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云南民族传统文化中的宗教文化资源

宗教文化资源渗透在云南民族传统文化的物质、制度和精神之中,因此,云南民族传统文化资源的性质是宗教文化.云南宗教文化资源具有完整性、原发性和层次性,并以原始宗教文化资源为根本.因此,认识和定位云南传统民族文化资源的性质,对云南保护、开发和利用传统文化和建设民族文化大省具有重要意义.     

易代之殇：明清之际江南地区屠城事件研究

以“嘉定三屠”“江阴之屠”为代表的明清之际江南地区屠城事件广为人知，但学界探讨较少。经考订，明清之际江南地区至少有十座府县治所城市遭到屠城，接近总数的四成。清廷奉行“抗拒者诛”的屠城政策，有意将屠城作为政治、军事策略使用，是导致此时屠城频发的重要原因。其将屠城归于刑诛之列的做法，则是实现政权合法化的策略之一。屠城的具体过程与组织手段也能体现屠城作为政治、军事策略的内涵，彰显了清朝政权与前线将卒围绕屠城的“合谋”关系。清初各地盛行的屠城谣言则反映了普通民众对屠城的认知，应被视为民众在社会危机时的自我保护手段，具有反权力的性质，由此可窥见明清国家与民众的微妙关系。总之，江南屠城具有明确的政治、军事属性，与社会心态、谣言传播、官民关系等社会文化现象也有关联。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有助于增进对明清之际时代环境的认识，亦可更为深入地理解中国历史上长期延续的屠城现象。     

京津冀文化圈的渊源和载体

今日京津冀文化圈源头的冀文化是中国古代地域文化中极具特色的一支,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京津冀区域文化的渊源和载体。冀域文化圈内发掘的大量新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及原始族群的大量活动遗迹表明冀文化的产生源于华夏族群的长期共生,是中华文化的源头。有形的历史文化载体及长期的繁荣为冀文化的研究以及挖掘冀文化的贡献,对探讨京津冀区域文化特征提供了可靠资源。     

刑讯根源之功能与文化探析

刑讯逼供是现代社会司法中存留的酷刑之典型表现,它是对人类固有尊严的践踏,是对法治的公然挑战。刑讯逼供之所以在现代司法中根深蒂固,除相关制度不完善的原因外,负载显示权力运作之社会功能是其现实的背景性原因,无“个体”与“自我”认同的传统法文化精神的浸润乃其内在的根源。     

悲剧精神与中西文化分野

本文关心的是由悲剧精神引起的中西文化传统比较的问题,或者说是通过对中西文化差异的研究追问中国文化的独特品质与其起源。悲剧精神根源于人类的生命意识和原始的生命活动中,它是人类对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困境的应战和超越。悲剧精神在中西方文化中有不同的表现形态:西方文化的悲剧意识深刻彻底;中国文化的悲剧意识则浮泛且留有余地,从而表现出不同的文化发展倾向。     

人权和美国传统

人权的起源人权是个比较现代的提法,它的大意是指世界上每个地方所有的人,都有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政治演说家喜欢从宗教方面,特别喜欢从所谓犹太基督教传统寻找这个概念。其实,值得注意的是,伟大的宗教时代漠视现代意义的人权,不仅默认贫穷、不平等和压迫,而且嗜好奴役、酷刑及战时的残忍和暴虐。     

论亳州梆剧的文化承续及演进佳境

安徽地方戏亳州梆剧又称豫剧,也是皖北地区最受欢迎的濒危戏曲剧种之一。亳州梆剧属于河洛文化,它既是河洛文化孕育出的一朵靓丽的艺术奇葩,也是河洛文化精神在中国传统戏曲门类的艺术绽放。亳州梆剧诞生时间较晚,然其根源却很古老,它承继了河洛文化的传统,也延续了河洛文化的许多原始意识,在哲学思辨、伦理道德、美学观念等文化内涵上与河洛文化有着割舍不断的审美关联。     

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承载与传承——《关雎》中“君子”形象分析及《关雎》的现代意义

《关雎》是一首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作品,它的产生首先是一种文化现象。君子形象体现了传统文化精神中高度重视德性修养、中庸之道、自强不息、天人合一、乐观豁达等文化精神。     

中国古代酷刑文化解析

中国古代酷刑大体可分为讯刑与法定刑两种。由于法外施刑的大量存在，刑罚之残酷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株连之法的适用使得一人犯重罪往往同时祸及其妻子儿女、三族、九族的亲人甚至是朋友、邻居。统治者利用酷刑来达到惩罚、恐吓、确认皇权的无上权威甚至是娱乐的目的，酷刑对中国人社会生活、社会心理有久远影响，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对摆脱酷刑文化的影响、促使中国走向法治化社会有重要影响。     

先秦赵文化与古希腊雅典文化改革开放精神比较

先秦赵国与古希腊雅典都在各自所在地区对改革开放有着迫切的要求。赵国改革开放精神的直接动力是由于晋国社会改革的惯性,并且是迫于与周围各国战争的需要。而雅典是由于其内部阶级矛盾激化。赵与雅典都是经济类型多样,经济文化具有开放性。赵国的政治开放属于原始民主制的残余,是一种历史传统。而雅典则是在清除了氏族制残余的基础上实现的。它所体现的是一种较高层次的制度文明。赵文化的改革开放精神主要表现在学派的兼容并包和学术上的百家争鸣。而雅典文化的改革开放精神表现在它善于吸收外来异质文化。赵与雅典在文化改革开放精神的导引下,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达到了那个时代各自地区的高峰     

论传统文化对饮食文化的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而最能代表传统文化精神核心的当属饮食文化。饮食文化中的“五味”说就是以阴阳五行，阴阳消长，五行生克的哲学思想为基础的；而饮食文化中所追求的“原物、原形、原汁”等，就是从道家思想所崇尚的“自然清淡”中繁衍而来的；色、香、味是饮食文化所讲究的，它更是儒家美学思想——食精脍细所要求的；原始神话作为一种极其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时刻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而饮食活动自然也是处于其氛围之中，受其影响，留下了各种原始神话的印迹。     

中西文化视域中Being的双重含义

西方哲学自古希腊以来的一个核心概念Being的原始含义固然是一个逻辑系词“是”,但由西方传统对语言规范及其逻辑确定性的尊重使这个词上升到了世界本体和真正实体的崇高地位,从而使它带上了系词“是”和动词(及动名词)“存在”(及“本体”)的双重含义,体现了西方文化中逻各斯精神和努斯精神的统一,这是中国古代以农业为本的文化传统所难以理解的文化现象和语言现象。     

尚礼与尚力——中西文化精神论纲之一

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是"尚礼"精神,西方传统文化精神是"尚力"精神。礼文化是中华五千年文化的主体。"力"是唯一将西方文化三要素构成一体并且传承不断的文化精神。"尚礼"精神作为一种传统精神,至今仍具有强大生命力和重大现实意义。"尚力"文化已经发展到自己的一个高峰时期,它所造成的三大人类危机——环境危机、战争危机和人的精神危机,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因此,21世纪应该是"尚礼"和"尚力"两种文化精神或者说是文化价值观念对立互补的世纪。     

中国传统和谐文化研究三十年综述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思想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的基本精神和精髓。自改革开放以来,学界更加重视和投入到对中国传统和谐文化的研究,发表了大量的研究成果。纵观这些成果,其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对“和谐”及其相关范畴的内涵进行追溯和剖析;第二,对不同学科、学派、学者的“和谐”思想进行比对和综合;第三,对传统和谐文化进行反思和现代转换。     

云南民族体育器具造型文化研究

在对原始形态的民族体育造型文化的保护上,现状不容乐观。由于现代体育的冲击、全球化发展的趋势、自我“创新”的导向等等,使大量的民族体育造型文化的有形和无形的载体正逐步消失,许多原始形态的民族体育器具正逐步被现代工艺所取代。保护和弘扬本土文化,挽救各民族的文化传统,有效而准确地继承民族文化的精神内涵和外在形式、形制,准确而细致地保护传统文化的基本形态等工作已迫在眉睫。     

在批判与耽溺之间——论李伯元《活地狱》

<活地狱>在李伯元小说创作中的特殊之处是其酷刑叙述.李氏对官府酷刑的冷静叙描既渗透着批判激情,又隐含耽溺激情,其间受刑人"人"的特征被严重削弱.李氏酷刑叙述体现着传统儒学素朴的"民本"意识,同时也有末世文人精神失怙的茫然,显示出现代人道主义、个性主义的历史性缺位(未出场),同时也反映了近代商业写作的利益制约.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与当代研究生涵养养成研究

研究生教育是我国教育体系中层次最高的教育,担负着为我国科学文化的大繁荣大发展培养人才的重任。中国传统文化中蕴涵着丰富的文化精神,为当代研究生涵养养成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当代研究生加强自我涵养中的传统文化精神,主要包括和谐理念、刚健理念、兼济精神、义利观及道德观等内容。充分利用思想政治教育渠道、倡导开展传统文化课程、利用网络平台手段、构建和谐校园文化等形式,是探索在当代研究生自我涵养中增加传统文化精神的有效途径。     

论红色精神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

红色精神作为红色文化的精神指向,是其主体精神,其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一脉相承的联系;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思想在红色精神中都有体现,红色精神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进行了革命性转换和升华;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入挖掘中,我们更能够体会到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历史必然性。     

苗族巫文化的原型与巫性略论

从原始宗教作为文化原型的角度,考量了苗族巫文化的原型--苗族原始宗教及其核心要素鬼神崇拜,考量了苗族巫文化的巫性特质,并分析其成因,期冀对原始宗教及其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作一鲜活的范例说明.     

维吾尔族传统婚俗中巫文化的形式及特点

维吾尔婚俗是以伊斯兰文化为基本框架 ,对维吾尔人生活有决定意义的伊斯兰文化似乎和巫文化是不相容的 ,但在其信仰中 ,神秘主义却一脉相承 ,原始巫文化在其传统婚俗中有大量的积淀 ,表现出独特的巫文化特点 ,至今仍强化着维吾尔人的族群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