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约权利论:第三大权利范式?

自由与权利是罗尔斯正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权利理论的角度分析,罗尔斯的《正义论》隐含着一个完整的权利理论。罗尔斯对权利主体、权利范围、权利合理性证明以及义务承载者都有明确阐释,这些是构成权利理论的要件。罗尔斯将道德权利奠基于契约论,它是传统的自然权利和功利主义权利理论之外的第三大权利理论范式。     

罗尔斯“原初状态”及其困境阐微

"原初状态"是罗尔斯《正义论》一书的逻辑起点,它并非被设定为历史上的存在,而只是思维中的存在,即一种假设的存在状态。罗尔斯正是通过这种假设的状态使政治哲学重归契约论,实现了契约论在西方道德哲学史上的复兴,但这种预设的理论本身却存在着诸多困境,体现在正义的环境、无知之幕和选择对象的设计等方面。     

论罗尔斯制度正义的优先性及其启发意义

罗尔斯的正义论实现了正义主题的制度正义转向,提出了制度正义的优先性(选择的优先性和评价的优先性)问题。罗尔斯通过契约论论证了选择的优先性,又通过制度正义作为一种背景正义比个人正义更为基本和重要而论证了评价的优先性。罗尔斯的制度正义优先性理论启发我们:必须正确处理制度正义和个人正义的关系,必须加强社会制度建设,必须把执政者的道德与制度本身的伦理区分开来,使人们既有支持和帮助建立正义制度的义务,也有改造不正义制度的权利。     

从起点的平等到结果的平等——读罗尔斯《正义论》

基于对美国社会现实的关注和思考,罗尔斯通过继承契约主义传统并批判功利主义正义观,建立了自己的正义理论。罗尔斯正义论的核心是平等,他认为正义总是意味着平等。罗尔斯的正义二原则集中体现了罗尔斯的平等观点,第一个原则是对自由权利的平等分配,第二个原则是对机会和利益的平等分配。罗尔斯对正义的论证是从起点的平等到结果的平等。差别原则是罗尔斯正义论核心中的核心。正义二原则试图达到的就是一种普遍的平等。罗尔斯所追求的是一种平等主义而非绝对的平均主义。作为新自由主义的代表,罗尔斯试图融合自由和平等,建立一种自由的平等主义。     

直觉、契约与反思的平衡——《正义论》的论证方法

论证方法上的创新是《正义论》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学界对罗尔斯正义理论中论证方法上讨论较少。罗尔斯在《正义论》中运用了诉诸直觉、契约论和反思平衡的方法．各个方法之间相互支撑，形成一个全面的论证体系。     

论《正义论》中基本善的作用及其存在的必然性

罗尔斯在其义务论的道德哲学中区分了两种善理论,即善的强理论(the thick theory of good)和善的弱理论(the thin theory of good)。前者以良序社会中的正当原则为基础,并在正当优先于善的义务论框架中被广泛讨论。后者则以基本善为核心范畴,以此构建其道德哲学的实践推理基础。不过,他对基本善的设定由于游离于其义务论框架之外而未能得到足够关注。然而,《正义论》对基本善的设定却是理论的必然。该理论在《正义论》中有两个应用层次:首先,它是罗尔斯的道德契约论的推理起点;其次,没有基本善的存在,罗尔斯提出的两个正义原则将难以在道德层面获得足够的稳定性。     

浅论罗尔斯的契约正义思想及其对我国政治发展的启示

罗尔斯提出两个正义原则,来自于人们一致同意的契约,作用于社会基本结构,为社会成员审视宪政民主制度的合理性提供了一个可靠的基点,因此,罗尔斯继承并超越了古典社会契约理论,发展了其独具特色的契约正义思想。面对我国目前社会结构发生的变化、阶层群体冲突增加以及公平正义问题凸显的现状,罗尔斯契约正义思想所蕴含的道德原则、契约精神及对弱势群体的关注有利于从政治制度化、政治民主化和政治一体化三方面促进我国的政治发展。     

合理抑或合乎情理——论罗尔斯对实践理性的结构性诠释及其困境

罗尔斯将实践理性结构性地区分为实践的合理性和实践的合情理性。这一诠释不但为当代政治哲学提供了推理依据,也为传统契约论引入新的诠释路径。该诠释认为,霍布斯所构造的利益契约能够成立的根本原因是合理性优先于合情理性的实践推理结构,罗尔斯则通过对霍布斯式实践推理的结构性倒转为两个正义原则重新提供了新的证成依据,但罗尔斯对两个正义原则的先行认肯则使其理论陷入循环论证。     

论公平的正义对功利的正义的道德合理性批判与颠覆

罗尔斯与穆勒对正义情感、原则、基础等问题的共同关切,为公平的正义颠覆功利的正义提供了可能与前提。公平的正义用基础的确定性、原则的公平性、关系的合理性超越了功利的正义的基础的模糊性、原则的不公平性、关系的颠倒性,实现了道德契约论的理论建构和价值张扬。     

浅析契约论思想方法

简要考察了契约论思想方法兴起的历史背景 ,并概述了霍布斯、洛克、卢梭的近代自然主义契约论的发展演变 ;分析了现代罗尔斯的超自然主义契约论思想方法 :作为公平的正义要领的提出、原初状态下的无知之幕的设定、词典式序列的两个正义原则以及重迭共识、公共理性和权利 (自由 )的优先性。以历史的眼光辩证地分析了契约论思想方法的长处和优点 ,并参考引用当代美国哲学家诺齐克和麦金太尔对罗尔斯契约论思想的批评 ,分析指出其缺点和不足     

从公平、正义看个人所得税的制度设计

公平、正义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公正的个税制度不仅有利于对弱势群体的扶助,更有利于整体和谐社会的建构.本文从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出发,依托制度学的研究成果,从五个方面论证了公正的个税制度设计的实现途径,即个税制度设计的价值取向要公平正义,个税制度决策的过程要公平正义,个税制度设计的要素要公平正义,个税制度执行的安排要公平正义以及个税制度的生存环境要公平正义.     

政治正义与契约论证明

正义理论与契约理论在西方政治哲学传统中均具有悠久的历史。这一理论在近几十年以来迎来了一场复兴,乃至成为当代政治哲学中反复出现的关键词之一。契约理论的这一复兴首先起源于罗尔斯的著作。他的开创性成果在于将契约理论与政治正义的问题联系在一起并用一种政治建构主义的模式表达出来。罗尔斯认为,只有经过一种建构主义的契约理论的验证,某种正义观念才可能在理性多元的当代社会中树立起来,获得理性且合理的公民的广泛认同。正是因为这种理论安排,使得罗尔斯的理论与传统的正义理论或者契约理论相比,具有更强的说服力。     

基于变更的最优承包合同的研究

建设项目承包合同的不完全性、信息的非对称性以及承发包双方的信用危机共同作用，产生了隐藏信息的道德风险以及由此引起的非效率性问题、本研究采用动态博弈理论，建立了以政府机构为主导地位的，承发包双方针对施工条件变化，围绕着工期、合同价变更的不完全合同模型．研究表明，通过确定合理的施工条件、工期、承包价及合同变更规则，承包合同可以引导承发包双方投资，避免隐藏信息的道德风险，实现社会福利最优、     

情感正义论:从诗性正义回到苏格兰启蒙

玛莎·努斯鲍姆从文学想象中构建了诗性正义,以具有“畅想”和同情能力的诗人作为正义的裁判。然而,“诗性正义”所运用的想象与同情却让人质疑其对公共生活的适用性。作为诗性正义的理论来源,苏格兰启蒙思想回应了这种质疑。休谟和斯密这两位苏格兰启蒙运动的杰出代表,在情感的基础上建构了一套经济、政治和法律的正义论,而“旁观者”、“同情”是这种正义论的关键概念。诉诸经济正义、政治正义和法律正义,休谟和斯密展现了公共生活中的社会秩序。苏格兰启蒙思想家所构想的以情感为原点的社会秩序论,契合中国社会长期以来的理论传统。处于转型时期的当代中国可以从重视人情伦常的传统中发掘合适的理论,并汲取苏格兰启蒙思想中的道德情感论,在经济、政治和法律领域做出自己的理论探索。     

论马克思道德理论的特质——基于分析马克思主义“道德之争”的反思

分析马克思主义的“道德之争”，肇始于“正义之争”，即关于马克思是否以正义之名来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争论。虽然分析马克思主义是基于马克思的经典文本来阐释马克思的道德理论，但是他们忽视了马克思的道德理论得以产生的德国古典伦理和古希腊城邦伦理的理论背景，隐匿了马克思对于自由主义超历史道德观的批判，无视马克思道德理论形成的现实基础和价值立场。分析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道德理论的“建构”反而更加充分地体现了马克思道德理论的特质。     

论王安石义利观的历史评价

对王安石义利观的评价,有＂道义论＂否定性的评价和＂功利论＂肯定性的评价。古代＂道义论＂的评价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封建专制主义＂政统＂论;一是理学家＂道统＂论。朱熹从＂道统＂论中＂道问学＂角度来否定,陆九渊则从＂道统＂论的＂尊德性＂的角度来否定。＂功利论＂肯定性的评价有三种：古代功利论、近代资产阶级功利论、马克思主义功利论。如果说道义论是从传统＂义＂的角度来否定王安石的义利观,那么,功利论则是从＂利＂的角度来肯定。     

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

文章立足中国古代优秀传统文化,从思想道德教育的内容与方法两个方面,对搞好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文章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律己修身”、“仁爱孝悌”、“尚群为公”、“崇尚节俭”等对于提高大学生的道德修养大有裨益;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以身作则”、“启发诱导”、“因材施教”、“循序渐进”、和“为仁由己”等则是我们搞好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有效方法。     

双重压力之源——关怀理论视阈下女性主义对关怀政治价值的认知分析

关怀理论是女性主义思想体系对正义社会进行理论认知的新发展,区别于传统正义理论对个体独立性的诉求。关怀理论关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肯定依赖作为人类社会发展和完善的基本事实的基础上,将关怀置于道德和政治生活的中心。关怀政治价值的提出解决了长期以来存在于女性主义理论内部关于如何在推进家庭关怀活动社会化的同时避免女性群体内部阶级阶层矛盾激化的争论,为解构家庭关怀活动的性别属性提供了独特的理论出路,这对性别平等事业的发展将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