问题逐渐显现出来。因此,依法全面实现“乡政村治”的有机衔接,理顺农村党支部和村民委员会的关系,完善现有的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是解决目前村委会选举中存在问题的有效途径。     

西部村民自治的困境分析及路径选择

村民自治制度作为一种新型的农村治理制度,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建立农村和谐秩序的一种尝试。但是,西部农村在实现自治实践过程中,困难和矛盾更为突出,需要我们面向现实,进一步采取切实可行的政策和措施加以改进和完善。     

当前村民自治存在的主要问题原因及对策分析--以恩施州村民委员会第五次换届选举情况为例

我国村民委员会选举既是史无前例的,但目前又是浅层次的,离"自治"的目标还较远.要提高"村治"水平,吸引广大村民的积极参与至关重要,否则,"村治"便是无本之木,无水之源.而提高村民的政治热情需解决三个问题一、发展乡村集体经济,为村民自治创造物质条件;二、培养村民的民主意识、增强自治能力;三、提高村民的文化素质、塑造村民自治的适格主体.     

村民自治的主体与性质——读《宪政的法理言说》引发的思考

我国的村民自治制度既是改革开放的产物,又是宪政制度的创新与民主政治的进步。村民自治是法治之下的由村民组成的“村共同体”之治,强调村民自治主体的宏观性、概括性与相对性。,村民自治的主体是集体行使自治权的全体村民,村民自治的性质是具有特定内涵的“基层自治”。基层自治的特殊性是自治主体在法律不禁止的情况下充分实现自己的权利,是在国家权力之外法律之下的权利自治。村民自治既不同于国家主权之下的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也不同于同一社会制度下国家权力有限让渡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中国村民自治之救济问题研究——以村民委员会的选举和罢免问题为切入点

村民自治是中国民主的起点，村民自治在法治的轨道上健康发展，直接关系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顺利进行。但由于缺乏有效的法律救济，村民委员会成员的选举和罢免却存在着种种问题。“有权利必有救济”是法治之必然结果，有规则而没有完善的救济并不能够成就法治，所以本文主要从司法救济层面进行探讨。     

村民自治的公共选择研究

选举制度是民主制度的核心 ,选举的得失直接关系到民主的真实性。选举过程是选民和候选人的互动过程 ,他们为了各自的利益而进行角逐。必须以选举理论指导村民选举的实践     

"乡政村治"格局下的多元矛盾分析

目前，在我国乡村治理过程中，“乡政村治”的治理模式日益显现出几大持续性的矛盾关系；乡镇政府与村委会矛盾、村委会与村党支部矛盾、乡镇政府的财权与事权矛盾、村委会与村集体经济组织矛盾。本文详细分析了这些矛盾产生的原因，并总结全国各地乡村治理实践中的有益经验。在此基础之上，提出了解决这些矛盾障碍的对策性建议。     

论社会转型中宗族文化的复兴与乡村选举

宗族文化是传统中国农村主导文化的一个重要层面。生产力水平的相对落后、国家行政力量的弱化和宗族自身功能性作用的重新张扬,是改革开放以来宗族文化复兴的重要原因。这种复兴对乡村选举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间接影响村民投票的价值取向、直接影响村民自治的选举过程和后续性影响选举产生的村干部的公共管理行为。深化体制改革,强化国家权力影响,建设先进文化,是降低宗族文化消极影响并最终促进其蜕变与消亡的必然路径选择。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不足与完善

中国农村稳定发展是整个中国稳定发展的基础,而农村的村民自治建设则是搞好三农问题的有利途径.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监督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但是,我国规范村民委员会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存在种种不足.本文针对《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存在的不足,探求村民自治的发展方向,并结合实际提出修改法律,完善实施的解决方案.使村民自治在宪法框架下能更好地发挥基层民主作用,进而真正实现农民的权利.     

中国村民自治的宪政思考

宪政与村民自治所具备的制度精神和制度原理一致，它们有着几乎相同的价值追求，有着近似一致的精神品格。中国的宪政建设不能忽视农村基层民主宪政，没有农村基层民主宪政化，就不会有整个国家的民主宪政化，村民自治自身具有丰富的法律内涵和宪政精神。中国村民自治的研究应当突破传统思维视角和研究进路，从宪政的角度对村民自治问题进行分析和阐释，揭示村民自治的宪政价值。     

完善村民委员会选举权利救济制度的探讨

通过分析村民委员会选举权利救济制度的缺陷;对村民委员会选举权利救济制度的完善提出了建议,认为首先应建立起村委会选举的诉讼救济制度,其次要健全和完善行政复议救济、信访救济、人大监督救济等制度。     

村民自治中社会资本的异化及功能重塑——基于豫东S村的个案考察

内生于乡土场域的社会资本对我国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基于豫东S村的田野调查,构建信任-规范-网络的分析框架,对乡村社会资本的异化进行考察.结果表明: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囿于村落的封闭性和集体守望相助的状态被打破,S村社会资本呈现出信任程度较低、互惠格局偏小以及社会网络失衡等存量不足现象,社会资本的表现形式发生异化,并对村民自治的有效性带来负面影响.具体来说,合作困境、互惠消解与圈外排斥是社会资本异化的集中体现,而利己文化、规范失效与宗族禀赋则是社会资本异化的重要成因.基于此,建议从信任均衡、规范融合与网络联结3个维度提升乡村社会资本存量,以实现乡村社会资本的功能重塑,从而为村民自治构建必要的信任、规范及网络.     

自治下沉:新时代村民自治实现形式的探索——对广东省云浮市与清远市的比较分析

针对行政村村民自治存在的现实困难,全国各地相继进行了一系列实践探索,广东省云浮市与清远市的改革较为典型,两市均通过自治重心下移释放了自然村或村民小组的活力,其创新思路及机制、实践特征及效能、改革局限及风险等值得进一步探讨。从当下的自治条件来看,新时代村民自治要实现“行政—自治”适度分离,加强自然村或村民小组一级的村民理事会等社会组织建设,赋予村民充分的自治权;确保“政经分开”,理顺村民自治组织与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关系,开辟农村基层治理新局面;因地制宜设置参与有效的自治单元与供给有效的服务单元,最大限度释放治理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