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叶斯推理的逻辑与认知问题

贝叶斯主义的复兴出现在统计推理领域,贝叶斯方法成功避免了经典统计推理中的主观因素问题以及先验回避问题,凸显了自身的归纳特性,因而是推理方法的革命。尽管目前贝叶斯主义风行,但它仍存在主观性、简单性与旧证据问题等难题,这也为其进一步发展留下了宽广空间。认知心理学近来对贝叶斯推理研究的发展,为贝叶斯推理研究的认知转向提供了契机,同时为这种方法的发展提供了可能的进路：探索频率主义与贝叶斯主义整合的可能性;在外延性归纳逻辑中引入内涵因素,尝试外延性与非外延性因素的融合。     

法律推理从“逻辑独白”到“实践对话”的位移

法律推理过程包含着权力与利益、应然与实然、确定性与妥当性、客观解释与主观解释、逻辑与价值、语言与事件、思维与表达、认知与行动等诸多矛盾.在司法能动主义与司法克制主义、自然法学与分析法学、实证主义与现实主义、分析哲学与经验哲学的碰撞中,法律已经由文本所体现的规范层面转向法律施行的实践层面,法律推理已经由“逻辑独白”位移到“实践理性”.     

论群体理性与绿色营销

经济活动中群体理性倡导社会、企业和消费者三者利益的统一,尤其关注企业营销行为不损坏生态环境和消费者权益,是近年来绿色营销兴起的思想根源.但由于群体理性与个体理性选择存在矛盾以及绿色营销正的社会外在性造成的成本收益分配不均衡等原因,我国绿色营销发展程度低.因此有必要引导个体理性向群体理性转移和融合,从思想上为绿色营销扫清道路.     

关于定罪推理的逻辑再思考

定罪推理是刑事审判活动中常见思维形式,它有特定逻辑特征、特定适用范围,因此把它定位于不同于普通三段论的思维形式结构更科学、合理。同样,对定罪推理的运用也应遵循特定的逻辑要求     

刑事推定的逻辑与司法理性

刑事推定是在部分案件事实不能证明的情况下,依据逻辑关系或者司法理性,确定案件待证事实的过程。推定不是证明,但是,它是以控方的证明和辩方的证伪为基础的。从本质上看,推定不仅是一种逻辑思维过程,还是逻辑思维与司法理性结合的过程。     

论刑事推定的逻辑与司法理性

推定是在部分案件事实不能证明的情况下,依据逻辑关系或者司法理性,确定案件待证事实为真的过程。推定不是证明,但是,它是以控方的证明和嫌疑人的抗辩为基础的。从本质上看,推定不仅仅是一种逻辑思维过程,还是逻辑思维与司法理性相融合的过程。     

法律思维的理性力量之源——论法律推理的形式性

从宏观角度论述法律推理的一般理论,通过对推理性质、特点的分析,阐明推理之所以能够根据前提推出结论是因为存在一个实质依据或者形式依据,通过对法律推理的形式和实质的分析,得出在我国法治尚不发达,普遍缺乏对法律的忠诚和信仰的情境下,法律推理应优先适用形式推理而非实质推理的结论。     

传统逻辑直言命题推理的扩充

传统逻辑的直言推理包涵易被忽略的内容,文中力图揭示这些内容;一旦用一阶逻辑形式化直言推理以后,在得到精确性的同时,又失去了思维的直觉,对扩展思维方法并无好处。但这种推理还可以用现代数学的图论进行扩充,发掘更多的连通关系;最后还可以用知识库理论扩充,以让传统逻辑发挥更大的作用。     

论康德对理性心理学的批判——以《纯粹理性批判》A版谬误推理为中心

理性心理学是独断形而上学的理论形态之一,是理性自然而然地追求超验的灵魂之必然结果。当理性心理学用范畴这样的纯粹概念去认识灵魂时,就意味着在逻辑推理上混淆了范畴的先验运用和经验性运用。在《纯粹理性批判》A版“谬误推理”中,康德对理性心理学的批判锋芒直指对“我”的本性的理解。谬误推理的小前提成立的根据是“我思”,也正是出于对同一个“我”的本性的误解导致了先验幻相的产生。在先验观念下,康德对理性心理学的灵魂学说的最终解决方案可视为,对灵魂的“我”进行现象—自在之物的二分。     

逻辑与推理:事实重要吗?

现代逻辑正在经历着一个认知的转向,避开了弗雷格的“反心理主义”.逻辑学家与更多以经验观察为根据的研究领域的同事们之间的合作正在增进,特别是在关于理智主体的推理与信息更新方面的研究.既然纯粹的规范化从来不是一种可靠的立场,我们便把交叉领域的研究置于逻辑与经验事实之间长期存在联系这样的语境之中.我们还要讨论弗雷格城墙(Frege's Wall)的倒塌对于作为一种理性主体性理论的逻辑的一个新议程(agenda)意味着什么,以及什么会是对作为逻辑理论的朋友而非敌人的“心理主义”的一个切实可行的理解.     

法律推理的非形式逻辑特征分析

传统研究主要用形式逻辑的方法讨论法律推理问题,但是,随着学者们对非形式逻辑研究的不断深入,研究者在法律推理中发现了越来越多的非形式逻辑特征。文章从法律推理的非单调性入手,分析了非形式逻辑与形式逻辑、形式化的关系,通过案例总结法律推理的基本特性,试图论证法律推理的非形式逻辑特征。     

论公益诉讼的合理性与可行性

公益的提倡及维护 ,是现代法治运作行为所追求的目标之一。一般认为 ,公法侧重于对公益的调整 ,私法偏重于对私益的调整。但是 ,行政诉讼如同民事诉讼一样 ,偏重于对私益的救济 ,所以 ,在经济生活中 ,公益经济的司法救济是相当缺乏的。本文着重从公益的内涵入手 ,检讨传统诉讼在救济公益经济方面的制度缺陷 ,分析公益诉讼存在的合理性和可行性。     

论价值选择的主体性和合理性

价值选择是价值论研究中的一个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问题 ,但在理论研究上又比较薄弱。价值选择是人区别于一般动物的本质特征 ,它构成了从价值评价 (认识 )到价值创造 (实践、做 )之间的纽带和桥梁 ,是理论回到现实、指导实践的一个中间环节。而在价值选择过程中 ,必须正确处理价值选择的主体性 ,使人们的价值选择成为合理的、合客观规律性的 ,否则 ,人们的价值实践必然遭到失败     

论道家的社会发展合理性思想

在道家的社会发展合理性思想中,合理性的社会发展是与"道"的特性相一致的社会,它的社会制度是自然形成的,而不是圣人有意造作的结果。老子的小国寡民理想是一个"无争"的和平世界,庄子的"建德之国"则是个性得到充分发展的社会。     

从理性的角度分析教育对社会的作用

理性是教育对社会起作用的一个深层原因,它是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统一体。现代科技教育导致了理性的畸形发展——单极发展,这使现代社会系统中的行动者和制度体系都是极度功利取向的,也给现代社会带来了一系列整合困难。改革教育,重构理性统一体,进而实现社会系统的行动者和制度体系重构。     

论西方市场经济伦理理性的形成

伦理理性是经济方式运行的深层文化基础,自然经济、市场经济、计划经济具有不同的伦理理性。当今经济转轨中,大量出现的“道德失衡”现象说明计划经济的伦理理性与市场经济伦理理性存在着尖锐的冲突,无法对市场经济主体进行有效规约,因此,探索西方市场经济伦理理性的形成,揭示西方思想家对基督教伦理的理性化改造、契约化改造、法制化改造、政治化改造和市场化改造历程,对于建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赖以有效运行的伦理理性基础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从墨家辩学的生成原因看逻辑的文化依赖性

探讨墨家辩学得以生成的文化背景,对于理解逻辑的文化依赖性而言不无裨益。墨家辩学所内蕴的墨家逻辑思想的生成,缘于先秦时期“礼崩乐坏”和“名实相怨”的社会现实以及“百家争鸣”的思想处境,更取决于墨家学派趋近理性的学术特质。墨家辩学对“真”概念以及“名”“辞”“说”的研究,说明逻辑概念和逻辑规律能够独立于文化形态而得以萌芽和发展,但对逻辑概念和逻辑规律的具体表述却受制于其所在的文化形态。     

结合犯的刑事责任合理性研究

结合犯的刑事责任是一种加重刑事责任.德国、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刑法有关结合犯的规定各有特点.结合犯刑罚的创制和裁量必须坚持"并合主义",使结合犯的刑事责任与结果加重犯的刑事责任有所区别,体现合理性.     

理性看策划

策划作为一项经营活动 ,应该纳入为客户提供“脑力”产品和服务的轨道。策划能否被客户接受 ,取决于产品和服务本身的质量 ,而不是借助于媒体的宣传和夸大策划的神奇。     

试析法律移植的逻辑

从清末法律改革入手,阐释了法律移植曾经作为清帝国改善处境的主要手段是必要的;分析了阻碍清代中国法律移植效果的两项关键因素：制度结构和文化认同;指出法律移植在今天是我们国家现代化的手段,只有搞清楚法律移植的逻辑,才能增强我们法律移植的操作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