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贿赂犯罪与刑事免责制度

为解决追诉贿赂犯罪过程中的“取证难”问题 ,美国等国家创设了刑事免责制度。本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 ,建议在我国贿赂犯罪追诉中借鉴刑事免责制度 ,并对这一制度的引入方式和运作程序做出初步设计     

我国刑事错案侦查程序的特点

在我国,刑事错案的发生与侦查程序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基于遏制刑事错案发生之目的,对刑事错案的侦查程序进行研究成为必要。在厘定刑事错案范畴的前提下,确定选取研究对象的标准以及范围,以30起刑事错案为样本。以侦查程序为视角,通过对选取的样本进行分析,认为我国刑事错案的发生从根本上讲与侦查理念相关,并通过侦查制度以及违法侦查行为予以表现。因此遏制刑事错案的关键在于转变侦查理念,改革完善侦查制度,规范侦查行为。     

非政府组织参与刑事强制医疗程序研究

作为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新增的特别程序,刑事强制医疗程序面临着社会资潭供给严重不足的困境.而非政府组织以其承担协助、援助、代表和监督等职能可以将社会资源引入刑事强制医疗程序.非政府组织参与强制医疗程序有利于实现我国刑事诉讼程序的精细化和专业化,有利于贯彻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精神.为确保非政府组织的参与行为在法制框架内规范运行,必须从启动、参与、救济和监督机制等方面构建我国非政府组织参与强制医疗程序机制.     

我国侦查程序的缺陷与重构——以刑事侦讯为视角

从刑事侦讯的角度来看,我国侦查程序的缺陷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侦查程序本身的线性结构所产生的被追诉方地位的极度弱化,以及基本的程序性制约和交涉与互动机制的缺失;第二,现行侦查程序的基本原则主要体现侦查任务性和工具性的要求,没有体现侦查活动制约与控制的精神;第三,在侦查行为的定性、立法样式和相互协调性等方面存在缺陷.为此,可从以下方面考虑我国侦查程序的改革与完善:首先,侦查程序的构造应具有交涉与互动以及程序性抑制的基本特征;第二,将侦查法定原则、侦查比例原则和侦查的制约与控制原则作为侦查程序的基本原则;第三,在侦查程序的归类、侦查行为的方式以及侦查程序内容的顺序安排等方面做出相应的调整.     

论精神病人刑事辩护制度

承担刑事责任要求行为人对自己的行为的社会危险性有辨认和控制能力,然而精神病人对自己的行为根本无法认识和控制,无法对自己的行为承担刑事责任,因而精神病也就成了刑事辩护的重要事由。     

侦查阶段防范刑事冤假错案的对策思考

刑事冤假错案源头来自于侦查阶段,侦查阶段办案理念滞后、证据收集环节的疏漏及错误、侦查监督和责任追究机制不完善等都是冤假错案产生的主要原因,应采取相应的措施加以完善,以切实加强侦查阶段刑事冤假错案的防控措施。     

侦查程序中刑事证明的几个问题

我国侦查程序中刑事证明的理论存在着许多问题,如刑事证明的内涵及其与事实查明之间的界线,令状主义和人身保护令制度引入的必要性,侦查机关证明责任及证明标准的建构等等,这些都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     

侦查程序中刑事证明的几个问题

我国侦查程序中刑事证明的理论存在着许多问题,如刑事证明的内涵及其与事实查明之间的界线,令状主义和人身保护令制度引入的必要性,侦查机关证明责任及证明标准的建构等等,这些都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     

论宪政视野中的刑事程序法治

宪政是人类政治智慧发明中最有利于保证社会秩序和国家稳定的价值理念,也是最有利于进行权力制约与权利保障的制度设计。从宪政视野考究刑事程序法治得知:法治、人权与宪政这些人类孜孜不倦的奋斗目标及其所蕴涵的价值与精神应当融入到刑事程序等具体的程序规范和制度设计与建构之中,才会有真正的生命力;同时刑事程序法治是我国宪政建设的重要一环,体现了现代宪政文明的价值取向,只有在宪政制度与体制日趋完善的环境下,刑事程序才能真正走向法治化。     

影响侦查程序重构的若干因素

我国现行侦查程序属于职权主义模式的行政性程序,侧重于打击犯罪,轻视保障人权,无法适应刑事诉讼民主、文明发展的需要,需对之进行改造和重构。在重构侦查程序时,除要考虑刑事诉讼程序的内在价值以外,还要综合考察各种复合因素,力求使重构的侦查程序超越于现行侦查模式。     

有组织犯罪与秘密侦查法制化

有组织犯罪以组织性、隐蔽性、智能化程度高为突出特征,所涉及的犯罪领域多、取证难成为惩治有组织犯罪的瓶颈问题。侦查机关广泛运用秘密侦查,有其存在的现实基础及其合理性、正当性,但同时也侵犯了公民权利,涉及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价值冲突,应及时在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中明文规定秘密侦查合法化,在程序运行上对秘密侦查予以严格的法律规制,以实现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之双重目的。     

论合作型刑事审查起诉程序

合作型起诉程序实际上是以对话取代对抗、以理性的沟通取代拆讼技巧的运用、以合意取代决定、以恢复正义取代矫正正义,是对传统刑事审查起诉程序的颠覆。从刑事诉讼程序的特点来看,在具有承上启下作用的起诉程序中确立相应的合作性机制更具现实意义和可操作性。     

论刑事审后程序

刑事审后程序是指除审判监督程序外刑事判决生效后一系列程序的总称,包括刑事执行程序、被害人的权利保障程序以及刑罚被执行完毕人员的前科消灭程序等内容。刑事诉讼法学界除了对作为刑事审后程序重要内容的刑事执行程序研究较为充分外,还没有人对刑事审后程序作过系统的专门研究。对刑事审后程序进行系统的理论研究,特别是建立和完善被害人损害赔偿制度和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建立刑罚被执行完毕人员前科消灭的法律制度,不仅有助于完善我国刑事诉讼法,也有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论宪法视野中的刑事程序人权

宪法的基本精神在于人权保障,故刑事程序人权保障必然为宪法所关注并成为基本人权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外国宪法中关于刑事程序人权的内容主要包括无罪推定权、不受非法强制处分权、辩护权、保释权、不受强迫自证其罪权及公正审判权等。这些权利对于保障人民尤其是被追诉者的人权具有重要意义。     

论我国侦查程序律师辩护制度的完善

侦查阶段是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两种价值目标冲突最激烈的阶段,因而也是犯罪嫌疑人权利遭受侵害最危险的阶段。为了更好地保障犯罪嫌疑人的正当权利和完善刑事诉讼结构,必须更好地完善律师在侦查程序阶段的辩护权。针对现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应该赋予律师在侦查程序阶段的在场权、申诉权,同时扩大律师的阅卷权和调查取证权。     

论律师在侦查程序中的职能定位

律师以辩护人身份介入侦查程序是刑事诉讼国际准则的一种最低限度的正义要求.我国1996年《刑事诉讼法》将侦查程序中律师的权利定位于法律帮助,并没有明确规定介入侦查阶段律师的辩护人身份.这不但同国际条约的规定相违背,而且制约了律师作用的发挥,使律师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的权利落空.因此,中国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及世界贸易组织正式成员国,无论从国际地位还是现阶段国内的法治化进程来看,明确赋予律师在侦查阶段辩护人的地位及相应权利是非常必要的.     

论黑社会性质犯罪中"组织性"证据的收集--兼论检察引导侦查的可操作性问题

"组织性"证据,是指证明实施犯罪的集团是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的证据材料.实务中,由于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组织性"证据的收集存在三方面的突出问题.因此,有必要明确"犯罪的组织性"是"组织性"必要构成,明确"组织性"证据收集的途径和具体规格,同时加强警、检协作和追逃力度.     

论律师在侦查程序中的地位和权利

律师在侦查阶段的权利体现了诉讼地位,诉讼地位的正确定位又影响着律师的权利大小.目前我国的律师在侦查阶段的地位过低直接影响着执业的权利及其我国刑事诉讼后续阶段的控辩平衡.因此必须在刑事诉讼法中直接规定律师在侦查阶段"辩护人"的法律地位和赋予律师相应的执业权利,比如律师在讯问时的在场权和调查取证权.     

刑事特别程序辨义

作为刑事程序体系发展所取得重大成果的刑事特别程序,其概念界定当前并未形成通说。根据已有研究,主要存在普通程序对立说、特别刑事实体法实现说、简易程序说和刑事普通程序补充说,而这些学说都存在一定的欠缺与不足。根据尊重历史沿革和立法现状,预留未来发展空间,内涵明确、外延周延和尊重程序基本法理等基本原则;通过将刑事特别程序这一复合概念解构为刑事、特别和程序三个简单概念;结合立法背景和基本法理;可以将刑事特别程序的概念界定为：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在刑事司法领域内,适用于特殊类型案件的刑事诉讼程序和处理特定刑事司法事项的非刑事诉讼程序的统称。     

论网络犯罪的侦查与防范

作为一种新型的犯罪,网络犯罪体现出高智能性等特点。现行立法的滞后、侦查力量的薄弱、证据收集的困难,成为制约网络犯罪侦查的重要因素。在网络犯罪的侦查中,特别要重视对电子证据的收集和保全。完善现行立法,建立专门化的反网络犯罪侦查机构,加快技术研发,加强国际合作,是我国防范网络犯罪的现实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